老舍评传（出书版） 作者:潘怡为
正文 第 10 章
老舍评传（出书版） 作者:潘怡为
第 10 章
这个作品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并不在这里。描述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洋博士“谋事”的经过，这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地方。这个作品的深刻性在于表现了一个严峻的事实：“腐臭社会”的土壤上如何长出了“恶之花”。作品明白地告诉我们，文博士灵魂的黑暗和卑琐，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他出洋留学，学识未必增长多少，却沾染不少洋奴的习气。从国外回来，他已经没有多少民族的自尊和爱国的情怀，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给济南的破坏，他“恶心，不是伤心。”他“并不十分热心记着五三惨案”。他对于官场的黑暗，表现为屈从和适应。为了钱，为了地位，可以不要人的尊严。作品描述他在钻营的活动中如何在“腐臭的”社会环境中丧尽了那仅有的一点作人的“良心”和尊严，成了一个市侩小人。他曾经对自己侍奉那个寂寞而无聊的杨老太太而心存恼怒，对自己近于男妓的角色而闪出过难堪的念头，但是为了讨人欢心、攀附贵人，他忍下了：“文博士，请忍耐一些！”他心中叫着自己。他曾经因为直觉地感到丽琳俯就的背后可能藏着不正当的东西，所以在正派而又严肃的振华面前总有些自惭，对比之下，也觉得丽琳未免“卑贱”，但是，当他得到丽琳的提醒，打通卢平福的门路，而得到“明导会”专员的职务时，他又感到结交丽琳的重要，在他眼里，丽琳又变得聪敏，与众不同。他已经不再有香臭、美丑的界限。他知道，他因为贪图杨家的富贵，而把自己“卖”了：“卖了就卖了吧，反正他们有钱，不在乎！”他做了“明导会”专员以后立即辞退“齐鲁文化学会”办事员老楚，不管老楚是否能够继续生活下去，已经够残忍了；他毫不留情地要攫取唐先生管理“齐鲁文化学会”所掌握的钱财，以补自己花用的不足，全不管唐先生如何，又表现得多么贪婪！他成了这样残忍、贪婪、卑劣、无耻的人，却“官运亨通”了！他先是被焦委员纳入“小格格”之中，又被杨家丽琳姑娘纳入“升官发财”的轨道，他是彻底的被黑暗社会“俘获”了。从概括的意义上讲，他陷进了黑暗的渊薮，成了助长着人世间卑劣与无耻的角色。文博士是卑劣之徒，到处钻营，不择手段，出卖灵魂；然而那渍染他、驱使他这样做的“腐臭”的社会更卑污。作家借文博士的发迹史所要表述的正是这样的思想。从这一点说，《文博士》同《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在主题的开掘上有某些相近的地方，虽然这三部作品的题材有着根本的不同。
老舍在不同的作品中，都曾经或深或浅地接触到市民的生活遭遇。《文博士》中的唐先生并不属于在饥饿线上挣扎的贫苦市民，他的一家算是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他的家境殷实，还算过得去；这全靠他在夹缝中长于算计。作品颇为细致地描述了他整日奔忙而又毫无积极结果的无聊生活，也描述了他总是想往上爬又屡屡失败的痛苦的心理状态。他在济南“交往很广”，但是他的生活地位却处在动荡不定之中。他曾经参与筹建以研究山东省历史地理古物艺术为宗旨的齐鲁文化学会，可是事成之后焦委员却做了会长，他只做了个事务员。“他只有事而无职”，他没办法抗议，唯一的就是在会里安排了个仆人老楚，照管着那几间破屋子，他从每月五十元的开销里克扣四十块，算是得到的一点“油水”。他知道自己的卑微，从来都“不曾独当一面的作点大事”；他把对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大儿子已去做事，二儿子在大学毕了业，三儿子还在中学，将来也有入大学的希望，女儿呢，在师范毕业，现在做着小学教员。他处心积虑希望同文博士联姻，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只能在大学毕业，可是女婿是个博士，把一切的缺点都可以弥补过来了。”他的虚荣心本身也表现着他的自卑和虚弱。女儿不同意与文博士结合，他转而又想在文博士得到“明导会”专员职务后，请文博士选用次子建华做助手。他对生活没有奢望，这一点同文博士不同。文博士一心靠着“洋状元”这个头衔“打进”上流社会，唐先生所希望的不过是给孩子找一个可以糊口的职业；文博士是把一切可以利用的人都加以利用，然后“过河拆桥”，唐先生却是首先使他人占大便宜，自己不过从中揩些油水。“谨慎小心一向是他的座右铭”，他安分守己，甚至听到女儿议论一下社会的弊端都感到恐惧。然而，他并没有因此事事如意。相反，他是步步失足，事事落空，费了九牛二虎力气四处“运动”，结果文博士做了“明导会”专员之后，“助手”的位置却被方国器占据，建华依然是个谁也看不起的失业大学毕业生。唐先生委屈地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唯其自己在种种的限制中勉强挣扎，所以才老为别人修路造桥；别人都走过去，他自己反落在后边。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公认的修路工人，谁都可以叱呼他，命令他，而他自己就谦卑的，低声下气的，忍受，服从……”。唐先生的形象具有两重性，他势利，一心向上爬，在“腐臭的社会”力图抓一把，这些方面使人鄙弃；然而，他命运多乖，不断受比他更有办法的人捉弄，这些方面又使人同情。
唐先生的女儿振华的形象，在作品中还只是一个剪影。在振华的形象中寄托着作家的某些理想和希望。她的存在给了读者一线光明：在烂泥潭一样的社会中究竟还有品格正直、精神健全的人，并不全然是势利之徒。她严正地冷静地看着周围丑恶的现实，不肯同流合污。她虽然不是叱咤风云的革命者，但是坚定、沉毅，给人以力量。她一针见血地揭破卢平福的“底细”：“他，臭虫，一辈子忙的就是吸人血。他也是留学生呢！”她敢于当面拒绝文博士的纠缠，并以明快的语言指出文博士一流人的致命伤是：“他们不去努力作自己的事，而老想借别人的光儿一下子跳起去。”“他们要顶好的事，要顶有钱的太太，并不看事情本身对别人有什么好处，并不为找个真能帮助自己的女子而结婚。他自居为最上等的人，总想什么力气也不卖，而吃最好的，喝最好的。……”她认为父亲的日日奔波是“空虚”，文博士的钻营是“糊涂”；有“这个腐臭的社会”才有“那样的事，那样的人”，她是把周围的丑恶现象同“腐臭的社会”联系在一起观察的。她对自己、对别人、对一切事都有一个极清醒的认识，她是一个有着坚定生活信念的姑娘。她曾经对文博士说过如下的话：“我知道我长得不体面，资格低；我现在只想教小学生，将来呢，谁知道。无论怎么说吧，我知道我的价值，不敢高抬自己，也不肯轻看自己。我愿意这样，所以也愿意别人这样。我若是你，文博士，我就去找点自己能作的事，把力气都拿出来，工作的本身就是最高的报酬，劳力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这些话反映着她刚强自立的性格，也反映着她带有革命色彩的人生观。这个形象还是比较单薄的，作家似乎也无意多侧面地充分地展开描述。她只是作为四处钻营的文博士和萎糜奢侈的六姑娘丽琳的对照而存在的；有些时候又象是作家主观评价的“传声筒”。
《文博士》是一部在现代文学史上不大为人注意的作品。它似乎被人们遗忘了。这是不公平的。当然，从艺术表现的严谨和圆熟上看，它不如《离婚》；从题材的新开拓和主题的深刻性上看，它不如《骆驼祥子》。这都是事实。然而它也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是不应该忽视的。这个作品主题和题材的特别之处在于：它通过一个留学生回国以后“谋事”的经历，暴露了国民党官场的腐败、社会上的市侩风习以及最终依附于封建势力、反动政权的知识分子卑污的灵魂。作品写了一组知识分子：这里有已经做了商会会长的过去的留学生卢平福，这里也有正在不顾一切到处钻营的才回国的留学生文博士，这里还有呆在家里随时准备嫁给留学生的六姑娘丽琳和愚钝而又迂腐的建华等等。这些人（除振华外）的归宿是或迟或早都必将成为反动统治的帮凶、奴才，靠反动统治阶级的施舍维持自己优裕的生活。作家试图从较广阔的视角来剖析社会的某一侧面：知识界的堕落。作家愤懑的感情是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的。这个作品最初连载于《论语》，但它并不闲适，个别段落虽偶涉幽默，但大多数情况下却是辛辣的讽刺。作家的艺术风格到这时有了明显的变化，是更趋深沉了。
第十三章 现代文学史上的明珠——《骆驼祥子》
长期酝酿，偶然得之
一九三六年夏，老舍辞去山东大学的教职，在青岛黄县路六号的寓所从事专业写作，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离开青岛为止。据胡洁青先生回忆：这一年，是他前半生中最安静，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年。说安静，是指他在这一年里没有别的任何职务或头衔，心无二用地闭门写作；说紧张，是因为他在这一年里发表的作品非常之多。（注：见胡洁青：《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旧居》，《文史哲》1981年第4期。）就是在这一年里，老舍完成了名著《骆驼祥子》的写作。
关于《骆驼祥子》成书的具体过程，胡洁青先生说过如下的话：
……这所房子（指黄县路六号寓所——引者）在老舍的创作生涯中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他的《骆驼祥子》从开始构思到最后写完，都是在这里。具体来说，最初的创作冲动是在那间客厅里闲谈中出现的。我记得，当时的所谓客厅，布置得极为简单：南窗下摆了一些花草，西墙上挂了一点字画，余外就是数把藤椅和一两个茶几。东西不多，倒也窗明几净，朋友们常来这里扯闲篇儿。一九三六年的春天，山大的一位教授来我们家聊天，说起北平有个洋车夫一辈子都想拉上自己的车，三起三落，末了还是受穷；还说起什么车夫也被“丘里。吃人家的粮米，便得老老实实的在笼儿里，给人家啼唱，而随时可以被人卖掉。”所以，他否定了这条道路：“我不愿闲着！”“我爱拉车！”这是一个劳动者的自尊和骨气，祥子在奋斗的历程中所以生气勃勃，同他葆有这种坚定的生活信念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同虎妞结合以后，他感到这种独立自由生活的愿望和信念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虎妞认为祥子的一切应该由她来摆布，道理很简单：“你娶老婆，可是我花的钱，你没往外掏一个小钱。想想吧，咱俩是谁该听谁的？”祥子是看重实际的，他不能否认这个事实。虎妞不单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控制了祥子，以致使祥子痛苦地感到：“要了她，便没了他。”他想做一个独立和自由车夫的梦想是越加渺茫了。
祥子对生活的彻底绝望是在知道了小福子自杀以后。虎妞难产而死，不但使他在经济上破了产，而且大大消损了他生活的勇气。如果说他心中的一角还亮着一星温暖的火光，那就是他还希望同深情地期待着他的小福子结合，“重整旗鼓”，然而这样一点希望的火花也熄灭了，小福子自杀了。他生活的信念死灭了。他坐在小福子的坟头，痛苦地、不情愿地看清了这一事实：“他是要强的，小福子是要强的，他只剩下些没有作用的泪，她已作了吊死鬼！一领席，埋在乱死岗子，这就是努力一世的下场头！”
祥子在苦难而又冷酷的生活面前低下了头。
小说从二十三章后半部分到二十四章结末，描述了祥子的堕落，描述了他衰颓的形象。“脸，身体，衣服，他都不洗，头发有时候一个多月不剃一回。”“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摘了去。”最后，脏病使他不能再干拉洋车的活路，只在人们红白喜事时替人家做些零碎的杂事，混口饭吃。有结婚的，他替人家打着旗伞；有出殡的，他替人家举着花圈挽联。他是这样地形同“走兽”了：
打着那么个小东西，他低着头，弯着背，口中叼着个由路上拾来的烟卷头儿，有气无力的慢慢的蹭。大家立定，他也许还走；大家已走，他也许多站一会儿；他似乎听不见那施号发令的锣声。他更永远不看前后的距离停匀不停匀，左右的队列整齐不整齐，他走他的，低着头象作着个梦，又象思索着点高深的道理。那穿红衣的锣夫，与拿着绸旗的催押执事，几乎把所有的村话都向他骂去：“孙子！我说你呢，骆驼！你他妈的看齐！”他似乎还没有听见。打锣的过去给了他一锣锤，他翻了翻眼，朦胧的向四外看一下。没管打锣的说了什么，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
这就是祥子的结局。这样的艺术描写是为作品的整体构思决定的。作家后来删去了二十三章后半到二十四章的这一部分艺术描写。我们觉得还是保留好。这自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首先，这样的艺术描写，既符合生活逻辑，也符合祥子性格发展的逻辑。“因为以前卖过力气而并没有分毫的好处”，他何必再奋斗？“既没从洋车上成家立业，什么事都随着他的希望变成了‘那么回事’。”作品中的这一句话是异常深刻的：“他为自己努力，也为自己完成了死亡。”他的奋斗里就埋伏着向衰颓转化的消极因素，“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在旧社会那样的条件下，祥子的结局只能如此。
其次，这样的艺术描写，可以同开头“快活的，要强的”祥子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强化祥子悲剧的色彩。作品的前半部分，作品以相当多的篇幅，描绘了祥子作为劳动者的美的精神世界。他即使在极端苦闷的情况下，也不染指于“白房子”，保持着他纯洁的心田；当曹先生家遇难，他分文不取，并向老程表明心迹，表现了一个劳动者坦荡的胸怀；在冬夜的小茶馆里，他给老马祖孙两代买羊肉包充饥，倾注了对穷人真诚的关切；他有可能靠刘四的现成钱过日子而宁愿凭自己力气吃饭，表现了劳动者的本色，等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健壮的、善良的、正直的、向上的农村小伙子，却沦落成为一个如此衰颓的无业游民，一个自私的、懒惰的可怜虫！作家在几处讲到这样的意思：“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在这里作家提出了一个“谁之罪”的问题，回答自然是十分明确的。所以祥子性格的前后变化，是统一在对旧制度的控诉上的；把祥子的结局按照生活的逻辑写得越充分，作品的控诉力量越强烈。文学作品总是要诉诸读者的感情。堕落的祥子唤起的读者的感情，不是嫌恶，而是悲愤。如果删去对祥子堕落之后的艺术描写，这种悲剧的迫人力量反倒减弱了。这是一个使人深思的问题。
最后，这样的艺术描写，也强化了作品的思想。这个作品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要否定祥子式的个人奋斗的道路。老马曾经用他的体验，向祥子指出想独自混好是个梦想：“谁不是那么想呢？可是谁又混好了呢？……我算是明白了，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祥子从自己的经历中也明白了：“刘四，杨太太，孙侦探——并不能因为他的咒骂就得了恶报；他自己，也不能因为要强就得了好处。自己，专仗着自己，真象老人所说的，就是被小孩子用线拴上的蚂蚱，有翅膀又怎样呢？”但是作为个体劳动者的生活和劳动方式，决定他必然选择个人奋斗的途径；即使在他明白这样的道路走不通之后，由于阶级地位的局限，也不可能自发地找到使自己摆脱苦难的正确道路，而只能在黑暗中乱撞，甚至陷入深渊。老舍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述了这一个阶层劳动者的命运，有深深的同情，也有严峻的责难。他称祥子是“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样的评断，既符合历史的本质真实，也隐含着作家的倾向。这种倾向熔铸在对祥子堕落结局的艺术描写之中，这就不但从理念上，更重要的是从感情上激动读者必须深思这个重大的社会课题。
艺术上的追求
老舍是一位对文体精熟的大作家。他在自己长长的创作历程上，从未间断对于写作艺术的锤炼和追求。可以说，他每写一部作品，都有一种特别的探索，或者是在取材上，或者是在结构上，或者是在语言上，或者是在风格上。
《骆驼祥子》在艺术格调上显示了一些新的特色。它清新、深厚、朴实。这同在这之前写的《离婚》和《牛天赐传》有着明显的差别。这种艺术格调上的差异，同作家对生活的认识有关系，同作家对“幽默”看法的变化也有一定关系。
“幽默”使他的《离婚》获得了成功。但是作家在写了《牛天赐传》以后发现“死啃幽默总会有失去幽默的时候；到了幽默论斤卖的地步，讨厌是必不可免的。我的困难至此乃成为毛病。艺术作品最忌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与无病呻吟的罪过原是一样的。”（注：《我怎样写〈牛天赐传〉》。）“返归幽默”并不意味着“一味幽默”，老舍在总结了这样几部作品在艺术格调上的成败得失之后，写作《骆驼祥子》时，他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的去写。在往常，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有时候，事情本没什么可笑之处，我也要运用俏皮的言语，勉强的使它带上点幽默味道。这往好里说，是可以使文字活泼有趣；往坏里说，就往往招人讨厌。《祥子》里没有这个毛病。即使它还未能完全排除幽默，可是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这一决定，使我的作风略有改变，教我知道了只要材料丰富，心中有话可说，就不必一定非幽默不足叫好。”（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这种艺术格调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由作家对特定题材的感情态度所决定的。《离婚》的题材，大多是取自小市民的“几乎无事的悲剧”的灰色生活，这种生活本身就包含着取之不尽的幽默素材，作家以“含泪的微笑”对待之，自然呈现出温婉的讽刺和幽默的情调。《骆驼祥子》则不同，它主要内容是展示“地狱”中悲苦、晦暗的场景，作家悲愤的感情，不容许他点染幽默的色彩。如果说《离婚》中的作家评述的语言，更多的是幽默的挖苦和揶揄式的嘲讽，那么，《骆驼祥子》中作家评述的语言，则更多的是同情、辩解、申讨或控诉。作家严格地控制着艺术的情调，表现了高超的艺术修养。
《骆驼祥子》在艺术表现上是富于独创性的。
第 10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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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评传（出书版） 作者:潘怡为
第 10 章
这个作品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并不在这里。描述一个从国外回来的洋博士“谋事”的经过，这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地方。这个作品的深刻性在于表现了一个严峻的事实：“腐臭社会”的土壤上如何长出了“恶之花”。作品明白地告诉我们，文博士灵魂的黑暗和卑琐，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他出洋留学，学识未必增长多少，却沾染不少洋奴的习气。从国外回来，他已经没有多少民族的自尊和爱国的情怀，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给济南的破坏，他“恶心，不是伤心。”他“并不十分热心记着五三惨案”。他对于官场的黑暗，表现为屈从和适应。为了钱，为了地位，可以不要人的尊严。作品描述他在钻营的活动中如何在“腐臭的”社会环境中丧尽了那仅有的一点作人的“良心”和尊严，成了一个市侩小人。他曾经对自己侍奉那个寂寞而无聊的杨老太太而心存恼怒，对自己近于男妓的角色而闪出过难堪的念头，但是为了讨人欢心、攀附贵人，他忍下了：“文博士，请忍耐一些！”他心中叫着自己。他曾经因为直觉地感到丽琳俯就的背后可能藏着不正当的东西，所以在正派而又严肃的振华面前总有些自惭，对比之下，也觉得丽琳未免“卑贱”，但是，当他得到丽琳的提醒，打通卢平福的门路，而得到“明导会”专员的职务时，他又感到结交丽琳的重要，在他眼里，丽琳又变得聪敏，与众不同。他已经不再有香臭、美丑的界限。他知道，他因为贪图杨家的富贵，而把自己“卖”了：“卖了就卖了吧，反正他们有钱，不在乎！”他做了“明导会”专员以后立即辞退“齐鲁文化学会”办事员老楚，不管老楚是否能够继续生活下去，已经够残忍了；他毫不留情地要攫取唐先生管理“齐鲁文化学会”所掌握的钱财，以补自己花用的不足，全不管唐先生如何，又表现得多么贪婪！他成了这样残忍、贪婪、卑劣、无耻的人，却“官运亨通”了！他先是被焦委员纳入“小格格”之中，又被杨家丽琳姑娘纳入“升官发财”的轨道，他是彻底的被黑暗社会“俘获”了。从概括的意义上讲，他陷进了黑暗的渊薮，成了助长着人世间卑劣与无耻的角色。文博士是卑劣之徒，到处钻营，不择手段，出卖灵魂；然而那渍染他、驱使他这样做的“腐臭”的社会更卑污。作家借文博士的发迹史所要表述的正是这样的思想。从这一点说，《文博士》同《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在主题的开掘上有某些相近的地方，虽然这三部作品的题材有着根本的不同。
老舍在不同的作品中，都曾经或深或浅地接触到市民的生活遭遇。《文博士》中的唐先生并不属于在饥饿线上挣扎的贫苦市民，他的一家算是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他的家境殷实，还算过得去；这全靠他在夹缝中长于算计。作品颇为细致地描述了他整日奔忙而又毫无积极结果的无聊生活，也描述了他总是想往上爬又屡屡失败的痛苦的心理状态。他在济南“交往很广”，但是他的生活地位却处在动荡不定之中。他曾经参与筹建以研究山东省历史地理古物艺术为宗旨的齐鲁文化学会，可是事成之后焦委员却做了会长，他只做了个事务员。“他只有事而无职”，他没办法抗议，唯一的就是在会里安排了个仆人老楚，照管着那几间破屋子，他从每月五十元的开销里克扣四十块，算是得到的一点“油水”。他知道自己的卑微，从来都“不曾独当一面的作点大事”；他把对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大儿子已去做事，二儿子在大学毕了业，三儿子还在中学，将来也有入大学的希望，女儿呢，在师范毕业，现在做着小学教员。他处心积虑希望同文博士联姻，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只能在大学毕业，可是女婿是个博士，把一切的缺点都可以弥补过来了。”他的虚荣心本身也表现着他的自卑和虚弱。女儿不同意与文博士结合，他转而又想在文博士得到“明导会”专员职务后，请文博士选用次子建华做助手。他对生活没有奢望，这一点同文博士不同。文博士一心靠着“洋状元”这个头衔“打进”上流社会，唐先生所希望的不过是给孩子找一个可以糊口的职业；文博士是把一切可以利用的人都加以利用，然后“过河拆桥”，唐先生却是首先使他人占大便宜，自己不过从中揩些油水。“谨慎小心一向是他的座右铭”，他安分守己，甚至听到女儿议论一下社会的弊端都感到恐惧。然而，他并没有因此事事如意。相反，他是步步失足，事事落空，费了九牛二虎力气四处“运动”，结果文博士做了“明导会”专员之后，“助手”的位置却被方国器占据，建华依然是个谁也看不起的失业大学毕业生。唐先生委屈地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唯其自己在种种的限制中勉强挣扎，所以才老为别人修路造桥；别人都走过去，他自己反落在后边。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公认的修路工人，谁都可以叱呼他，命令他，而他自己就谦卑的，低声下气的，忍受，服从……”。唐先生的形象具有两重性，他势利，一心向上爬，在“腐臭的社会”力图抓一把，这些方面使人鄙弃；然而，他命运多乖，不断受比他更有办法的人捉弄，这些方面又使人同情。
唐先生的女儿振华的形象，在作品中还只是一个剪影。在振华的形象中寄托着作家的某些理想和希望。她的存在给了读者一线光明：在烂泥潭一样的社会中究竟还有品格正直、精神健全的人，并不全然是势利之徒。她严正地冷静地看着周围丑恶的现实，不肯同流合污。她虽然不是叱咤风云的革命者，但是坚定、沉毅，给人以力量。她一针见血地揭破卢平福的“底细”：“他，臭虫，一辈子忙的就是吸人血。他也是留学生呢！”她敢于当面拒绝文博士的纠缠，并以明快的语言指出文博士一流人的致命伤是：“他们不去努力作自己的事，而老想借别人的光儿一下子跳起去。”“他们要顶好的事，要顶有钱的太太，并不看事情本身对别人有什么好处，并不为找个真能帮助自己的女子而结婚。他自居为最上等的人，总想什么力气也不卖，而吃最好的，喝最好的。……”她认为父亲的日日奔波是“空虚”，文博士的钻营是“糊涂”；有“这个腐臭的社会”才有“那样的事，那样的人”，她是把周围的丑恶现象同“腐臭的社会”联系在一起观察的。她对自己、对别人、对一切事都有一个极清醒的认识，她是一个有着坚定生活信念的姑娘。她曾经对文博士说过如下的话：“我知道我长得不体面，资格低；我现在只想教小学生，将来呢，谁知道。无论怎么说吧，我知道我的价值，不敢高抬自己，也不肯轻看自己。我愿意这样，所以也愿意别人这样。我若是你，文博士，我就去找点自己能作的事，把力气都拿出来，工作的本身就是最高的报酬，劳力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这些话反映着她刚强自立的性格，也反映着她带有革命色彩的人生观。这个形象还是比较单薄的，作家似乎也无意多侧面地充分地展开描述。她只是作为四处钻营的文博士和萎糜奢侈的六姑娘丽琳的对照而存在的；有些时候又象是作家主观评价的“传声筒”。
《文博士》是一部在现代文学史上不大为人注意的作品。它似乎被人们遗忘了。这是不公平的。当然，从艺术表现的严谨和圆熟上看，它不如《离婚》；从题材的新开拓和主题的深刻性上看，它不如《骆驼祥子》。这都是事实。然而它也有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是不应该忽视的。这个作品主题和题材的特别之处在于：它通过一个留学生回国以后“谋事”的经历，暴露了国民党官场的腐败、社会上的市侩风习以及最终依附于封建势力、反动政权的知识分子卑污的灵魂。作品写了一组知识分子：这里有已经做了商会会长的过去的留学生卢平福，这里也有正在不顾一切到处钻营的才回国的留学生文博士，这里还有呆在家里随时准备嫁给留学生的六姑娘丽琳和愚钝而又迂腐的建华等等。这些人（除振华外）的归宿是或迟或早都必将成为反动统治的帮凶、奴才，靠反动统治阶级的施舍维持自己优裕的生活。作家试图从较广阔的视角来剖析社会的某一侧面：知识界的堕落。作家愤懑的感情是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的。这个作品最初连载于《论语》，但它并不闲适，个别段落虽偶涉幽默，但大多数情况下却是辛辣的讽刺。作家的艺术风格到这时有了明显的变化，是更趋深沉了。
第十三章 现代文学史上的明珠——《骆驼祥子》
长期酝酿，偶然得之
一九三六年夏，老舍辞去山东大学的教职，在青岛黄县路六号的寓所从事专业写作，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离开青岛为止。据胡洁青先生回忆：这一年，是他前半生中最安静，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年。说安静，是指他在这一年里没有别的任何职务或头衔，心无二用地闭门写作；说紧张，是因为他在这一年里发表的作品非常之多。（注：见胡洁青：《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旧居》，《文史哲》1981年第4期。）就是在这一年里，老舍完成了名著《骆驼祥子》的写作。
关于《骆驼祥子》成书的具体过程，胡洁青先生说过如下的话：
……这所房子（指黄县路六号寓所——引者）在老舍的创作生涯中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他的《骆驼祥子》从开始构思到最后写完，都是在这里。具体来说，最初的创作冲动是在那间客厅里闲谈中出现的。我记得，当时的所谓客厅，布置得极为简单：南窗下摆了一些花草，西墙上挂了一点字画，余外就是数把藤椅和一两个茶几。东西不多，倒也窗明几净，朋友们常来这里扯闲篇儿。一九三六年的春天，山大的一位教授来我们家聊天，说起北平有个洋车夫一辈子都想拉上自己的车，三起三落，末了还是受穷；还说起什么车夫也被“丘里。吃人家的粮米，便得老老实实的在笼儿里，给人家啼唱，而随时可以被人卖掉。”所以，他否定了这条道路：“我不愿闲着！”“我爱拉车！”这是一个劳动者的自尊和骨气，祥子在奋斗的历程中所以生气勃勃，同他葆有这种坚定的生活信念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同虎妞结合以后，他感到这种独立自由生活的愿望和信念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虎妞认为祥子的一切应该由她来摆布，道理很简单：“你娶老婆，可是我花的钱，你没往外掏一个小钱。想想吧，咱俩是谁该听谁的？”祥子是看重实际的，他不能否认这个事实。虎妞不单在经济上，而且在精神上控制了祥子，以致使祥子痛苦地感到：“要了她，便没了他。”他想做一个独立和自由车夫的梦想是越加渺茫了。
祥子对生活的彻底绝望是在知道了小福子自杀以后。虎妞难产而死，不但使他在经济上破了产，而且大大消损了他生活的勇气。如果说他心中的一角还亮着一星温暖的火光，那就是他还希望同深情地期待着他的小福子结合，“重整旗鼓”，然而这样一点希望的火花也熄灭了，小福子自杀了。他生活的信念死灭了。他坐在小福子的坟头，痛苦地、不情愿地看清了这一事实：“他是要强的，小福子是要强的，他只剩下些没有作用的泪，她已作了吊死鬼！一领席，埋在乱死岗子，这就是努力一世的下场头！”
祥子在苦难而又冷酷的生活面前低下了头。
小说从二十三章后半部分到二十四章结末，描述了祥子的堕落，描述了他衰颓的形象。“脸，身体，衣服，他都不洗，头发有时候一个多月不剃一回。”“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忽忽的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摘了去。”最后，脏病使他不能再干拉洋车的活路，只在人们红白喜事时替人家做些零碎的杂事，混口饭吃。有结婚的，他替人家打着旗伞；有出殡的，他替人家举着花圈挽联。他是这样地形同“走兽”了：
打着那么个小东西，他低着头，弯着背，口中叼着个由路上拾来的烟卷头儿，有气无力的慢慢的蹭。大家立定，他也许还走；大家已走，他也许多站一会儿；他似乎听不见那施号发令的锣声。他更永远不看前后的距离停匀不停匀，左右的队列整齐不整齐，他走他的，低着头象作着个梦，又象思索着点高深的道理。那穿红衣的锣夫，与拿着绸旗的催押执事，几乎把所有的村话都向他骂去：“孙子！我说你呢，骆驼！你他妈的看齐！”他似乎还没有听见。打锣的过去给了他一锣锤，他翻了翻眼，朦胧的向四外看一下。没管打锣的说了什么，他留神的在地上找，看有没有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
这就是祥子的结局。这样的艺术描写是为作品的整体构思决定的。作家后来删去了二十三章后半到二十四章的这一部分艺术描写。我们觉得还是保留好。这自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首先，这样的艺术描写，既符合生活逻辑，也符合祥子性格发展的逻辑。“因为以前卖过力气而并没有分毫的好处”，他何必再奋斗？“既没从洋车上成家立业，什么事都随着他的希望变成了‘那么回事’。”作品中的这一句话是异常深刻的：“他为自己努力，也为自己完成了死亡。”他的奋斗里就埋伏着向衰颓转化的消极因素，“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在旧社会那样的条件下，祥子的结局只能如此。
其次，这样的艺术描写，可以同开头“快活的，要强的”祥子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强化祥子悲剧的色彩。作品的前半部分，作品以相当多的篇幅，描绘了祥子作为劳动者的美的精神世界。他即使在极端苦闷的情况下，也不染指于“白房子”，保持着他纯洁的心田；当曹先生家遇难，他分文不取，并向老程表明心迹，表现了一个劳动者坦荡的胸怀；在冬夜的小茶馆里，他给老马祖孙两代买羊肉包充饥，倾注了对穷人真诚的关切；他有可能靠刘四的现成钱过日子而宁愿凭自己力气吃饭，表现了劳动者的本色，等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健壮的、善良的、正直的、向上的农村小伙子，却沦落成为一个如此衰颓的无业游民，一个自私的、懒惰的可怜虫！作家在几处讲到这样的意思：“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在这里作家提出了一个“谁之罪”的问题，回答自然是十分明确的。所以祥子性格的前后变化，是统一在对旧制度的控诉上的；把祥子的结局按照生活的逻辑写得越充分，作品的控诉力量越强烈。文学作品总是要诉诸读者的感情。堕落的祥子唤起的读者的感情，不是嫌恶，而是悲愤。如果删去对祥子堕落之后的艺术描写，这种悲剧的迫人力量反倒减弱了。这是一个使人深思的问题。
最后，这样的艺术描写，也强化了作品的思想。这个作品的重要思想之一就是要否定祥子式的个人奋斗的道路。老马曾经用他的体验，向祥子指出想独自混好是个梦想：“谁不是那么想呢？可是谁又混好了呢？……我算是明白了，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祥子从自己的经历中也明白了：“刘四，杨太太，孙侦探——并不能因为他的咒骂就得了恶报；他自己，也不能因为要强就得了好处。自己，专仗着自己，真象老人所说的，就是被小孩子用线拴上的蚂蚱，有翅膀又怎样呢？”但是作为个体劳动者的生活和劳动方式，决定他必然选择个人奋斗的途径；即使在他明白这样的道路走不通之后，由于阶级地位的局限，也不可能自发地找到使自己摆脱苦难的正确道路，而只能在黑暗中乱撞，甚至陷入深渊。老舍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述了这一个阶层劳动者的命运，有深深的同情，也有严峻的责难。他称祥子是“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样的评断，既符合历史的本质真实，也隐含着作家的倾向。这种倾向熔铸在对祥子堕落结局的艺术描写之中，这就不但从理念上，更重要的是从感情上激动读者必须深思这个重大的社会课题。
艺术上的追求
老舍是一位对文体精熟的大作家。他在自己长长的创作历程上，从未间断对于写作艺术的锤炼和追求。可以说，他每写一部作品，都有一种特别的探索，或者是在取材上，或者是在结构上，或者是在语言上，或者是在风格上。
《骆驼祥子》在艺术格调上显示了一些新的特色。它清新、深厚、朴实。这同在这之前写的《离婚》和《牛天赐传》有着明显的差别。这种艺术格调上的差异，同作家对生活的认识有关系，同作家对“幽默”看法的变化也有一定关系。
“幽默”使他的《离婚》获得了成功。但是作家在写了《牛天赐传》以后发现“死啃幽默总会有失去幽默的时候；到了幽默论斤卖的地步，讨厌是必不可免的。我的困难至此乃成为毛病。艺术作品最忌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效果，故意招笑与无病呻吟的罪过原是一样的。”（注：《我怎样写〈牛天赐传〉》。）“返归幽默”并不意味着“一味幽默”，老舍在总结了这样几部作品在艺术格调上的成败得失之后，写作《骆驼祥子》时，他决定“抛开幽默而正正经经的去写。在往常，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有时候，事情本没什么可笑之处，我也要运用俏皮的言语，勉强的使它带上点幽默味道。这往好里说，是可以使文字活泼有趣；往坏里说，就往往招人讨厌。《祥子》里没有这个毛病。即使它还未能完全排除幽默，可是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这一决定，使我的作风略有改变，教我知道了只要材料丰富，心中有话可说，就不必一定非幽默不足叫好。”（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这种艺术格调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由作家对特定题材的感情态度所决定的。《离婚》的题材，大多是取自小市民的“几乎无事的悲剧”的灰色生活，这种生活本身就包含着取之不尽的幽默素材，作家以“含泪的微笑”对待之，自然呈现出温婉的讽刺和幽默的情调。《骆驼祥子》则不同，它主要内容是展示“地狱”中悲苦、晦暗的场景，作家悲愤的感情，不容许他点染幽默的色彩。如果说《离婚》中的作家评述的语言，更多的是幽默的挖苦和揶揄式的嘲讽，那么，《骆驼祥子》中作家评述的语言，则更多的是同情、辩解、申讨或控诉。作家严格地控制着艺术的情调，表现了高超的艺术修养。
《骆驼祥子》在艺术表现上是富于独创性的。
第 10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0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