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4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正文 第 14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14 章
当然，这是陈毅一时兴起自己编出来的。“红卫兵”追问他这句语录出自何处，他的脸部微微一动，笑了一下。
陈老总现在不仅因为坚持他的“反动”观点而受到严厉批判，而且还因为他篡改神圣的主席语录而受到痛斥。会议宣布休会，让他退下。他被几名“红卫兵”护送到汽车旁，在他快要跨进车子的时候，他脱下头上的高帽子，把它交给一名“红卫兵”说：“请你好好保存，下次开会时，我还要用它。”
他的一些言论被断章取义地挑选出来，汇集成书，起名为《陈毅黑话集》。毛主席本人对“红卫兵”散布的有关陈毅的那些耸人听闻的轶事半信半疑。他对“红卫兵”所印的那本诽谤陈老总的书的评语只有简短的一句话：性情直爽，“黑话”不黑。主席说，对陈毅要“一批二保”。但是，尽管周恩来竭力为陈毅说项，这位老帅在一生的最后几年依然靠边站。
陈毅比周恩来小三岁。他和周恩来差不多同时在法国勤工俭学。他在法国的时间不长。陈毅是一位活跃的学生领袖，在中国学生为抗议里昂大学的高压措施而举行的一次示威活动中，被法国警察拘留，于一九二一年十月被驱逐出境。于是，陈毅返回祖国。后来，他在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中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自那以后，一辈子都未脱下军装。
陈毅从学生时代到人民共和国诞生，历史清白，因此他的敌人无隙可乘，不能通过夸大他个人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来整倒他。但是，由于陈毅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就成为那些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他们就攻击他对外交部的领导，指责他执行了向帝国主义势力投降的“修正主义”外交政策。
陈毅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他说，在建国以来的十七年间，中国的对外政策一直是由毛主席和党中央政治局制定的。这一政策的具体执行在一切重要关头都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导。日常工作中可能有错误和缺点，他愿意为此承担责任。但是，任何人无论怎么想入非非也不能指责政府实行的是“修正主义”对外政策。他私下对他办公室的同志说：那些革命口号喊得最响亮的人只是些玩弄辞藻的家伙。他们从来没有老老实实干过工作。他的助手们恳求他：“陈老总，你不要到处去讲啦，言多必有失呀！”
陈老总对他们说：我还是要讲，别人不愿讲，我也要讲。一个共产党员就得对党负责，不能做怕死鬼，不能怕冒风险。
为了对陈毅施加压力，“红卫兵”们在林彪和江青等人的唆使下把外交部团团围住。他们在外交部院子周围架起帐篷，严密监视，企图伺机抓住外交部长陈毅。当时，在林彪、江青的升官图上，被尊为重要人物的谢富治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他向这些狂热的年轻人提供了一切便利，他们通过扩音器大声叫喊：“揪出陈毅！揪出陈毅！打倒陈毅！”
首都街头和墙壁上到处涂写了“要把陈毅拉下马”的大标语。最后，他们获准可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次会议“批判”陈毅。周恩来作为总理同意出席这次会议，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整个会议的内容只能限于“批判”。他看到从楼厅上往下挂着一条巨幅标语，上面写着“打倒陈毅！”因此他拒绝登上主席台，直到这幅标语取走以后才上去。他坐在陈毅旁边，听着那些批判发言。这显然是为了对陈毅所受到的折磨表示同情。
突然，有几名膀大腰圆的“红卫兵”从前排的座位上冲上主席台。总理下令大会立即停止。他申斥那些主持大会的人违背诺言，警告他们说，他决不能容忍暴力。然后，他退出了会场。但是，在离开之前，他交待好随他来的警卫人员，认真保护好这位副总理，把他安全地送回家去。
周总理煞费苦心地作了各种布置，以挫败绑架陈毅的阴谋。总理必须确保这些保护措施万无一失，因为公安部长谢富治同林彪和江青有瓜葛，关系不寻常。按组织系统，公安部属国务院领导，应向周总理负责。但是，他脚踏两条船，和敌人勾结在一起。
林彪和江青合计，在人民解放军的十位元帅中，一九六七年当时还有四位挡在他们道上。他们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除林彪之外，其余五位元帅，朱德已经化大革命”中，坚持不懈地保护受迫害的干部的种种事迹，在全国千家万户到处传颂。要不是他出面干预，许多高级干部就不可能得到解放，重新出来工作，甚至还会遭到更坏的命运。到了关键的时刻，总理总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场合伸出手来援救他们——他不能太早出面，早了只会有害而无益。如果靠他的地位和威望还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在其他一切办法都失灵之后，周总理就会去向毛主席汇报。不过，这种办法只能偶尔用之。
总理出面保护徐向前，即是一例。
一九六七年化大革命”开始把人民解放军（部队机关和非战斗单位）卷进去的时候，徐向前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和林彪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致，遇到问题他总是请示周总理。
徐向前最关心的一件事是要控制“红卫兵”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造成的破坏。他认为，应让这些小青年认识到要“适可而止”，但又不显得是在给他们泼冷水。他为他们被林彪、江青之流操纵而感到担心。因此，他根据《十六条》（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精神，提出几个“不准”。
在周恩来主持下，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这几条：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搞体罚或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等等。周恩来对所有这些限制都表示赞成。但是，江青和陈伯达在会上都不表态，结果无法作出决定。
毛主席对事态的发展感到不安，于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决定陆、海、空军介入“文化大革命”，以稳定局势。他把三军的军官组成军管小组和军宣队派往政府机关、中学、大专院校和其他单位。军代表起先是起指导和顾问的作用，后来又直接参加各级领导班子。徐向前和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商讨，起草了一个军委化革命小组”的会议和以徐向前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的会议，以及这两个小组之间的联络会议。这个角色对总理来说是最适合不过的。他是一位擅长调和相互对立观点的外交家和谈判能手。但是，这对心怀叵测的林彪来说，很不称心。
为了对付主席的决定，林彪规定：全军文革受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受“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找“中央文革”。
不久，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总理参加了“中央文革”的碰头会。
林彪这一招，目的是要使徐向前无法发挥作用，并且把周总理架空。当徐向前想同“文革小组”联系时，十之件，周总理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一项是命令北京卫戍区把高级干部保护好；另一项是他自己亲自对付各派“红卫兵”，尽可能抽时间接见他们，以他那种循循善诱的谈话来说服他们注意分清是非。
“红卫兵”有时听他的话，有时不听。没完没了的会议，同“红卫兵”进行既费时间又伤脑筋的讨论，把周总理弄得筋疲力尽，元气大伤。有时，尽管他做了很大努力，到头来却徒劳无功。罗瑞卿的问题就是如此。林彪一伙逼迫罗瑞卿供认自己的“罪行”时，不仅威胁要停止给他治疗受伤的腿，而且在他坚持不屈的时候，强令医生给他截肢。
罗瑞卿和他的妻子在狱中关了七年。不许他们的儿女去探监。他们的儿子罗宇也被单独监禁了四年。由于周总理坚持不懈的努力，罗瑞卿最后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获释，他的夫人郝治平也在两个月后获释。她对罗瑞卿截肢一事，事先一无所知。所以，当夫妻二人在北京西郊的三○一医院病房里重新见面的时候，郝治平哭得非常伤心。总理给他们带去了问候和鼓励的话，提醒他们今后还是会有很多机会为党为国家出力。但是，总理对他们两人说，重要的事情是要先把身体养好。
经过长征的严峻考验，于一九三五年平安到达延安的女同志中，今天仍健在的只有四十多人了。其中最杰出的当推至今仍健在的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而最默默无闻的大概要算王定国了。 注【《瞭望》周刊，1984年第10期（3月5日）。】
王定国长征时还不到二十岁，是个宣传队员。由于工作关系，她认识不少党的高级干部，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谢觉哉。谢觉哉比她年长得多，是个能写旧体诗的诗人，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日记作家。一九三五年六月一个下午，王定国的政委带着她一道去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当时因患伤寒，卧病在床。抗日战争期间，王定国离开延安，在甘肃兰州住了几年，她丈夫当时是化大革命”中，许多事情都给弄得是非颠倒了。
骤然间，暴风雨横扫中国大地，连王定国这样的长征女战士也被林彪、江青和康生诬为“叛徒”。一九六九年二月六日，她被关进“学习班”不准回家。这些新的当权者急于除掉那些被认为是同周恩来关系密切的人，而谢觉哉同他家属从来不隐瞒他们是站在总理一边的。
这位从一九六三年就瘫痪在床的最高法院院长竟有一个多月不知妻子的下落。他作为法院院长享受的一切待遇都被取消。政府派去的炊事员也调走了，不能按时吃饭，喝水也困难。他实在难以照料自己。然而，尽管他处在这样无依无靠的境地，老人最担心的还是妻子的安危。在这令人揪心的日子里，他想到了周总理。他知道，总理此时在处理林彪和江青那伙人推到他头上来的一大堆问题，日子很不好过。不过，他还是写了一封信，送到中南海去。这是一个处于绝望境地的病人的呼声。由于周恩来的干预，三天之后王定国被放回家。但是，审查她的人按照主子的旨意，作了三项规定：第一，她必须每天上午八点到单位报到，工作时间不得外出；第二，她不准同外界有任何接触；第三，她绝对不准向任何人，甚至不准向她丈夫透露一句有关受到审讯的话。王定国答应后，立即赶回家中。
当她看到脸色苍白、形容憔悴的谢觉哉孤独地躺在沙发上时，心都碎了。她真想知道丈夫这些日子是怎么度过的，也真想知道她自己怎么会被放出来的，是谁把她从虎口中救出来的。突然，她想起了什么，便在沙发角落和坐垫四处摸索起来。谢觉哉喃喃地说：“在！在！”他甚至还强打精神，笑了笑说：“不用担心，每一片纸都在这儿呢！”
在出事之前就传说，许多党的老干部的家都被抄了。王定国出于小心，把谢觉哉的日记塞进了沙发座垫里，然后又给缝上。这些记了有六十多年的日记，长达一百万字，记载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对于研究现代史的学者来说价值连城。谢觉哉是个教员出身的共产党员，长征前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做过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他不但记录了他对政治和社会事件的个人看法，而且还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 注【任弼时(19041950)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逝世前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以及其他许多杰出人物之间的谈话和他们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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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陈毅一时兴起自己编出来的。“红卫兵”追问他这句语录出自何处，他的脸部微微一动，笑了一下。
陈老总现在不仅因为坚持他的“反动”观点而受到严厉批判，而且还因为他篡改神圣的主席语录而受到痛斥。会议宣布休会，让他退下。他被几名“红卫兵”护送到汽车旁，在他快要跨进车子的时候，他脱下头上的高帽子，把它交给一名“红卫兵”说：“请你好好保存，下次开会时，我还要用它。”
他的一些言论被断章取义地挑选出来，汇集成书，起名为《陈毅黑话集》。毛主席本人对“红卫兵”散布的有关陈毅的那些耸人听闻的轶事半信半疑。他对“红卫兵”所印的那本诽谤陈老总的书的评语只有简短的一句话：性情直爽，“黑话”不黑。主席说，对陈毅要“一批二保”。但是，尽管周恩来竭力为陈毅说项，这位老帅在一生的最后几年依然靠边站。
陈毅比周恩来小三岁。他和周恩来差不多同时在法国勤工俭学。他在法国的时间不长。陈毅是一位活跃的学生领袖，在中国学生为抗议里昂大学的高压措施而举行的一次示威活动中，被法国警察拘留，于一九二一年十月被驱逐出境。于是，陈毅返回祖国。后来，他在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中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自那以后，一辈子都未脱下军装。
陈毅从学生时代到人民共和国诞生，历史清白，因此他的敌人无隙可乘，不能通过夸大他个人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来整倒他。但是，由于陈毅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就成为那些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他们就攻击他对外交部的领导，指责他执行了向帝国主义势力投降的“修正主义”外交政策。
陈毅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他说，在建国以来的十七年间，中国的对外政策一直是由毛主席和党中央政治局制定的。这一政策的具体执行在一切重要关头都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导。日常工作中可能有错误和缺点，他愿意为此承担责任。但是，任何人无论怎么想入非非也不能指责政府实行的是“修正主义”对外政策。他私下对他办公室的同志说：那些革命口号喊得最响亮的人只是些玩弄辞藻的家伙。他们从来没有老老实实干过工作。他的助手们恳求他：“陈老总，你不要到处去讲啦，言多必有失呀！”
陈老总对他们说：我还是要讲，别人不愿讲，我也要讲。一个共产党员就得对党负责，不能做怕死鬼，不能怕冒风险。
为了对陈毅施加压力，“红卫兵”们在林彪和江青等人的唆使下把外交部团团围住。他们在外交部院子周围架起帐篷，严密监视，企图伺机抓住外交部长陈毅。当时，在林彪、江青的升官图上，被尊为重要人物的谢富治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他向这些狂热的年轻人提供了一切便利，他们通过扩音器大声叫喊：“揪出陈毅！揪出陈毅！打倒陈毅！”
首都街头和墙壁上到处涂写了“要把陈毅拉下马”的大标语。最后，他们获准可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次会议“批判”陈毅。周恩来作为总理同意出席这次会议，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整个会议的内容只能限于“批判”。他看到从楼厅上往下挂着一条巨幅标语，上面写着“打倒陈毅！”因此他拒绝登上主席台，直到这幅标语取走以后才上去。他坐在陈毅旁边，听着那些批判发言。这显然是为了对陈毅所受到的折磨表示同情。
突然，有几名膀大腰圆的“红卫兵”从前排的座位上冲上主席台。总理下令大会立即停止。他申斥那些主持大会的人违背诺言，警告他们说，他决不能容忍暴力。然后，他退出了会场。但是，在离开之前，他交待好随他来的警卫人员，认真保护好这位副总理，把他安全地送回家去。
周总理煞费苦心地作了各种布置，以挫败绑架陈毅的阴谋。总理必须确保这些保护措施万无一失，因为公安部长谢富治同林彪和江青有瓜葛，关系不寻常。按组织系统，公安部属国务院领导，应向周总理负责。但是，他脚踏两条船，和敌人勾结在一起。
林彪和江青合计，在人民解放军的十位元帅中，一九六七年当时还有四位挡在他们道上。他们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除林彪之外，其余五位元帅，朱德已经化大革命”中，坚持不懈地保护受迫害的干部的种种事迹，在全国千家万户到处传颂。要不是他出面干预，许多高级干部就不可能得到解放，重新出来工作，甚至还会遭到更坏的命运。到了关键的时刻，总理总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场合伸出手来援救他们——他不能太早出面，早了只会有害而无益。如果靠他的地位和威望还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在其他一切办法都失灵之后，周总理就会去向毛主席汇报。不过，这种办法只能偶尔用之。
总理出面保护徐向前，即是一例。
一九六七年化大革命”开始把人民解放军（部队机关和非战斗单位）卷进去的时候，徐向前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和林彪在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致，遇到问题他总是请示周总理。
徐向前最关心的一件事是要控制“红卫兵”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造成的破坏。他认为，应让这些小青年认识到要“适可而止”，但又不显得是在给他们泼冷水。他为他们被林彪、江青之流操纵而感到担心。因此，他根据《十六条》（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精神，提出几个“不准”。
在周恩来主持下，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这几条：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搞体罚或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等等。周恩来对所有这些限制都表示赞成。但是，江青和陈伯达在会上都不表态，结果无法作出决定。
毛主席对事态的发展感到不安，于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决定陆、海、空军介入“文化大革命”，以稳定局势。他把三军的军官组成军管小组和军宣队派往政府机关、中学、大专院校和其他单位。军代表起先是起指导和顾问的作用，后来又直接参加各级领导班子。徐向前和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等商讨，起草了一个军委化革命小组”的会议和以徐向前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的会议，以及这两个小组之间的联络会议。这个角色对总理来说是最适合不过的。他是一位擅长调和相互对立观点的外交家和谈判能手。但是，这对心怀叵测的林彪来说，很不称心。
为了对付主席的决定，林彪规定：全军文革受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受“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找“中央文革”。
不久，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总理参加了“中央文革”的碰头会。
林彪这一招，目的是要使徐向前无法发挥作用，并且把周总理架空。当徐向前想同“文革小组”联系时，十之件，周总理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一项是命令北京卫戍区把高级干部保护好；另一项是他自己亲自对付各派“红卫兵”，尽可能抽时间接见他们，以他那种循循善诱的谈话来说服他们注意分清是非。
“红卫兵”有时听他的话，有时不听。没完没了的会议，同“红卫兵”进行既费时间又伤脑筋的讨论，把周总理弄得筋疲力尽，元气大伤。有时，尽管他做了很大努力，到头来却徒劳无功。罗瑞卿的问题就是如此。林彪一伙逼迫罗瑞卿供认自己的“罪行”时，不仅威胁要停止给他治疗受伤的腿，而且在他坚持不屈的时候，强令医生给他截肢。
罗瑞卿和他的妻子在狱中关了七年。不许他们的儿女去探监。他们的儿子罗宇也被单独监禁了四年。由于周总理坚持不懈的努力，罗瑞卿最后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获释，他的夫人郝治平也在两个月后获释。她对罗瑞卿截肢一事，事先一无所知。所以，当夫妻二人在北京西郊的三○一医院病房里重新见面的时候，郝治平哭得非常伤心。总理给他们带去了问候和鼓励的话，提醒他们今后还是会有很多机会为党为国家出力。但是，总理对他们两人说，重要的事情是要先把身体养好。
经过长征的严峻考验，于一九三五年平安到达延安的女同志中，今天仍健在的只有四十多人了。其中最杰出的当推至今仍健在的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而最默默无闻的大概要算王定国了。 注【《瞭望》周刊，1984年第10期（3月5日）。】
王定国长征时还不到二十岁，是个宣传队员。由于工作关系，她认识不少党的高级干部，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谢觉哉。谢觉哉比她年长得多，是个能写旧体诗的诗人，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日记作家。一九三五年六月一个下午，王定国的政委带着她一道去看望周恩来。周恩来当时因患伤寒，卧病在床。抗日战争期间，王定国离开延安，在甘肃兰州住了几年，她丈夫当时是化大革命”中，许多事情都给弄得是非颠倒了。
骤然间，暴风雨横扫中国大地，连王定国这样的长征女战士也被林彪、江青和康生诬为“叛徒”。一九六九年二月六日，她被关进“学习班”不准回家。这些新的当权者急于除掉那些被认为是同周恩来关系密切的人，而谢觉哉同他家属从来不隐瞒他们是站在总理一边的。
这位从一九六三年就瘫痪在床的最高法院院长竟有一个多月不知妻子的下落。他作为法院院长享受的一切待遇都被取消。政府派去的炊事员也调走了，不能按时吃饭，喝水也困难。他实在难以照料自己。然而，尽管他处在这样无依无靠的境地，老人最担心的还是妻子的安危。在这令人揪心的日子里，他想到了周总理。他知道，总理此时在处理林彪和江青那伙人推到他头上来的一大堆问题，日子很不好过。不过，他还是写了一封信，送到中南海去。这是一个处于绝望境地的病人的呼声。由于周恩来的干预，三天之后王定国被放回家。但是，审查她的人按照主子的旨意，作了三项规定：第一，她必须每天上午八点到单位报到，工作时间不得外出；第二，她不准同外界有任何接触；第三，她绝对不准向任何人，甚至不准向她丈夫透露一句有关受到审讯的话。王定国答应后，立即赶回家中。
当她看到脸色苍白、形容憔悴的谢觉哉孤独地躺在沙发上时，心都碎了。她真想知道丈夫这些日子是怎么度过的，也真想知道她自己怎么会被放出来的，是谁把她从虎口中救出来的。突然，她想起了什么，便在沙发角落和坐垫四处摸索起来。谢觉哉喃喃地说：“在！在！”他甚至还强打精神，笑了笑说：“不用担心，每一片纸都在这儿呢！”
在出事之前就传说，许多党的老干部的家都被抄了。王定国出于小心，把谢觉哉的日记塞进了沙发座垫里，然后又给缝上。这些记了有六十多年的日记，长达一百万字，记载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对于研究现代史的学者来说价值连城。谢觉哉是个教员出身的共产党员，长征前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做过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他不但记录了他对政治和社会事件的个人看法，而且还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 注【任弼时(19041950)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逝世前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以及其他许多杰出人物之间的谈话和他们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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