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正文 第 11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11 章
在以后的几年里，田家英一直为第四卷《毛泽东选集》撰写注释而勤奋工作。这是一项耗费时间的艰巨任务。田家英不时向主席请示。由于田家英多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对主席十分敬仰、尊重，不比一般人差。但是，他没有把主席当作一尊神，而是把他看作一个人。因而对主席的某些缺点和作法私下常有些议论。他说过，在编《毛泽东选集》时，他发现主席不愿再看自己多年前的著作。主席的兴趣似乎变了，他的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新的事物。田家英本想建议毛主席摆脱日常事务，集中精力总结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教训，把更多的时间从事理论著作，因为这对后世有更大的意义。但是他忍住了，没有说出来。一九五张得很大，他手下的人散布这样一种看法：没有几个人，包括政治局委员在内，可以不受“清查”。毛主席也写了一张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从而给“红卫兵”开放绿灯，让他们去攻击那些不幸被视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周恩来从来就是极其谦虚的。他认为，即使基本上是好的干部也大有可以改进之处。他自己也讨厌官僚主义作风并与之进行斗争。那么，他现在能站出来反对审查他的部下吗？在运动初期，他没有先见之明，没能看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灾难。后来，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周围越来越多的干部受到迫害，总理开始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不分敌友，一味摧毁老一代革命者，问题实在太严重了。与此同时，他也一定已经认识到林彪和江青一类人是包藏祸心的。
周恩来一向具有敏锐的判断力，竟然看不出“文化大革命”需要改弦易辙，也没有鼓起勇气向毛主席当面指出他把党和国家引入歧途。这可能是由于他党性强和对毛主席十分崇敬的缘故。不过，他一定想到：在那个关键时刻如果公开站出来反对未必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他相信，从全局考虑，与其逆流而进，不如委屈求全。只要他还是总理，日常的政府工作和经济管理就能比较正常地进行。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受迫害的各级干部，并且还能减轻全国无数人的痛苦。还有，从长远的观点看，他对极左分子坚持斗争，使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野心无法得逞，从而使国家不致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这大概是摆在周总理面前唯一明智的方针，因为如果他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势必会使已经展开的“全面内战”激化起来。
周恩来谨言慎行并非由于怕冒风险。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一向临危不惧，他不怕牺牲，意志坚强，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他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更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正如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一样，在这个时期如果没有周恩来运筹帷幄，政府机构就不能运转。当时，正是周恩来在不断地亲自过问被罢官、批斗、投入监狱或送到边远地区去的那些人的命运。在中央领导人中，他在这方面所做的事情比任何人都要多。只要有可能他就过问，使受迫害干部的日子好过一些，或者一有机会就设法使他们得到解放。如果损失不能防止，他就尽量把损失缩减到最小的范围。
林彪死后，周总理不辞辛苦，为解放那些受迫害的干部而操劳。他常常利用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同主席商量某某人是否可以解放，重新出来工作。后来，他多次提出很长的干部名单——有些人还关在监狱里，有些人被软禁，有些人闲着无事可做——亲自和毛主席研究，争取主席的同意，释放或重新任命他们。但是，江青、康生一伙施展种种拖延手段，因此，有时已经得到平反的人并不一定立即得到自由。许多人为获释等待了几年。他们晚年的一件最大的憾事是，在他们的救命恩人周恩来逝世时没有能亲自去表示哀悼。
毛主席在这些问题上采取高高在上的态度。他在晚年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长时间重病在身。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有回顾过去失误的表示。有一次，他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承认有错误和过失。他认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他虽然没有明说百分之七十是成绩，百分之三十是错误，但一般人们认为他是这个意思。 注【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章批评“四人帮”极左的一套。张春桥和姚文元勃然大怒，召开了一次有主要编辑人员参加的会议，唱了一通反调。但是，王若水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正确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江青的那几员大将。
王若水乘张春桥和姚文元不在北京的机会，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批极左思潮的文章。气急败坏的“四人帮”扬言要对这一事件的负责人员采取严厉措施。王若水直接写信给毛主席阐述批判极左的理由，希望得到他的赞同。但是，毛主席反对这个意见，他认为全国的任务还是反对“极右”。 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1)节。】
王若水和几名与他持同样见解的《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被召到人民大会堂去。一张桌子后面坐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周恩来。桌子上放着王若水写给毛主席的信。王一看见这封信，心就沉下去了。周总理面有难色，他显然想保护王若水和其他遭到攻击的同志，但是又不能这样做。看来很明显，他自己也是被攻击的目标，因为毛主席自己已明确表示了他的态度。 注【王若水：《智慧的痛苦》，载《青年论坛》一九化大革命”之后，重申这个观点是很及时的。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毛泽东在晚年放弃了不断考验自己、改造自己的做法，的确是一大悲剧。
周恩来和毛泽东亲密共事达四十年之久，他对毛泽东的长处和弱点可以说是一清二楚。不过，有时他对毛泽东有点为了顾全同志情谊而有失直率，未敢冒与他发生冲突的风险。他谦和有余，直言敢谏、坚持原则稍嫌不足。他对毛泽东过多地考虑方式方法，而缺乏有时看来十分必要的正面交锋。他太轻易地向毛泽东做出让步，有时明知毛泽东对某些事情措置失当，也违心地屈从了。尽管这样，由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尽全力维护国家使之免遭覆灭，由于他不遗余力地保护受“四人帮”迫害的人们或设法减轻他们的痛苦，由于他牵制“四人帮”，使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企图未能得逞——而且这些斗争大半是他最后两年在医院的病床上进行的——由于这一切，中国人民今天都愿意原谅他的失误和缺点。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绍兴是个酒乡，以它醇香宜人的绍兴黄酒闻名。这种酒与另一种名酒“茅台”截然不同。和绍兴酒一样，周恩来生性温和文雅、谦恭有礼，善于和别人商量问题。然而，他也是一个意志坚如钢铁的革命家。在他那复杂、具有魅力的性格中，兼有绍兴酒和茅台酒的特征，但以“绍兴酒”为主。
一九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欲罢不能，一发不可收拾。它所造成的恶果，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未完全消除。毛泽东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毫无根据地怀疑到处都在产生修正主义，从而发动了一场在错误思想指导下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立即为林彪、江青及其同伙所利用，以遂其夺权阴谋。
运动开始后就出现了混乱局面。这些投机分子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他们看到，为了扫清他们篡权的道路，必须把许多以前的同志（尤其是身居高位的同志）除掉。至于这样做要死多少人，他们是不在乎的。在一九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一九六五年冬，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据说江青从毛泽东那里得到暗示，找了一些笔杆子来抨击该剧的作者和他的剧本。她那些御用文人中，有一个原来没什么名气、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的中层干部，名叫姚文元。这个趋炎附势的家伙很快就得到江青一伙的青睐，步步高升，最后成了控制舆论的暴君。批判《海瑞罢官》的人硬说这个剧本是恶毒的讽喻，矛头指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剧作者吴晗受到严厉批判，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揪出所谓吴晗的后台或他背后的“反党集团”。
海瑞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他原是明代一位刚正不阿的官吏，几百年来一直作为一位刚毅无畏、敢于当面指出皇帝过错的人物而为世人所敬仰。
第 11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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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11 章
在以后的几年里，田家英一直为第四卷《毛泽东选集》撰写注释而勤奋工作。这是一项耗费时间的艰巨任务。田家英不时向主席请示。由于田家英多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对主席十分敬仰、尊重，不比一般人差。但是，他没有把主席当作一尊神，而是把他看作一个人。因而对主席的某些缺点和作法私下常有些议论。他说过，在编《毛泽东选集》时，他发现主席不愿再看自己多年前的著作。主席的兴趣似乎变了，他的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新的事物。田家英本想建议毛主席摆脱日常事务，集中精力总结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教训，把更多的时间从事理论著作，因为这对后世有更大的意义。但是他忍住了，没有说出来。一九五张得很大，他手下的人散布这样一种看法：没有几个人，包括政治局委员在内，可以不受“清查”。毛主席也写了一张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从而给“红卫兵”开放绿灯，让他们去攻击那些不幸被视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周恩来从来就是极其谦虚的。他认为，即使基本上是好的干部也大有可以改进之处。他自己也讨厌官僚主义作风并与之进行斗争。那么，他现在能站出来反对审查他的部下吗？在运动初期，他没有先见之明，没能看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灾难。后来，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周围越来越多的干部受到迫害，总理开始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不分敌友，一味摧毁老一代革命者，问题实在太严重了。与此同时，他也一定已经认识到林彪和江青一类人是包藏祸心的。
周恩来一向具有敏锐的判断力，竟然看不出“文化大革命”需要改弦易辙，也没有鼓起勇气向毛主席当面指出他把党和国家引入歧途。这可能是由于他党性强和对毛主席十分崇敬的缘故。不过，他一定想到：在那个关键时刻如果公开站出来反对未必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他相信，从全局考虑，与其逆流而进，不如委屈求全。只要他还是总理，日常的政府工作和经济管理就能比较正常地进行。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受迫害的各级干部，并且还能减轻全国无数人的痛苦。还有，从长远的观点看，他对极左分子坚持斗争，使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野心无法得逞，从而使国家不致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这大概是摆在周总理面前唯一明智的方针，因为如果他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势必会使已经展开的“全面内战”激化起来。
周恩来谨言慎行并非由于怕冒风险。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一向临危不惧，他不怕牺牲，意志坚强，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他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更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正如没有毛泽东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一样，在这个时期如果没有周恩来运筹帷幄，政府机构就不能运转。当时，正是周恩来在不断地亲自过问被罢官、批斗、投入监狱或送到边远地区去的那些人的命运。在中央领导人中，他在这方面所做的事情比任何人都要多。只要有可能他就过问，使受迫害干部的日子好过一些，或者一有机会就设法使他们得到解放。如果损失不能防止，他就尽量把损失缩减到最小的范围。
林彪死后，周总理不辞辛苦，为解放那些受迫害的干部而操劳。他常常利用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同主席商量某某人是否可以解放，重新出来工作。后来，他多次提出很长的干部名单——有些人还关在监狱里，有些人被软禁，有些人闲着无事可做——亲自和毛主席研究，争取主席的同意，释放或重新任命他们。但是，江青、康生一伙施展种种拖延手段，因此，有时已经得到平反的人并不一定立即得到自由。许多人为获释等待了几年。他们晚年的一件最大的憾事是，在他们的救命恩人周恩来逝世时没有能亲自去表示哀悼。
毛主席在这些问题上采取高高在上的态度。他在晚年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长时间重病在身。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有回顾过去失误的表示。有一次，他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承认有错误和过失。他认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他虽然没有明说百分之七十是成绩，百分之三十是错误，但一般人们认为他是这个意思。 注【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章批评“四人帮”极左的一套。张春桥和姚文元勃然大怒，召开了一次有主要编辑人员参加的会议，唱了一通反调。但是，王若水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正确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江青的那几员大将。
王若水乘张春桥和姚文元不在北京的机会，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批极左思潮的文章。气急败坏的“四人帮”扬言要对这一事件的负责人员采取严厉措施。王若水直接写信给毛主席阐述批判极左的理由，希望得到他的赞同。但是，毛主席反对这个意见，他认为全国的任务还是反对“极右”。 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1)节。】
王若水和几名与他持同样见解的《人民日报》的负责人被召到人民大会堂去。一张桌子后面坐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周恩来。桌子上放着王若水写给毛主席的信。王一看见这封信，心就沉下去了。周总理面有难色，他显然想保护王若水和其他遭到攻击的同志，但是又不能这样做。看来很明显，他自己也是被攻击的目标，因为毛主席自己已明确表示了他的态度。 注【王若水：《智慧的痛苦》，载《青年论坛》一九化大革命”之后，重申这个观点是很及时的。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毛泽东在晚年放弃了不断考验自己、改造自己的做法，的确是一大悲剧。
周恩来和毛泽东亲密共事达四十年之久，他对毛泽东的长处和弱点可以说是一清二楚。不过，有时他对毛泽东有点为了顾全同志情谊而有失直率，未敢冒与他发生冲突的风险。他谦和有余，直言敢谏、坚持原则稍嫌不足。他对毛泽东过多地考虑方式方法，而缺乏有时看来十分必要的正面交锋。他太轻易地向毛泽东做出让步，有时明知毛泽东对某些事情措置失当，也违心地屈从了。尽管这样，由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尽全力维护国家使之免遭覆灭，由于他不遗余力地保护受“四人帮”迫害的人们或设法减轻他们的痛苦，由于他牵制“四人帮”，使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企图未能得逞——而且这些斗争大半是他最后两年在医院的病床上进行的——由于这一切，中国人民今天都愿意原谅他的失误和缺点。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绍兴是个酒乡，以它醇香宜人的绍兴黄酒闻名。这种酒与另一种名酒“茅台”截然不同。和绍兴酒一样，周恩来生性温和文雅、谦恭有礼，善于和别人商量问题。然而，他也是一个意志坚如钢铁的革命家。在他那复杂、具有魅力的性格中，兼有绍兴酒和茅台酒的特征，但以“绍兴酒”为主。
一九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欲罢不能，一发不可收拾。它所造成的恶果，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未完全消除。毛泽东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毫无根据地怀疑到处都在产生修正主义，从而发动了一场在错误思想指导下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立即为林彪、江青及其同伙所利用，以遂其夺权阴谋。
运动开始后就出现了混乱局面。这些投机分子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他们看到，为了扫清他们篡权的道路，必须把许多以前的同志（尤其是身居高位的同志）除掉。至于这样做要死多少人，他们是不在乎的。在一九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一九六五年冬，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据说江青从毛泽东那里得到暗示，找了一些笔杆子来抨击该剧的作者和他的剧本。她那些御用文人中，有一个原来没什么名气、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的中层干部，名叫姚文元。这个趋炎附势的家伙很快就得到江青一伙的青睐，步步高升，最后成了控制舆论的暴君。批判《海瑞罢官》的人硬说这个剧本是恶毒的讽喻，矛头指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剧作者吴晗受到严厉批判，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揪出所谓吴晗的后台或他背后的“反党集团”。
海瑞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他原是明代一位刚正不阿的官吏，几百年来一直作为一位刚毅无畏、敢于当面指出皇帝过错的人物而为世人所敬仰。
第 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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