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正文 第 8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8 章

    过了几天,这位挨过批评的副主任又见到了总理。总理问他是否读过最近一期《新体育》上的一篇文章。文章讲的是,一个小学教师对自己在担任该校足球赛裁判时没有把工作做好而主动承担责任。这位教师还挨了一名球员给他的拳头。但他觉得自己有错,因为第一、作为教师他没有教育学生遵守规则,第二、自己确实错判了几个球。“真是个了不起的教师,思想境界很高,应当表扬!”总理说着,转而又明确谈了这个经验教训:“你是领导干部,可以从这个小学教师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实际上,你们的体委干部都应该向他学习。”

    谈到运动员的体育道德和作风,著名的日本女子乒乓球运动员和一九五九年世界女子单打冠军松崎君代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九六一年她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很快就赢得了乒乓球迷们的好感。因为她球艺精湛,风度雍容,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从不显得激动紧张。松崎君代当时二十三岁,而且处于最佳竞技状态。人们都认为她能够卫冕,谁知在半复赛中被一名匈牙利选手淘汰了。虽然输了,她却是带着笑容退下场来的。

    总理注意到,松崎每输一分,脸上总会掠过一丝微笑。他对这种运动员风格印象很深。他出席了为日本队举行的饯别晚宴,同客人们交谈了好一会儿。他特别向松崎君代祝贺,称赞她胜不骄、败不馁的大将风度,还要在座的中国运动员向她学习。这是松崎君代首次会见中国总理。从一九六一年起,她便成为周总理和总理夫人的朋友。在后来几次访华时,松崎君代都被请到中南海总理家作客。一九六三年君代再次夺得世界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周总理在给日本队的贺电中还特别提到她的胜利。松崎君代在中国享有殊荣,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人们称为“周总理的客人”,甚至在总理逝世后也是如此。

    松崎君代在第二次获得世界女子单打冠军后,便不再参加正式比赛。一九六四年十月她作为日本女子乒乓球队教练重访中国。她和其他一些著名的中、日乒乓球运动员应邀到周总理家吃饭。这次她吐露了一个秘密:她要结婚了。周总理和女主人马上向她赠送了两条大红绣花被面作为结婚礼物。①@①周斌:《精心浇灌友谊花——忆周总理家的一次午餐会》,载一九艺界、体育界人士交朋友,但他的朋友不限于自己的同胞,还有外国人。他对朋友们无微不至的关心一直被大家传为佳话。

    周恩来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章,她的精神还很年轻。我们祝贺斯特朗女士继续为人民写大量的文章,祝贺她永远年轻!”

    斯特朗感谢主人为她举行了一个丰富多采的生日宴会。她说,总理说她只有四十公岁,还很年轻,她听了很高兴。①@①刘良模:《怀念敬爱的周总理》,载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上海《文汇报》。@①

    出席宴会的爱泼斯坦曾在三、四十年代担任过美国合众社驻中国记者,著有《中国没有完成的革命》一书,近著是《转变中的西藏》。他的妻子邱茉莉(已故)曾帮助斯特朗做《中国书简》的编辑发稿工作。据爱泼斯坦回忆,在那次生日宴会上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周总理与宾客们一起唱歌,还鼓励大家一起哼几支熟悉的曲调,特别是《长征组歌》。他虽然年已六十七岁,看上去仍象当年在南开中学英姿飒爽地指挥学校合唱团的那副学生神气。这种欢庆场面使斯特朗心花怒放。

    《中国书简》是斯特朗一生最后一项重要新闻报道工作。书简写的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情况,每两星期出一期。当然,她对中国的报道远远不止这一件。抗日战争时期,斯特朗首先在报上揭露了国民党在一九四一年一月进攻新四军的阴谋活动。①@①关于皖南事变,参阅《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第24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另见《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729735页。@①在这一事件发生前不久,她在重庆。周恩来同她谈了好几个晚上,议论中国政局,透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以及它给紧张的国共两党关系造成的影响。他预言国民党可能再次突然掉转枪口对付共产党,而不去打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周恩来还说,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突然袭击会很快到来。“不过”,他叮嘱斯特朗说,“这些材料暂且不要发表,什么时候需要公布,请你等我的话。”

    不出一个月,蒋军果然向驻在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突然发动了进攻。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它使人想起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以突然袭击方式屠杀共产党人的卑鄙行径。他做了日本军队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然而,严密控制新闻界的国民党宣传机构却抛出无法令人相信的奇闻。他们说,事件的起因是新四军违抗命令和图谋不轨。斯特朗刚从中国回到纽约,便接到周恩来的电报:“把你所知道的材料公诸于世吧。”于是,她发表了她的报道,使同盟国为之愕然。①@①原中央外事组部分同志:《回忆周总理在解放前的外交战斗》,《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二辑,第99页,人民出版社。@①

    抗日战争结束后,斯特朗又来到中国。这次她在延安住的时候最长。她经常与周恩来夫妇讨论中国和国际局势。正是这时,毛主席在与斯特朗的一次淡话中称原子弹为“纸老虎”,并且详细阐述了装备精良的帝国主义势力貌似强大但并非不可战胜的论点。“纸老虎”这个词便由此闻名世界。①@①《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871092页。@①

    此时,蒋介石已调动几百万军队,准备大举进攻。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他相信,不出六个月就能彻底消灭共产党军队。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接收了大量物资、弹药,还有美国政府向他提供金钱和军火。因此他满以为会速战速决。周恩来劝斯特朗离开中国,等全中国解放了再回来。她没有等多久,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另一个佚闻也能说明周总理考虑事情细致入微。一九六三年六月,周恩来陪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到东北沈阳市参观访问。崔庸健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三十年代曾在我国东北深山老林里与中国同志并肩抗击日军。六月二十一日是他的生日,总理决定用朝鲜传统方式为他举行一次祝寿宴会,不让他事先知道。总理定做了寿桃、寿面,还外加一样特别花色:煮得很软的高梁米饭。宾馆厨师都给弄糊涂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总理会用粗粮招待贵宾。总理给他们解释说,崔庸健曾与我们共过患难,吃高梁米饭会使我们回想起过去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不过,这高梁米饭一定要煮得很烂,因为我们的岁数大了,只能吃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这次宴会以及简朴的饭菜使崔庸健深受感动,回忆起许许多多往事。①@①《辽宁日报》通讯员、记者:《周总理的光辉照千秋——回忆敬爱的周总理在辽宁》,《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第二辑,第147148页,人民出版社。@①

    但是,周恩来却从来不允许别人替他做寿。他自己的生日——三月五日——几乎是国家机密,直至他去世后才广为人知,而且只是在一九七率领的美国队共有十三个队员,他们对于这个邀请既高兴又纳闷,经过一番踌躇终于接受了。为了使这一举动看起来不偏不颇,就给在名古屋参加比赛的另外四个国家队也同时发出邀请。它们是加拿大队、哥伦比亚队、英国队和尼日利亚队。自然,在北京受到最大关注并成为国际新闻界热门话题的是这批美国人。“乒乓外交”就这样诞生了。

    美国等五国乒乓球队在四月中旬访问中国。四月十四日周恩来总理同各国队员的会见,是这次访问的高潮。他绕场依次与每个乒乓球队的领队握手寒喧,然后坐在话筒前向大家发表讲话,圆满回答了一些提问,妙语如珠,四座欢腾。他针对美国人说的一番话使这次会见具有历史意义。他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①@①见1971年4月15日《人民日报》。@①

    接着,美国方面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在这一年回访美国。随着两国人民之间的这种接触,中美两国长达二十年的僵持对立局面开始解冻了。而这一切的推动力量却是一只小小的银球,以后它便象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接受周恩来的邀请,于同年七月对北京作了一次秘密访问。①@①见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第11页,世界知识出版社。@①他是取道巴基斯坦悄悄进入中国的,为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做好各种安排。周总理紧紧抓住这一机会,揭开了中美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第七章 出类拔萃的外交家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战争爆发,周恩来公开肩负起掌管中国共产党对外事务的重任。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他外交生涯的开始。其实,他的外交活动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为了宣传这一重大事件,周恩来争取了当时正好在西安的两位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记者帮助工作。 注【周恩来的外交生涯,就与外国人接触而论,可以追溯到一九三六年夏在陕西前线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初次见面的时候(见《西行漫记》中《去红都的道路》一章)。还可以再上溯到二十年代,他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苏联顾问加仑打交道野时候。】一位是美国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一和英文报道,交给电台播出。

    中国共产党处理外事的第一个常设机构,是一九三七年在武汉建立的。它是共产党领导的章,在此毋庸赘述。只有一点需要补充:他不但花了很多时间与外国的上层人物打交道,也很重视做外国下层人士的工作。他往返延安乘坐的是美军提供的飞机。为了表示谢意,周恩来在延安亲自宴请机组人员。这事本来可以交给下面的人去办,他却亲自作东道主,因为这使他有机会与年轻的美国人接触交谈。美国工程兵团的士兵曾帮助中共代表团架设无线电台。完工之后,他也亲自宴请他们。周恩来平易近人、落落大方的风度给这些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毫无保留地表示对他的敬佩。这使蒋介石大伤脑筋。

    在国共两党全面内战爆发后的一个时期,因为周恩来兼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要集中精力处理军务,外事组的工作改由叶剑英负责。直到一九四件。他担任总理的头十年里,兼任过外交部长职务。在两次重大国际会议(即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之后,外交部长的职务由陈毅接任。 注【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第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白宫岁月》第三册,第1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而且对治国之方也有精辟的理论。他向手下工作人员所作的指示,不仅具体、详细,而且对于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有详尽的解释。从建国初期他在外交部的一次讲话中,可以窥见他的思想的一斑。

    他对一大批初出茅庐的外交官员说,一个国家在政治生活中,必须随时准备进行两种战斗——文的一手和武的一手。文的包括舌战和笔战。外交归于文的一类。武的不见得每年都有,但文的肯定天天都有。在外交战线上工作的同志要随时准备进行文战,并力求取得胜利。他告诫他们,前面还有困难和障碍,因为新中国不同于旧中国,外交无先例可循,必须另起炉灶。周恩来认为,当然不能照抄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苏联的外交方式也不完全都适合于中国。他在学习外国时,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定地维护对中国有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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