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正文 第 7 章
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第 7 章
张权回国后，在北京举行首场音乐会，坐无虚席，盛况空前。周恩来总理意外地出现在前排座席上。总理的露面，是向所有爱国者，特别是知识分子表示：政府欢迎他们回来帮助建设新中国。当帷幕在最后一次掌声中降落时，他走上前去向张权致贺，赞扬她的爱国主义精神并预祝她取得更大成功。
回国后的第一年，张权教授声学，同时又是一位深受欢迎的独唱演员。她的歌唱生涯已达鼎盛时期，但她更加勤奋地工作着，甚至在怀了第三个孩子已经七个月的时候照样登台演出。一九五六年，中国首次排演歌剧《茶花女》，她担任主角，内心真是愉快极了。不料一年之后，厄运来临，连她两个上中学的女儿也因为妈妈戴上了“右派”帽子而受到岐视。
她心中有一种负罪感，却又有些怀疑自己是否完全错了而感到委屈。这种复杂的感情痛苦地折磨着张权。但是，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她也没有绝望；她对自己有信心，也相信党的领导人。痛苦并未影响她每日照常练功，并且多少年来一直这样坚持着。
后来，周总理听说了张权的遭遇，他研究了她的问题，并摘掉了她的“右派”帽子。一九六二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当时在哈尔滨歌剧院工作的张权接到通知，请她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当时任全国政协主席。
那时候，每逢周末总有舞会。高级干部象一般干部那样，在一周辛劳之后，偶尔也在舞会上露面。政协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舞会上，张权的一些旧友和老相识，看到她重返京都而极感欣喜，非要她唱歌不可。盛情难却，她走上北京饭店的小舞台，唱了自己最喜爱的民歌《绣荷包》。这是她因遭遇不幸离开北京四年后在首都的第一次演出。她的歌喉婉转，抑扬动人，一如往昔。当她唱到最后一句歌词时，周总理悄悄地走近了小舞台。最后一个音节唱完了，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大厅。总理一边鼓掌，一边热情地招呼张权，握着她的手，意味深长地说：
“好久没有听到你唱歌了。”一句话使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张权还从来没有这样悲喜交集。
接着，总理请她跳舞。他们一边跳舞，一边交谈。总理详细询问了张权这几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你调离北京，我不知道。在东北生活习惯吗？不习惯就还是回来吧。”接着，总理问起她丈夫的情况。当他听到莫桂新被送到兴凯湖农场三个月后就死去了的消息时，突然停住了舞步。为了不再谈这件伤心事，总理话锋一转，问起她孩子的情况来。总理的亲切态度使她鼓起勇气，提出一个在她看来颇为重要的问题。
“总理，”她的声音显得不是那么自信。“犯了右派错误，改了，还能不能成为左派？”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听到总理亲口讲这句话，她的疑虑顿消。政协会议的第二个星期，她即按当时她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化大革命”。象许多人一样，张权又遭横祸。连续十年，特别是在六十年代末期，受过大学或高等教育的知识界的精华普遍受到怀疑。至于在国外留过学或有海外关系的人更是受到怀疑，自不待说了。知识分子统统被叫作“臭老九”，排在社会底层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和走资派之后。
张权自然首当其冲。林彪、江青及其追随者认为她得到了周总理的特别照顾，就把她作为打击目标。她的艺术生命再次被迫中断，不能登台演唱。她的历史——一个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就足够把她打成“特务”和音乐界的“反动学术权威”。她失去行动自由，受到肆意凌辱。江青的爪牙逼她招认自己是“特务”，被隔离审查，结果她的腰椎骨盘跌伤了。
在这整个时期，张权从不怀疑真正代表党和政府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林彪、江青一伙。这一信念给了她勇气。到一九七六年秋天，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中国得救了。张权从绝望的深渊中跳出来，又回到阳光普照的新时代。不久，她得到彻底平反，工资和艺术级别都恢复了。她已故的丈夫也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在“文化大革命”中，象张权那样以莫须有的罪名挨批挨整的人，从上到下，不计其数。实际上，这些人后来几乎都被证明无罪，恢复了名誉；活下来的多数人重操旧业，或官复原职。无疑地，许多人都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
张权重返北京的音乐界后，在她的保留节目中增加了一首怀念已故总理的颂歌。她那发自内心深处的歌声，使她和听众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
一九六○年，周总理亲自安排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观看十月一日国庆游行。他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普天同庆的日子里，表示政府宽恕溥仪，不咎既往。
辛亥革命废黜了溥仪，那时他年纪还很小。多年后，他又在日军占领下的我国东北充当傀儡皇帝。战后溥仪被关进监狱。经过耐心教育，他开始认识了自己荒谬的前半生，进而憧憬一个有意义的后半生。一九五九年国庆节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颁布特赦令，使这个末代皇帝和其他一些战犯（其中多数是国民党的将领），获得了自由。
溥仪获释后，总理接见了他，溥仪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瘦长的个子，穿了件不大合身的中山服，有点寒酸。进入会客厅时，这位末代皇帝必恭必敬，自惭形秽，显得十分拘谨。他大概是在想，在总理面前，应该首先彻底坦白自己恶迹昭彰的历史。于是，他开始喋喋不休地列举过去犯下的罪行和做过的错事，譬如：他曾是地主阶级的总头目，曾把国家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并充当了他们的傀儡，诸如此类。总理打断了他的话，说他已经作了不少自我批评，不必再说了。“如果有时间，”他对溥仪说，“你不妨写一本回忆录，这就是为国效力了。”这些话使溥仪如释重负。他向总理报告，他回家后，他昔日的臣子有人竟给他下跪，按照君臣礼节迎接他。他训了他们一顿，批评他们太落后。他还对他们说，他自己的思想比他们还进步一些。
根据各方面提供的情况看，末代皇帝在狱中和刑满后，对待思想改造是认真的。这使一些会见他的日本客人感到惊奇。“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简直不可思议！”一位客人说，“他们竟能改造皇帝！”溥仪后来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工资不高，表现很好。他于一九六七年逝世。在晚年，他根据周总理的建议，写了一部书——《我的前半生》。这部自传讲到一个年仅三岁的孩子如何哭着登基，中年时如何无所事事和骄奢淫逸，如何成为一个听人摆布的傀儡，以及他的思想最终如何发生了变化。
周总理并不认为同曾被定为“人民的敌人”的溥仪接触有损他的尊严。他说，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党的政策是帮助战犯们洗心革面，重新作人，而溥仪又是满族人——满族是我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之一。党的政策是最大限度地联合全国各民族，把他们团结在政府周围。在这方面总理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采取了许多妥善周密的具体措施。溥仪获得特赦后不久，总理曾设宴招待他和他的家族，并邀请了满族作家老舍夫妇作陪。
这样的场合，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大好机会。总理开头几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他说，“一个溥仪，一个老舍，都是满族人。过去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穷旗人，非但不能坐在一起，就是见了面大家也都要给皇帝下跪。今天，我们三个人都坐在一张桌子旁，变化真大啊！既然变化大，我们大家就都得学习，才能适应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啊！”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就是总理耳提面命的教诲，可谓一针见血！ 注【胡絜青：《周恩来对老舍的关怀和教诲》，《作家的怀念》，四川人民出版社。】
老舍，原名舒舍予，是中国最有名的作家之一，早在四十年代初就同周恩来相识。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和在重庆的其他共产党人的进步主张吸引了这位多产作家。老舍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过中文。一九四九年，他在美国讲学时，周恩来以总理身份邀请他返回解放后的中国。这年年底他回到祖国。翌年，他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虽然老舍在国外呆的时间很长，但他很熟悉北京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凡是眼睛能看到的，耳朵能听到的，鼻子能闻到的，特别是老北京的阴暗面，他都了如指掌。老舍回到北京，喘息未定，便埋头创作。他描写北京南郊一个贫民区变化的话剧《龙须沟》，是对旧社会的控诉和对新社会的歌颂。周总理很喜欢这个戏，向毛主席推荐。一九五一年春的一个晚上，毛主席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龙须沟》的演出。
解放后十六年中，老舍创作了十几个剧本，还写了一些别的文章。 注【继《茶馆》之后，一九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中。
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个月，这位年老体弱的作家被“红卫兵”拉去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批斗”会，他的罪名是“反动”，宣扬资本主义复辟。
一天晚上，人们在太平湖岸旁发现了老舍的尸体，上面覆盖着一张草蓆。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又是怎样死的——在他惨死近二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不很清楚。“红卫兵”说，老舍是畏罪自杀。但有几点事实是确凿无疑的：有一天老舍被拉去批斗，第二天失踪，第三天就发现他的尸体。老舍夫人深夜接到通知去认尸。她跪在丈夫身旁，替他擦净头上和身上的斑斑血迹。此情此景，她终生难忘。
总理对老舍之死感到震惊和悲愤，他指示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但是，尽管他悼念死去的朋友，却无能为力，因为那时林彪和江青之流掌握着很大的权力。
为这位天才作家昭雪的骨灰安放仪式，直到一九七，也懂得一点法文、德文和日文，只是不能用来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他对翻译要求很严格，也很体贴他们。在宴会上，总理总要给坐在身边的翻译夹菜，因为在筵席上当翻译可不是件轻松的事。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称职的专业翻译人员的数量不足，已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至于能使用一两种外语的学者，需要量就更大了。一九七○年，周总理着手解决外语教学问题。在七月到十一月间，他在中南海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大学外语系的教师和学生代表开了四次座谈会。由于总理工作繁忙，座谈只好安排在深夜开始，至翌日凌晨结束，有时长达五个小时。 注【北京大学西语系：《巨大的鼓舞 难忘的教诲》，《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你》第三辑，第367页，人民出版社。】
尽管他已是七十二岁高龄而且心脏不好（一九六六年他的心脏病发作过一次），但他在这些座谈会上总是那样精神焕发，仿佛是在处理当天的第一件公务。头两次座谈会，主要是总理提问题，教师和学生汇报情况。他口问手写，记录答问的要点，并尽量让每个到会者都发表意见。第三次座谈会象是上大课，由教师讲课，总理在下面听讲，一面了解学生的外文程度。
最后一次座谈会实在是“压轴戏”。总理对历次座谈作了总结，强调要狠抓“三个基本功”：政治思想的基本功，语言的基本功和文化知识的基本功。他提醒外语工作者，不管是做翻译还是做外交工作，都必须掌握这三项基本功，才能对国家作出贡献。
他当场出题考这些大学教师和大学生，提了几个普通常识问题。他问道：“今天大家都看报了吧！拉丁美洲提出领海权的有哪十四个国家？一下子能说出来的，请举手！”在座的人面面相觑，都不敢举手。后来，总理就随便指定紧挨着他坐的一个人回答，可是他的回答很不完全。于是，周总理就从拉丁美洲西海岸一直数到东海岸，一个不漏地说了出来。他强调，外语是媒介，一个好的翻译工作者，不但要有正确的政治立场，而且要有广博的知识。他指出，学习外语要注意五个字：读、说、听、写、译，在这五个方面没有严格训练，在工作中就不能称职。他认为，学生除了在课堂上讲外语，还要走出学校，走向社会，走向社会，到机场、码头等地方去实践。
座谈会经常被打断，有时是医生来提醒总理服药，有时是秘书请他去接重要电话或者送文件请他审批。然而，每次座谈会上，他都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如果他在会上看到一个陌生面孔，就要问他的姓名、年龄、家庭等情况。如果一个学生参加了一次座谈会，下次会上，总理十之系或教育部管的事情。更可惜的是，座谈会并未产生什么实际效果。因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尽管从心里赞成总理的意见，却不敢贸然离开“文化大革命”中编写的几本充斥空洞政治口号、很不象样的英文教科书。总理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本意是要让学生广泛阅读外文原著，但却被解释为死记硬背那几本教科书。因为，在那些年月里，江青一伙向他们在北大和其他高等院校的追随者发出了许多指示，象紧箍咒一样地束缚着教育事业。教授们如果胆敢推荐西方名家的文学作品，即使这些作品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都是有益无害的，就可能被指责为“腐蚀”青年学生。在那些年月里，连贝多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弃之如敝屣，谁也不敢冒那个风险。
直到江青倒台之后，人们才充分认识到总理关于外语学习的指示的重要意义。校园里出现一股热潮，无论是学生或教师，都开始如饥似渴地搜罗外文原著，特别是英文原著。美国出版的口语教材《英语九百句》很受学生欢迎。有的人甚至认为，手上有一册《九百句》，英文便能无师自通了。
毛主席生前就刻苦学习英文。一九七二年，周总理对解放军的一批空军干部说过，应该以毛主席为榜样：“主席快件的间隙偶尔翻翻这本手册。日本女排的胜利和大松博文的严格训练方法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思考着中国男女运动员可以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什么。
当大松博文率队来华与我国女子排球队对垒时，周恩来抽时间去看日本姑娘们和他们的教练打球——不是看比赛，而是看训练，看她们的训练过程，分析研究她们取得成功的秘诀。他从头至尾看完一场训练。大松博文和队员们个个累得筋疲力尽。他和大松交谈时没说别的，只是称赞他训练有方。周恩来很欣赏大松和他的训练方法——从难、从严、一心想着下一场比赛而进行训练。总理指示国家体委要督促中国运动员向日本人学习。他还当即邀请大松博文次年来华训练中国女子排球队。大松，这个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占华北的日本陆军中当过二等兵的排球教练，对中国总理给予他的荣誉感到受之有愧，他感激地接受了邀请。
周总理非常重视体育道德和比赛风格。这从他在七十年代提出的著名口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中可见一斑。如果本国运动员与来华访问的外国运动员在比赛时发生了什么纠纷或有什么不友好的举动，总理就会严厉批评国家体委负责人。有一次，中国足球队与一个来自东南亚国家的足球队进行比赛时出现了一两次小磨擦，场内观众认为客队有粗野动作，发出了嘘声和喧闹声。这件事传到了总理办公室。
这时已是凌晨三点，总理还在工作。他打电话把负责体委工作的副主任从床上叫醒，要他立即到中南海去。这位睡眼惺忪的副主任挨了一顿批评。总理说，这支足球队是应邀来我国访问的，他们是客人，我们应当尊重他们。即使他们的作风欠佳，我们可以在比赛结束后和他们谈谈，大家交换一下意见。但你们怎么能容许观众起哄呢？总理认为，要对这次事故负责的是副主任和其他负责的干部，而不是观众，因为它表明体委的工作做得太马虎。体委应该事先提醒观众正确对待国际比赛。周总理问道：你们就不能在入场券背面印上“礼貌待客、为双方鼓掌、尊重裁判”之类的话吗？
第 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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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略 作者:方钜成/姜桂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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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权回国后，在北京举行首场音乐会，坐无虚席，盛况空前。周恩来总理意外地出现在前排座席上。总理的露面，是向所有爱国者，特别是知识分子表示：政府欢迎他们回来帮助建设新中国。当帷幕在最后一次掌声中降落时，他走上前去向张权致贺，赞扬她的爱国主义精神并预祝她取得更大成功。
回国后的第一年，张权教授声学，同时又是一位深受欢迎的独唱演员。她的歌唱生涯已达鼎盛时期，但她更加勤奋地工作着，甚至在怀了第三个孩子已经七个月的时候照样登台演出。一九五六年，中国首次排演歌剧《茶花女》，她担任主角，内心真是愉快极了。不料一年之后，厄运来临，连她两个上中学的女儿也因为妈妈戴上了“右派”帽子而受到岐视。
她心中有一种负罪感，却又有些怀疑自己是否完全错了而感到委屈。这种复杂的感情痛苦地折磨着张权。但是，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她也没有绝望；她对自己有信心，也相信党的领导人。痛苦并未影响她每日照常练功，并且多少年来一直这样坚持着。
后来，周总理听说了张权的遭遇，他研究了她的问题，并摘掉了她的“右派”帽子。一九六二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当时在哈尔滨歌剧院工作的张权接到通知，请她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当时任全国政协主席。
那时候，每逢周末总有舞会。高级干部象一般干部那样，在一周辛劳之后，偶尔也在舞会上露面。政协会议期间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舞会上，张权的一些旧友和老相识，看到她重返京都而极感欣喜，非要她唱歌不可。盛情难却，她走上北京饭店的小舞台，唱了自己最喜爱的民歌《绣荷包》。这是她因遭遇不幸离开北京四年后在首都的第一次演出。她的歌喉婉转，抑扬动人，一如往昔。当她唱到最后一句歌词时，周总理悄悄地走近了小舞台。最后一个音节唱完了，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大厅。总理一边鼓掌，一边热情地招呼张权，握着她的手，意味深长地说：
“好久没有听到你唱歌了。”一句话使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张权还从来没有这样悲喜交集。
接着，总理请她跳舞。他们一边跳舞，一边交谈。总理详细询问了张权这几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你调离北京，我不知道。在东北生活习惯吗？不习惯就还是回来吧。”接着，总理问起她丈夫的情况。当他听到莫桂新被送到兴凯湖农场三个月后就死去了的消息时，突然停住了舞步。为了不再谈这件伤心事，总理话锋一转，问起她孩子的情况来。总理的亲切态度使她鼓起勇气，提出一个在她看来颇为重要的问题。
“总理，”她的声音显得不是那么自信。“犯了右派错误，改了，还能不能成为左派？”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听到总理亲口讲这句话，她的疑虑顿消。政协会议的第二个星期，她即按当时她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化大革命”。象许多人一样，张权又遭横祸。连续十年，特别是在六十年代末期，受过大学或高等教育的知识界的精华普遍受到怀疑。至于在国外留过学或有海外关系的人更是受到怀疑，自不待说了。知识分子统统被叫作“臭老九”，排在社会底层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和走资派之后。
张权自然首当其冲。林彪、江青及其追随者认为她得到了周总理的特别照顾，就把她作为打击目标。她的艺术生命再次被迫中断，不能登台演唱。她的历史——一个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就足够把她打成“特务”和音乐界的“反动学术权威”。她失去行动自由，受到肆意凌辱。江青的爪牙逼她招认自己是“特务”，被隔离审查，结果她的腰椎骨盘跌伤了。
在这整个时期，张权从不怀疑真正代表党和政府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林彪、江青一伙。这一信念给了她勇气。到一九七六年秋天，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中国得救了。张权从绝望的深渊中跳出来，又回到阳光普照的新时代。不久，她得到彻底平反，工资和艺术级别都恢复了。她已故的丈夫也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在“文化大革命”中，象张权那样以莫须有的罪名挨批挨整的人，从上到下，不计其数。实际上，这些人后来几乎都被证明无罪，恢复了名誉；活下来的多数人重操旧业，或官复原职。无疑地，许多人都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
张权重返北京的音乐界后，在她的保留节目中增加了一首怀念已故总理的颂歌。她那发自内心深处的歌声，使她和听众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
一九六○年，周总理亲自安排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观看十月一日国庆游行。他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普天同庆的日子里，表示政府宽恕溥仪，不咎既往。
辛亥革命废黜了溥仪，那时他年纪还很小。多年后，他又在日军占领下的我国东北充当傀儡皇帝。战后溥仪被关进监狱。经过耐心教育，他开始认识了自己荒谬的前半生，进而憧憬一个有意义的后半生。一九五九年国庆节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颁布特赦令，使这个末代皇帝和其他一些战犯（其中多数是国民党的将领），获得了自由。
溥仪获释后，总理接见了他，溥仪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瘦长的个子，穿了件不大合身的中山服，有点寒酸。进入会客厅时，这位末代皇帝必恭必敬，自惭形秽，显得十分拘谨。他大概是在想，在总理面前，应该首先彻底坦白自己恶迹昭彰的历史。于是，他开始喋喋不休地列举过去犯下的罪行和做过的错事，譬如：他曾是地主阶级的总头目，曾把国家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并充当了他们的傀儡，诸如此类。总理打断了他的话，说他已经作了不少自我批评，不必再说了。“如果有时间，”他对溥仪说，“你不妨写一本回忆录，这就是为国效力了。”这些话使溥仪如释重负。他向总理报告，他回家后，他昔日的臣子有人竟给他下跪，按照君臣礼节迎接他。他训了他们一顿，批评他们太落后。他还对他们说，他自己的思想比他们还进步一些。
根据各方面提供的情况看，末代皇帝在狱中和刑满后，对待思想改造是认真的。这使一些会见他的日本客人感到惊奇。“中国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简直不可思议！”一位客人说，“他们竟能改造皇帝！”溥仪后来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工资不高，表现很好。他于一九六七年逝世。在晚年，他根据周总理的建议，写了一部书——《我的前半生》。这部自传讲到一个年仅三岁的孩子如何哭着登基，中年时如何无所事事和骄奢淫逸，如何成为一个听人摆布的傀儡，以及他的思想最终如何发生了变化。
周总理并不认为同曾被定为“人民的敌人”的溥仪接触有损他的尊严。他说，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党的政策是帮助战犯们洗心革面，重新作人，而溥仪又是满族人——满族是我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之一。党的政策是最大限度地联合全国各民族，把他们团结在政府周围。在这方面总理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采取了许多妥善周密的具体措施。溥仪获得特赦后不久，总理曾设宴招待他和他的家族，并邀请了满族作家老舍夫妇作陪。
这样的场合，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大好机会。总理开头几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他说，“一个溥仪，一个老舍，都是满族人。过去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穷旗人，非但不能坐在一起，就是见了面大家也都要给皇帝下跪。今天，我们三个人都坐在一张桌子旁，变化真大啊！既然变化大，我们大家就都得学习，才能适应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都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啊！”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就是总理耳提面命的教诲，可谓一针见血！ 注【胡絜青：《周恩来对老舍的关怀和教诲》，《作家的怀念》，四川人民出版社。】
老舍，原名舒舍予，是中国最有名的作家之一，早在四十年代初就同周恩来相识。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和在重庆的其他共产党人的进步主张吸引了这位多产作家。老舍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过中文。一九四九年，他在美国讲学时，周恩来以总理身份邀请他返回解放后的中国。这年年底他回到祖国。翌年，他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虽然老舍在国外呆的时间很长，但他很熟悉北京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凡是眼睛能看到的，耳朵能听到的，鼻子能闻到的，特别是老北京的阴暗面，他都了如指掌。老舍回到北京，喘息未定，便埋头创作。他描写北京南郊一个贫民区变化的话剧《龙须沟》，是对旧社会的控诉和对新社会的歌颂。周总理很喜欢这个戏，向毛主席推荐。一九五一年春的一个晚上，毛主席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龙须沟》的演出。
解放后十六年中，老舍创作了十几个剧本，还写了一些别的文章。 注【继《茶馆》之后，一九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中。
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个月，这位年老体弱的作家被“红卫兵”拉去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批斗”会，他的罪名是“反动”，宣扬资本主义复辟。
一天晚上，人们在太平湖岸旁发现了老舍的尸体，上面覆盖着一张草蓆。他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又是怎样死的——在他惨死近二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不很清楚。“红卫兵”说，老舍是畏罪自杀。但有几点事实是确凿无疑的：有一天老舍被拉去批斗，第二天失踪，第三天就发现他的尸体。老舍夫人深夜接到通知去认尸。她跪在丈夫身旁，替他擦净头上和身上的斑斑血迹。此情此景，她终生难忘。
总理对老舍之死感到震惊和悲愤，他指示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但是，尽管他悼念死去的朋友，却无能为力，因为那时林彪和江青之流掌握着很大的权力。
为这位天才作家昭雪的骨灰安放仪式，直到一九七，也懂得一点法文、德文和日文，只是不能用来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他对翻译要求很严格，也很体贴他们。在宴会上，总理总要给坐在身边的翻译夹菜，因为在筵席上当翻译可不是件轻松的事。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称职的专业翻译人员的数量不足，已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至于能使用一两种外语的学者，需要量就更大了。一九七○年，周总理着手解决外语教学问题。在七月到十一月间，他在中南海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大学外语系的教师和学生代表开了四次座谈会。由于总理工作繁忙，座谈只好安排在深夜开始，至翌日凌晨结束，有时长达五个小时。 注【北京大学西语系：《巨大的鼓舞 难忘的教诲》，《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你》第三辑，第367页，人民出版社。】
尽管他已是七十二岁高龄而且心脏不好（一九六六年他的心脏病发作过一次），但他在这些座谈会上总是那样精神焕发，仿佛是在处理当天的第一件公务。头两次座谈会，主要是总理提问题，教师和学生汇报情况。他口问手写，记录答问的要点，并尽量让每个到会者都发表意见。第三次座谈会象是上大课，由教师讲课，总理在下面听讲，一面了解学生的外文程度。
最后一次座谈会实在是“压轴戏”。总理对历次座谈作了总结，强调要狠抓“三个基本功”：政治思想的基本功，语言的基本功和文化知识的基本功。他提醒外语工作者，不管是做翻译还是做外交工作，都必须掌握这三项基本功，才能对国家作出贡献。
他当场出题考这些大学教师和大学生，提了几个普通常识问题。他问道：“今天大家都看报了吧！拉丁美洲提出领海权的有哪十四个国家？一下子能说出来的，请举手！”在座的人面面相觑，都不敢举手。后来，总理就随便指定紧挨着他坐的一个人回答，可是他的回答很不完全。于是，周总理就从拉丁美洲西海岸一直数到东海岸，一个不漏地说了出来。他强调，外语是媒介，一个好的翻译工作者，不但要有正确的政治立场，而且要有广博的知识。他指出，学习外语要注意五个字：读、说、听、写、译，在这五个方面没有严格训练，在工作中就不能称职。他认为，学生除了在课堂上讲外语，还要走出学校，走向社会，走向社会，到机场、码头等地方去实践。
座谈会经常被打断，有时是医生来提醒总理服药，有时是秘书请他去接重要电话或者送文件请他审批。然而，每次座谈会上，他都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如果他在会上看到一个陌生面孔，就要问他的姓名、年龄、家庭等情况。如果一个学生参加了一次座谈会，下次会上，总理十之系或教育部管的事情。更可惜的是，座谈会并未产生什么实际效果。因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尽管从心里赞成总理的意见，却不敢贸然离开“文化大革命”中编写的几本充斥空洞政治口号、很不象样的英文教科书。总理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本意是要让学生广泛阅读外文原著，但却被解释为死记硬背那几本教科书。因为，在那些年月里，江青一伙向他们在北大和其他高等院校的追随者发出了许多指示，象紧箍咒一样地束缚着教育事业。教授们如果胆敢推荐西方名家的文学作品，即使这些作品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都是有益无害的，就可能被指责为“腐蚀”青年学生。在那些年月里，连贝多芬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弃之如敝屣，谁也不敢冒那个风险。
直到江青倒台之后，人们才充分认识到总理关于外语学习的指示的重要意义。校园里出现一股热潮，无论是学生或教师，都开始如饥似渴地搜罗外文原著，特别是英文原著。美国出版的口语教材《英语九百句》很受学生欢迎。有的人甚至认为，手上有一册《九百句》，英文便能无师自通了。
毛主席生前就刻苦学习英文。一九七二年，周总理对解放军的一批空军干部说过，应该以毛主席为榜样：“主席快件的间隙偶尔翻翻这本手册。日本女排的胜利和大松博文的严格训练方法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思考着中国男女运动员可以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什么。
当大松博文率队来华与我国女子排球队对垒时，周恩来抽时间去看日本姑娘们和他们的教练打球——不是看比赛，而是看训练，看她们的训练过程，分析研究她们取得成功的秘诀。他从头至尾看完一场训练。大松博文和队员们个个累得筋疲力尽。他和大松交谈时没说别的，只是称赞他训练有方。周恩来很欣赏大松和他的训练方法——从难、从严、一心想着下一场比赛而进行训练。总理指示国家体委要督促中国运动员向日本人学习。他还当即邀请大松博文次年来华训练中国女子排球队。大松，这个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占华北的日本陆军中当过二等兵的排球教练，对中国总理给予他的荣誉感到受之有愧，他感激地接受了邀请。
周总理非常重视体育道德和比赛风格。这从他在七十年代提出的著名口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中可见一斑。如果本国运动员与来华访问的外国运动员在比赛时发生了什么纠纷或有什么不友好的举动，总理就会严厉批评国家体委负责人。有一次，中国足球队与一个来自东南亚国家的足球队进行比赛时出现了一两次小磨擦，场内观众认为客队有粗野动作，发出了嘘声和喧闹声。这件事传到了总理办公室。
这时已是凌晨三点，总理还在工作。他打电话把负责体委工作的副主任从床上叫醒，要他立即到中南海去。这位睡眼惺忪的副主任挨了一顿批评。总理说，这支足球队是应邀来我国访问的，他们是客人，我们应当尊重他们。即使他们的作风欠佳，我们可以在比赛结束后和他们谈谈，大家交换一下意见。但你们怎么能容许观众起哄呢？总理认为，要对这次事故负责的是副主任和其他负责的干部，而不是观众，因为它表明体委的工作做得太马虎。体委应该事先提醒观众正确对待国际比赛。周总理问道：你们就不能在入场券背面印上“礼貌待客、为双方鼓掌、尊重裁判”之类的话吗？
第 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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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 7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