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作者:王外马甲
正文 第 70 章
战场上的蒲公英 作者:王外马甲
第 70 章
港口司令部总部设在吴凇军用码头，而海运组的办事机构则设在外滩的招商局大楼内。在办公室，蔡智诚向吴铎说明了来意，那小子立刻指着码头上一艘漂亮的客轮叫起屈来：“伞兵可真是太难缠了，居然连海辽号都看不上，你叫我怎么处理？”
“他们觉得这条船不吉利……”，刘春华副官连忙解释说。
蔡智诚和吴铎一听这话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海辽号”是一艘3500吨级的美国造“大湖级”海轮，原本在招商局旗下从事上海——福州——厦门之间的客货运输，49年3月和其他十四艘轮船一起被国民党军方接管。从吨位、设备条件和航行经验上讲，用这艘轮船运送军队去福建是再合适不过了，但它也确实存在着伞兵们指出的毛病——不吉利。
记得萨苏在其大作《青天白日旗下——国民党海军佚闻》中讲过“伏波号”的事情。“伏波”是一艘英国建造的1400吨级驱逐舰（原名皮图尼亚号），设备很先进，可刚到国民党海军手里没两天就被撞沉了，一百多官兵只活下来了一个人，而肇事的那条轮船就是“海辽号”。
“海辽”是美国Mtwc船厂1920年的产品，原名S At，卖给中国后起名为“海闽”号，这“海闽”船的头一次航行就撞沉了吴凇军港的小火轮，弄死了十六个军校实习生，然后又开到厦门去撞翻了“伏波号”，于是就改叫“海福”。结果“海福”改了名字却没改脾气，又继续去撞陆军的运兵驳船，再干掉一百多人，只好又更名为“海辽”……两年来，这倒霉家伙的航行经历就是撞船、维修、改名、再撞船、再维修、再改名，反正专跟兵舰过不去，撞掉了海军撞陆军，只剩下空军还没有碰过，所以伞兵三团当然不愿意给它这个“破记录”的机会。
蔡智诚虽然觉得刘农畯的迷信有点可笑，但人家既然已经这么说了，他也只好要求另换一条船，并且建议起用招商局的“郡级滚装船”，把吴铎搞得啼笑皆非。
——解释一下：刘农畯所说的“海辽轮不吉利”当然只是借口。当时他不愿意使用这条船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其客舱容量太大，在装载伞三团的同时一定还会加运其他部队，这将影响原定的起义计划。
海辽轮于1949年9月起义，改称“和平号”，是新中国建国时最大的海轮，其光辉形象不仅出过邮票还被印上了钞票。
专和兵舰过不去的海辽号
成了“和平号”的海辽号
“港口司令部海运组”组长吴铎是浙江大学的毕业生，比蔡智诚高几届，两人在学校里的交往比较少，但却有一个共同的老师——招商局航运处处长俞大纲。
俞大纲是浙江绍兴人，父亲是前清的进士，母亲是曾国藩的孙女。他在家中排行老幺，哥哥俞大维是国民党的交通部长（后任国防部长），姐姐俞大彩嫁给了北大校长傅斯年，表哥是陈寅恪（陈寅恪的母亲姓俞，是俞大纲的姑姑），表姐夫是叶剑英（叶帅的岳父姓曾，是俞大纲的舅舅），他有个侄子叫俞启威（黄敬，中共冀鲁豫区书记、天津市长，江青的前夫，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父亲），还有个侄子是蒋经国的女婿（俞扬和，蒋孝章的丈夫）……而俞大纲本人是个“新月派”诗人，泰戈尔访华时就是由徐志摩和他做陪同，有一首《月》写得很不错：
你，跳进了窗楹，挨近着我
银色的夜，银色的火
我在枕边安排好一个梦
一个平安的梦，等着你抚摩
你，轻盈的掩入夜莺的窠
银色的夜，银色的火
森林里飘出一曲顶礼的歌
谁知道这唱的是莺还是我
……
抗战期间，俞大纲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在遵义呆了七官、法官和警官），它包括由首长推荐、考试院甄别同意的“荐任官”和经公务员考试产生的“委任官”，虽然级别比较低一些，但好处是只从事行政事务，不用对党务和军务负责，比起做政客或者当军官少了许多麻烦。
社会部里五花八门的专员很多，一般都属于“特派”，但谷正纲却绕了个圈子从考试院给蔡智诚弄来一张“六级荐任”（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的派司，这似乎是在暗示他可以借此机会改任文职，不再回到军队中去——这样的事情当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蔡智诚还不至于傻到再去找谷正纲问个水落石出，于是就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这“护送专员”的美差。
4月10日上午，“中字102”出航前的准备会在招商局大楼召开。主持会议的是上海港口副司令刘耀汉，这家伙是个留美的海归，抗战时期曾经担任过美军顾问团的首席翻译，经常陪着外国大鼻子到伞兵基地来视察，并且还给“留美预备班”的学员上过课，所以蔡智诚对他并不陌生。出席会议的有伞三团团长刘农畯、伞兵军械处主任陈家懋、港口司令部海运组长吴铎、招商局副总经理黄慕宗（解放后任上海徐汇区政协委员）以及蔡智诚等十多个人。
刘耀汉在会上宣布：“中字102”滚装轮将运载伞兵第三团、伞兵司令部军械处、第22兵团通信队以及转送福建的 “国大代表”和家眷，共计四个单位三千余人和两千多吨物资，定于4月13日启程前往福州，预计航程48小时左右。行船期间由刘农畯担任军事指挥长、伞兵第三团负责纪律纠察，规定每隔八小时向招商局（港口司令部海运组）报告一次位置坐标，并划定了具体的航行线路。
有两个问题在会议上引起了争论。
首先是为了船员的安排。“中字102”除船长和报务员之外的其他水手都是通过工会组织招募的，而当时上海的海员工会有两个，一个是由招商局控制的“均安会”，另一个是成分比较复杂的“中华海员工会”。伞兵三团预先拟定的大副白力行（菲律宾华侨，解放后在上海水产学院工作）和轮机长武成迹（原“重庆舰”水兵）都来自于“中华海员工会”，这就遭到了招商局的反对。黄慕宗副总经理的意见是，LST级坦克登陆舰使用的是内燃机，与传统的蒸汽发动机有很大的区别，而“中华海员工会”的技术比较差，高级船员应该由“均安会”的人担任才合适。伞兵三团为此与招商局争吵了好久，最后才确定了船长林祥虬（原中字102号船长）、大副顾庚源、二副施君鹏、三副龚祖德、轮机长杨林坤、水手长周叶生、舵手陆兰生……白力行和武成迹都被撤换掉了。
接着又讨论舱位安排的问题。LST登陆舰的吨位不小，但由于当初的设计是专门用来运送坦克的，所以舱位并不大。伞兵三团和伞兵军械处的装备充足，第22兵团的通信器材也装了满满的十辆卡车，而蔡智诚护送的“国大代表团”虽然只有四十多个人，但不仅需要单独的床位，而且还携带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贵重物品”，这样碰不得那样也压不得，摆在船舱里特别占地方，因此有人就提出“以军运为重”，建议精简非军事人员和非军事物资。对此，蔡智诚的态度十分坚决：自己团队中的一个人也不能减，私人物品一样也不能丢。他还反过来建议伞兵三团应该精简军粮，因为“中字102”在海上只航行48小时，随船携带三天的粮食就足够了，根本没必要装载那么多的大米……
会场上顿时吵得不可开交。从道理上讲，“军运为重”的理由当然更加充分一些，但由于当时正值“大撤退”的高潮，官场上的每个人都有家属或者财产需要转移，设身处地来想，谁也不愿意把事情做得太“绝”，所以港口司令部最终还是决定削减军粮的运载量，把舱位留给了蔡智诚所率领的贪官污吏们。
（PS：伞三团未能装船的近百吨粮食后来由上海地下党组织变卖为活动经费）
4月13日中午，金利源码头热闹非凡，两千多名伞兵在这里举行大会餐。饭桌上摆满了烧酒，官兵们你敬过来我敬过去，好多人都整醉了。
伞兵三团下辖三个营，每个营五个连（三个战斗连和特务连、机枪连），再加上团部直辖的团部连、通信连、卫生连和炮兵连，总兵力为两千五百多人。但这支部队自组建以后就没有上过前线，所以蔡智诚对他们的情况并不了解，看见眼前这乱七八糟的场面，他不禁有些担心地对伞三团政训处主任陈浩说：“上船之前还喝这么多酒，你们搞得是什么名堂？”
可陈浩的回答却是：“别扫兴，这是团长的好意”。
陈浩也是伞兵司令部直属队的老人，蔡智诚当搜索营指导员的时候他是通信营的指导员，彼此间还算是比较熟悉。按道理，政训处主任在军事行动中应该担任监督纪律的执法官，可陈浩此时的胳膊上却没有佩带督察队的袖标。原来，伞三团在“护路”期间没收了一些走私物品，这些东西存在铁路警备司令部的库房里还没有处理完毕，照规矩，“变卖非法物资”的事情通常是由军需官负责的，可刘农畯团长却把这个美差派给了政训处主任，陈浩凭空拣到一个留在上海发洋财的机会，高兴得不得了，自然也就犯不着再去节外生枝多管闲事了。
第 7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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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司令部总部设在吴凇军用码头，而海运组的办事机构则设在外滩的招商局大楼内。在办公室，蔡智诚向吴铎说明了来意，那小子立刻指着码头上一艘漂亮的客轮叫起屈来：“伞兵可真是太难缠了，居然连海辽号都看不上，你叫我怎么处理？”
“他们觉得这条船不吉利……”，刘春华副官连忙解释说。
蔡智诚和吴铎一听这话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海辽号”是一艘3500吨级的美国造“大湖级”海轮，原本在招商局旗下从事上海——福州——厦门之间的客货运输，49年3月和其他十四艘轮船一起被国民党军方接管。从吨位、设备条件和航行经验上讲，用这艘轮船运送军队去福建是再合适不过了，但它也确实存在着伞兵们指出的毛病——不吉利。
记得萨苏在其大作《青天白日旗下——国民党海军佚闻》中讲过“伏波号”的事情。“伏波”是一艘英国建造的1400吨级驱逐舰（原名皮图尼亚号），设备很先进，可刚到国民党海军手里没两天就被撞沉了，一百多官兵只活下来了一个人，而肇事的那条轮船就是“海辽号”。
“海辽”是美国Mtwc船厂1920年的产品，原名S At，卖给中国后起名为“海闽”号，这“海闽”船的头一次航行就撞沉了吴凇军港的小火轮，弄死了十六个军校实习生，然后又开到厦门去撞翻了“伏波号”，于是就改叫“海福”。结果“海福”改了名字却没改脾气，又继续去撞陆军的运兵驳船，再干掉一百多人，只好又更名为“海辽”……两年来，这倒霉家伙的航行经历就是撞船、维修、改名、再撞船、再维修、再改名，反正专跟兵舰过不去，撞掉了海军撞陆军，只剩下空军还没有碰过，所以伞兵三团当然不愿意给它这个“破记录”的机会。
蔡智诚虽然觉得刘农畯的迷信有点可笑，但人家既然已经这么说了，他也只好要求另换一条船，并且建议起用招商局的“郡级滚装船”，把吴铎搞得啼笑皆非。
——解释一下：刘农畯所说的“海辽轮不吉利”当然只是借口。当时他不愿意使用这条船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其客舱容量太大，在装载伞三团的同时一定还会加运其他部队，这将影响原定的起义计划。
海辽轮于1949年9月起义，改称“和平号”，是新中国建国时最大的海轮，其光辉形象不仅出过邮票还被印上了钞票。
专和兵舰过不去的海辽号
成了“和平号”的海辽号
“港口司令部海运组”组长吴铎是浙江大学的毕业生，比蔡智诚高几届，两人在学校里的交往比较少，但却有一个共同的老师——招商局航运处处长俞大纲。
俞大纲是浙江绍兴人，父亲是前清的进士，母亲是曾国藩的孙女。他在家中排行老幺，哥哥俞大维是国民党的交通部长（后任国防部长），姐姐俞大彩嫁给了北大校长傅斯年，表哥是陈寅恪（陈寅恪的母亲姓俞，是俞大纲的姑姑），表姐夫是叶剑英（叶帅的岳父姓曾，是俞大纲的舅舅），他有个侄子叫俞启威（黄敬，中共冀鲁豫区书记、天津市长，江青的前夫，现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父亲），还有个侄子是蒋经国的女婿（俞扬和，蒋孝章的丈夫）……而俞大纲本人是个“新月派”诗人，泰戈尔访华时就是由徐志摩和他做陪同，有一首《月》写得很不错：
你，跳进了窗楹，挨近着我
银色的夜，银色的火
我在枕边安排好一个梦
一个平安的梦，等着你抚摩
你，轻盈的掩入夜莺的窠
银色的夜，银色的火
森林里飘出一曲顶礼的歌
谁知道这唱的是莺还是我
……
抗战期间，俞大纲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在遵义呆了七官、法官和警官），它包括由首长推荐、考试院甄别同意的“荐任官”和经公务员考试产生的“委任官”，虽然级别比较低一些，但好处是只从事行政事务，不用对党务和军务负责，比起做政客或者当军官少了许多麻烦。
社会部里五花八门的专员很多，一般都属于“特派”，但谷正纲却绕了个圈子从考试院给蔡智诚弄来一张“六级荐任”（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的派司，这似乎是在暗示他可以借此机会改任文职，不再回到军队中去——这样的事情当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蔡智诚还不至于傻到再去找谷正纲问个水落石出，于是就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这“护送专员”的美差。
4月10日上午，“中字102”出航前的准备会在招商局大楼召开。主持会议的是上海港口副司令刘耀汉，这家伙是个留美的海归，抗战时期曾经担任过美军顾问团的首席翻译，经常陪着外国大鼻子到伞兵基地来视察，并且还给“留美预备班”的学员上过课，所以蔡智诚对他并不陌生。出席会议的有伞三团团长刘农畯、伞兵军械处主任陈家懋、港口司令部海运组长吴铎、招商局副总经理黄慕宗（解放后任上海徐汇区政协委员）以及蔡智诚等十多个人。
刘耀汉在会上宣布：“中字102”滚装轮将运载伞兵第三团、伞兵司令部军械处、第22兵团通信队以及转送福建的 “国大代表”和家眷，共计四个单位三千余人和两千多吨物资，定于4月13日启程前往福州，预计航程48小时左右。行船期间由刘农畯担任军事指挥长、伞兵第三团负责纪律纠察，规定每隔八小时向招商局（港口司令部海运组）报告一次位置坐标，并划定了具体的航行线路。
有两个问题在会议上引起了争论。
首先是为了船员的安排。“中字102”除船长和报务员之外的其他水手都是通过工会组织招募的，而当时上海的海员工会有两个，一个是由招商局控制的“均安会”，另一个是成分比较复杂的“中华海员工会”。伞兵三团预先拟定的大副白力行（菲律宾华侨，解放后在上海水产学院工作）和轮机长武成迹（原“重庆舰”水兵）都来自于“中华海员工会”，这就遭到了招商局的反对。黄慕宗副总经理的意见是，LST级坦克登陆舰使用的是内燃机，与传统的蒸汽发动机有很大的区别，而“中华海员工会”的技术比较差，高级船员应该由“均安会”的人担任才合适。伞兵三团为此与招商局争吵了好久，最后才确定了船长林祥虬（原中字102号船长）、大副顾庚源、二副施君鹏、三副龚祖德、轮机长杨林坤、水手长周叶生、舵手陆兰生……白力行和武成迹都被撤换掉了。
接着又讨论舱位安排的问题。LST登陆舰的吨位不小，但由于当初的设计是专门用来运送坦克的，所以舱位并不大。伞兵三团和伞兵军械处的装备充足，第22兵团的通信器材也装了满满的十辆卡车，而蔡智诚护送的“国大代表团”虽然只有四十多个人，但不仅需要单独的床位，而且还携带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贵重物品”，这样碰不得那样也压不得，摆在船舱里特别占地方，因此有人就提出“以军运为重”，建议精简非军事人员和非军事物资。对此，蔡智诚的态度十分坚决：自己团队中的一个人也不能减，私人物品一样也不能丢。他还反过来建议伞兵三团应该精简军粮，因为“中字102”在海上只航行48小时，随船携带三天的粮食就足够了，根本没必要装载那么多的大米……
会场上顿时吵得不可开交。从道理上讲，“军运为重”的理由当然更加充分一些，但由于当时正值“大撤退”的高潮，官场上的每个人都有家属或者财产需要转移，设身处地来想，谁也不愿意把事情做得太“绝”，所以港口司令部最终还是决定削减军粮的运载量，把舱位留给了蔡智诚所率领的贪官污吏们。
（PS：伞三团未能装船的近百吨粮食后来由上海地下党组织变卖为活动经费）
4月13日中午，金利源码头热闹非凡，两千多名伞兵在这里举行大会餐。饭桌上摆满了烧酒，官兵们你敬过来我敬过去，好多人都整醉了。
伞兵三团下辖三个营，每个营五个连（三个战斗连和特务连、机枪连），再加上团部直辖的团部连、通信连、卫生连和炮兵连，总兵力为两千五百多人。但这支部队自组建以后就没有上过前线，所以蔡智诚对他们的情况并不了解，看见眼前这乱七八糟的场面，他不禁有些担心地对伞三团政训处主任陈浩说：“上船之前还喝这么多酒，你们搞得是什么名堂？”
可陈浩的回答却是：“别扫兴，这是团长的好意”。
陈浩也是伞兵司令部直属队的老人，蔡智诚当搜索营指导员的时候他是通信营的指导员，彼此间还算是比较熟悉。按道理，政训处主任在军事行动中应该担任监督纪律的执法官，可陈浩此时的胳膊上却没有佩带督察队的袖标。原来，伞三团在“护路”期间没收了一些走私物品，这些东西存在铁路警备司令部的库房里还没有处理完毕，照规矩，“变卖非法物资”的事情通常是由军需官负责的，可刘农畯团长却把这个美差派给了政训处主任，陈浩凭空拣到一个留在上海发洋财的机会，高兴得不得了，自然也就犯不着再去节外生枝多管闲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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