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章
安德鲁·卡内基自传 作者:安德鲁·卡内基
正文 第 3 章
安德鲁·卡内基自传 作者:安德鲁·卡内基
第 3 章
钢铁厂的回忆（图）（4）
我的投资牵扯进了我太多的精力，因此，我决定脱离铁路公司的业务，全身心地投入到我自己的事业中来。汤姆逊总裁将我召回费城，想要提拔我做刘易斯先生手下的总经理助理，办公地点在阿尔图纳。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跟他说我已经决定放弃铁路公司的工作，我想发财，而铁路公司的工资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我又不愿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我的目的。当夜晚躺在床上的时候，我要作出一个裁断，得到最高法庭的批准，那里驻着法官。 在我写给托马斯总裁的心中，我又重申了这一点。他在回信中给予了热情的祝贺，我于1865年3月28日辞去了我的职务。铁路公司的员工送给我一只金表。这块表和汤姆逊先生的信我都作为宝贵的纪念品将之珍藏。 下面的这封信是我写给我所在分布的员工的：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 匹兹堡分部主任办公室 致匹兹堡分部的全体员工 先生们： 至此分别之际，我要为不能再与你们携手工作深表遗憾。 经过12年来的愉快交往，我要一个人的名义，向那些和我一起忠诚地为公司服务的员工表示敬意。对于我的辞职，只有一点令我痛苦，那就是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与你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包括其他部门的很多人，他们在与我的商业交往中，已经成为我的朋友。我想你们保证，虽然我们之间将不再有公务上的关系，但我将一如既往地祝你们健康、幸福。我相信，经过多年来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贡献，你们将分享他的成功和繁荣。 最诚挚地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感谢你们用积极的工作来支持我，也请你们对我的继任者给与同样的支持。 再见 此致 敬礼 （签名） 安德鲁?卡内基 1965年3月28日 从那以后，我不再没有为了工资而工作。一个人要听命于人，那他必然地只能在小范围内有自主权。即便当他成为了一家大公司的总裁，他也很难是自己的主人，除非他掌控自己的股票。一个在能干的总裁也要受到董事会和股东的制约，他们有可能对商业一窍不通。但是我还是要很高兴地说，我今天最好的那些朋友，是和我一起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工作的那些朋友。 1867年，菲浦斯先生、J.w.范德沃特和我一起重游欧洲。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及欧洲大陆。这这之前，“范迪”就成为了我亲密的朋友。我俩读了拜尔德?泰勒的《旅行手册》，大受鼓舞。当时正处于是油性分歧，股价以火箭般的速度攀升。一个星期天，我躺在草坪上，对“范迪”说： “如果你能赚到三千美元，你会和我一起去欧洲旅游吗？” “鸭子会游泳，或者，爱尔兰人吃土豆吗？”这是他的答复。 “范迪”用他积攒下来的几百美元投资石油股票，很快就赚到了这一笔钱，这就是我们旅行的开始。我们邀请我的合伙人亨利?菲浦斯一起参加，他当时已是个不小的资本家了。我们游览了大部分欧洲国家的首都，以年轻人特有的激情，背着背包爬上每一座山，在山顶上睡觉。我们旅行的最后一站是维苏威火山。在那里，我们立下誓言，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环游世界。 这次欧洲之行受益颇多。在此之前，我对绘画和雕刻一无所知，但很快我就学会了鉴别一些大画家的作品。也许有人不会感觉到他在欣赏大师们的伟大作品时所获得的那种能力，但是当他回到美国，他会发现他开始无意识地抵制那些在他以前看来漂亮的东西，开始用一种新的标准来审视作品。那些真正的杰作给他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一切自命不凡的作品便再也没有了吸引力。 我这次欧洲之行也第一次让我感悟到了音乐盛宴的无穷魅力。当时伦敦的水晶宫正在庆祝韩德尔的诞辰，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刻地体会过音乐的魅力和壮美，而在此之后我也很少有这样的感觉。我在水晶宫所听到的、我后来在欧洲大陆的天主教堂中所听到的、还有唱诗班的合唱，都毫无疑问地使我对音乐的鉴赏能力有了大幅度地提高。在罗马，教皇的唱诗班和教堂在圣诞节和复活节举办的庆祝活动更使我站到了音乐壮美之巅。 这次欧洲之行对我的商业意识也极具意义。一个人只有跳出共和国的漩涡，才能够有一个对其旋转速率的正确估计。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企业，其发展速度无法快的满足美国人民的需求，然而在国外，好像没有什么发展进步的东西。如果排除这个大陆上的几个首都城市，那么这里的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是静止的。而美国到处都呈现出这样一番景象，就像书中描述的建造巴别塔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来回奔忙，比他的任何一个邻居都要有活力，而且所有人都参与到这座通天塔的建设中来。 我们工厂——美国首家此类企业——的运营能取得新的发展，我必须感谢我的表兄弟“多德”。是他带克鲁曼先生去英格兰的威根区，并且给他讲解如何从煤矿中清洗煤渣和炼焦的工艺。克罗门大为振奋，不断地跟我们说，如果可以把我们这儿的煤矿所产生的矿渣利用起来，那该是多么伟大。而将它们扔掉又是多么的浪费。多德表格是个机械工程师，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师从凯尔文爵士。他证实了克罗门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于是，1871年12月，我开始筹集资金，在宾夕法尼亚铁路沿线建了几个厂子。我与几家主要的煤炭公司签订了长达十年的合同，它们为我们提供煤渣。另外我们还需要铁路公司的运输，也与它们签订了合同。劳德先生来到了匹兹堡，并且好几年主管这个项目整个的运行，还开始建造美国第一台洗煤机。他获得了成功，在采矿和机械设备领域他向来都能出色的完成任务，很快他就将建厂的投资收回了。难怪后来我的合伙人要把焦炭厂纳入我们的集团公司，它不仅仅想拥有厂子，也想得到“多德”，他已经声名卓著。
钢铁厂的回忆（图）（5）
我们的炼焦炉数量不断增加，直到后来我们已经拥有了500座，每天能够洗煤1500吨。我承认，每次我说起这些炼焦炉，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一个人使先前只长出一棵草的地方长出了两棵，就算得上有功于人类，那么，那些从扔掉的废料中生产出来优质焦炭的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庆祝。变废为宝，点石成金，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而能在我们这块大陆上成为这样一个先驱者，也是很了不起的。 我在丹佛姆林的表兄莫里森的儿子后来也成为了我的合伙人，对我来说，他同样是可贵的。有一天，我在工厂车间里巡视，经理问我是否知道我的一个亲戚是位杰出的技工。我告诉他我并不知道，我问他能否和他聊上几句并且四处走走。然后，我们见面了，我问了他的名字。 “莫里森，”这是他的回答，“罗伯特的儿子”，罗伯特是我的表兄弟。 “哦，你是怎么来这儿的？” “我想我们能过得好一点，”他说。 “那，是谁和你一起来的呢？” “我妻子。”他回答。 “你为什么不先来见你的这位亲戚，我可以介绍你到这儿来。” “呵呵，如果有机会，我想我并不需要帮助。” 这就是真实的莫里森，从小便被教育要依靠自己，像金星（Lucfer，另一含义是魔鬼）一样独立。之后不久，我就听说他被提拔为我们在迪凯纳的一家新厂的主管。从这起步，他的职位不断稳步上升。如今，他已经是不择不扣地百万富了，但依然保持着他特有的明智的判断。我们都为汤姆?莫里森感到骄傲。（我昨天收到他的一封短信，在信中他邀请我和夫人在参加卡内基学院的周年庆典时一起到他家做客）。 我以前一直认为我们应该扩大钢铁厂的规模，而许多与钢铁制造业息息相关的新兴行业也应该得到发展，而当时这些还正处于发展初期。所有对钢铁行业未来的担心都随着美国在进口关税上的举措而烟消云散。我清楚地认识到，内战已经使美国人民下定决心，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任何与国家安全有实质联系的产业都不能依赖欧洲。美国所有形式的钢材和所需要的大部分的铁一度依赖进口，英国是最大的供应国。美国人民强烈要求自足，国会决定向进口钢轨按价征收28%的关税——相当于每吨28美元，当时钢轨每吨可卖到100美元。其他物品也按相应比例征收。 在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中，保护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内战以前，这还只是一个政党问题。南方主张自由贸易，而北方则认为征收进口税是必要的。英国政府对邦联体制的支持，在它从阿拉巴马和其他一些攻击英美商业的武装民船中逃离出来之后达到了顶点。由此美国人民对英国政府产生了敌意，尽管大部分的英国人民支持并喜爱美国。如今征收关税已经不再是一个政党问题了，而是一项国家的政策，为两个政党的一致支持。关税变成了爱国税，有利于经济发展。国会中的90多个北方民主党议员，包括议长（speke&lt;B&gt;<a /&lt;B&gt;he&quet="_blank">/&lt;B&gt;he</a> huse）都赞成这一点。 资本毫不迟疑地登上制造业这艘大船，自信得就像国家会尽一切可能保护它一样。内战后的几年中，降低税率的呼声开始高涨，我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争论。经常有人指责道，制造业主贿赂议员的现象很普遍。但据我所知，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根据。除了维持钢铁协会每年所需的几千美元之外，他们从来没有为任何目的集过资。他们只不过为一次保护贸易对抗自由贸易的活动捐了款。 在我的大力支持下，刚才的进口税持续下降，到后来降到了每吨先前的四分之一，每顿起美元。（今天（1911年），进口税又降了一半，即便如此，在接下来的方案中还要得到继续修改。）克利夫兰总统为通过一项新的激烈的税则所做出的努力很有趣。它在很多地方降税太多，如果它获得通过的话，那么将会有多家而不是一家制造商受到损害。我被召往华盛顿，准备对威尔逊法进行修改，提高税率。参议员高曼（参议院中的民主党领袖）、纽约州州长弗劳和许多出色的民主党人都和我一样是坚定的适度贸易保护论者。他们倾向于反对威尔逊法，因为它过于严厉，降税太过厉害，肯定会阻碍我们国内的一些工业。高曼议院对我说，他希望我尽量减少对本国生产商的损害，他还说他的同事们对我有信心，如果税率大幅度降低，参议员们又一致支持这一法案，那么在钢铁的税率上，他们将接受我的引导。我依然还记得他说的话，“我可以反对总统，但必须打败她；但我承受不起去反对他，但却被他打败的结果。” 弗劳尔州长也持同样的看法，让我们党同意我所提议的大幅度降税，这没有丝毫困难。威尔逊——高曼关税案获得了通过。后来我会面了高曼参议员，他解释说，他必须给棉花包让路，以确保一些南方参议员的利益。棉花包须免关税，所以，关税立法获得通过。 在内战刚结束的时候，我在制造业中的影响力还不够参加关税法的制定，所以我总是在扮演一个赞成者的角色。我反对极端主义——既反对那些认为关税越高越好，对所有的减税措施一概抨击的非理性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也反对那些抵制一切关税，倡导无限自由贸易的极端分子。 1907年，我们有能力废除在钢铁上的一切进口税，而不会有任何损害。高额关税在早期是必要的。欧洲没有多少剩余的产品，所以，即便这里钢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人们也只能从欧洲进口少数的钢铁产品，甚至这还可能导致欧洲钢铁产品价格上涨，国内的制造工业不会受到影响。自由贸易只有在需求过量的时候才会妨碍国内钢铁价格的上涨。对于自由贸易，国内的制造商们无须害怕。
总部在纽约（图）（1）
我们的商业继续膨胀，我需要频繁地去东边，尤其是纽约，它在美国就像伦敦在英国一样重要——美国真正重要的大公司的总部都在这里。似乎不在纽约设立代表处，大公司就不能良好发展。我弟弟和菲普斯已经完全掌管了匹兹堡的业务。对我来说，似乎只要指挥下公司整体政策，以及参与重要的合同谈判。 我弟弟很幸运地和露西?克鲁曼小姐结婚了，克鲁曼小姐的父亲是我们最可贵的一个合伙人和朋友。我们在荷姆伍德的家交给了弟弟，这样我有一次被迫放弃现有的生活圈子，1867年离开匹兹堡，到纽约安家。对我来说，这个变化是痛苦的，而对我母亲则更加难以接受。但是她依然还年富力强，只要我们不管到哪里都在一起，我们就会很高兴。她依然满怀离愁别绪，在纽约我们完全就是陌生人，一开始，我们把住处安在圣尼古拉斯旅馆，它在当时当地十分有名。我在百老汇街开了一个办公室。 匹兹堡的朋友们有时来纽约，我们都会感到非常高兴，这上也是到纽约之后能让我感到快乐的主要事情了，匹兹堡的报纸也是不可少的。我频繁的奔赴匹兹堡，母亲也总是与我同往，这样我们和老家的联系便一直保持着。但是过了一阵之后，我们就有了新朋友，也有了一些新的兴趣爱好，纽约也可以开始把它称之为家了。当圣尼古拉斯旅馆的老板在城外开了一家温莎旅馆后，我们就搬到了那里。而且我们在那里一直住到1887年，到我们在纽约有了新家为止。老板霍克先生成为了我们的朋友，他的侄子和那个与他同名的人也同样如此。 在纽约，我从中受益最大，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帕尔默夫妇组织的“十九世纪俱乐部”。俱乐部在他们家集会，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很快便吸引了许多杰出的人士。我能成为它的成员多亏了伯塔夫人的推荐，她是一位很出色的夫人，伯塔教授的妻子，他们家的客厅更像一个沙龙。有一天，我应邀参加伯塔家的聚会，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幸。也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认识了很多杰出的人物，在他们之中有当时康奈尔大学的校长，后来被派往俄国和德国做大使的安德鲁.D.怀特，他还是海牙和平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也是我的终生好友和顾问。 这里，十九世纪俱乐部事实上是一个舞台。会员们非常正式地讨论当天的主要议题，并且依次向听众们演说。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私人的房间很快就容纳不下了。于是，每月一次的会议便改在美国艺术馆举行。我记得我第一个晚上作为发言者参加那次聚会的主题是“金钱贵族”，托马斯?文特沃森?希金森上校是第一个发言者。这是我第一次被介绍给纽约的观众，后来，我就时不时地发表演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因为每一次出场演讲，都需要精心准备，大量的阅读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我在匹兹堡生活了很长时间，学习并且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与投机生意比起来，我把它看成是一种实业，一种精神。我在匹兹堡当电报员的经历使我学到了各种事物的知识，使我认识了当时在匹兹堡有限的几个通过纽约股票交易所从事股票交易的人和公司，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关注着他们。在我看来，他们的运作就像是一场赌博。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人和公司的信誉已经被严重损害，因为人们都认为他们热衷于投机。不过，当时这类公司的数量很少，屈指可数。石油和股票的交易还没有出现，通过电报与东部的股票交易所联系的经纪人办公室还没有产生的必要。匹兹堡就是一个制造业重镇。 当我发现纽约的状况有多么不同的时候，我感到甚为惊讶。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在华尔街冒过险。人们纷纷向我打听与我打过交道的铁路公司的情况，搞得我应接不暇。有人提出愿意筹集资金来投资，但要我来负责管理、运作——他们认为我能得到内部消息，所以容易成功。还有人邀请我加入他们，与之合作，他们正悄悄地打算买下某家公司的控股权。事实上，尽管有它诱人的伪装，但投机领域我从未涉足。 我抵制了这所有的诱惑，在我刚搬到纽约不久，在温莎，有一天上午，我收到了一个最富诱惑力的提议。的杰?古尔德找到了我，当时他正处于事业的巅峰，他说听说过我，想买下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控股权。如果我参与它的管理的话，那他可以付给我一半的收益。我谢绝了他，说尽管我和司各特先生都有不同的公司，但是我永远都不会与他作梗。接下来，司各特先生就告诉我，他听说纽约公司企业已经选中我来接替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因为我从没提起过。我告诉他说，只有在我自己的铁路公司，我才愿意做总裁，以此来使他放心。 改变时间之轮的东西带来了惊奇。1900年的一个上午，大约三十年之后，我将这一提议告诉了古尔德先生的儿子，说： “你的父亲曾提议让我来控制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现在作为回报，我提议让他的儿子来控制一条跨越大洋的国际线路。” 我们同意了第一个步骤——把他的瓦伯计线引入匹兹堡。我们签订了一个合同，答应把我们钢铁公司1/3的运输权给这条铁路，在这个协议下，这一步骤取得了成功。我们准备把东部的扩展由匹兹堡开始一直延伸到大西洋，这时候（1901年3月），摩根先生通过斯科维博先生找到了我，问我是不是真正打算退出生意场。我很坚定地回答说，在我给我们的铁路业务一个结尾之后，我会这样做的。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买入或者售出过一支投机股票，但有一次除外。那是在我的早年时期，我买了一小股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股票投资，花的还是银行借给我低息贷款。我一直遵循着一条原则：绝不买我无法偿还的东西，也不卖我不拥有的东西。然而，在那些早年的岁月中，我在作生意的过程中也获得过一些股份，其中包括一些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我发现当我在早晨打开报纸的时候，我首先看的便是股票市场的行情表。当我决定售出所有非本公司的股票，并且把我的精力集中到我们在匹兹堡的钢铁公司上来，此后，我就从来没有涉足过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交易。除了少量通过各种途径到了我手中的股票外，我一直都严格遵循着这条原则。
总部在纽约（图）（2）
每一个制造业从业人员，所有的由职业的人，都应该欢迎着一条原则。对制造业者来说，这一条尤其重要。如果他要明智地裁断哪些问题会持续在他面前出现，他就必须在脑海中保持平静和自由。没有什么比好的判断更加可靠，如果一个人的脑子中满是股票交易的商业投机，那他也就不可能拥有好的判断力了。因为股票投机使他置于类似于醉酒一般兴奋然后昏昏然，无法根据他所见到的对事物的相关价值和实质作出判断。他会把高山看成小丘，而又将小丘看成高山。他会迫不及待地下结论而不作缜密的推理分析。他的心思都在股票的涨跌上面，而无法顾及那些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投机是蚕食价值的寄生虫，而不能创造价值。 在纽约定居下来之后，我所承接的第一项重要的工程是在基奥卡克建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汤姆逊先生和我签订了整个的合同，包括整个桥梁的结构、基础、石工和上层建筑。合同还规定，我们拥有大桥的部分债券和工程款，以作为工程款。除了财务之外，在任何方面，这项工程都是一个杰作。一场危机导致了相关铁路公司的破产，他们无法和支付规定的款项。竞争对手在柏林顿修建了一座跨西西比河的大桥，并且还在河西岸修建了一条通向基奥卡克的铁路。我们亲眼看着即将到手的丰厚利润无法兑现。尽管没什么盈利，但我自己和托马斯先生好在没受什么损失。 这座桥的上层建筑是由我们在匹兹堡的吉斯通公司修建的。工程需要我不时去基奥卡克进行巡视，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聪明可爱的人。比如他们之中的里德先生、莱顿夫妇等。后来我带着几个英国的朋友去参观了基奥卡克，对西部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们来说，似乎已经占到了文明的边界上，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一天晚上我们收到了里德将军的邀请函，因为英国各镇的帮助，他们组织了一个聚会，希望我们能参加。在到会的客人中，不止一人曾在战争中声名显赫，并且后来晋升为国家议会中的重要人物。 在建造基奥卡克大桥时我们赢得了声誉，这使得那些负责在圣路易斯修建密西西比河大桥计划的人与我接洽商谈。我的第一笔巨额资金与此有紧密联系，1869年的一天，负责此项工程的绅士，麦克弗恩先生（他是个典型的苏格兰人），来到了我在纽约的新办公室，说他们正在维修桥筹集资金，他想知道我能否游说几家东部的铁路公司加入这一项目。仔细审阅了工程计划书之后，我代表吉斯通桥梁公司与他就桥梁的建筑签订了合同。我还获得了大桥所属公司4，000，000美元的选择买卖权，1869年3月，为了联系债券的发卖，我出发去伦敦。 在旅途中，我准备了一份内容说明书，当我已抵达伦敦，便叫人将它印刷了出来。我上次来伦敦结识了尼厄斯.S.摩根，一个大银行家。一天早上我去拜访他，并且开始了谈判。我给他留了一份说明书，当我第二天再去他那的时候，很高兴地发现他对这件事充满了兴趣，认为有利可图。我卖给了他一部分债券，但他的律师们建议，债券的措辞需要作一定的修改。摩根先生对我说，如果我打算去苏格兰，那么最好现在就走，因为我需要写信给圣路易斯的董事会议确定它们是否同意上述的修改。他说，我三个礼拜后再回来，还有充足的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我不希望这条鱼在水里游的时间太长，因此我告诉他说，明天早上我将收到电报，确认对所有的改变的一致意见。大西洋的电缆开通已有一段时间了，不过我那天发的那么长的一份私人电报可能还比较罕见。我给合同的每一行都编上号码，这是一件比较容易的工作。然后仔细地向他们讲解哪些地方已经作出了修改，则需要在每一行中加入冗长和额外的话语。在发送之前，我给摩根先生看了这份信息，他说： “嗯，好吧，年青人，如果你成功了，你应该得到奖励。” 当我在第二天早上到他办公室的时候，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专给我使用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彩色的信封，里面是答复我的电报。内容是：“昨晚董事会作出决定，所有改变都予批准。”“现在，摩根先生，”我说，“我们可以继续了，请确认这份合同是你的律师所需要的。”协议很快就达成了。
总部在纽约（图）（3）
当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泰晤士报》财经版的主编，桑普森先生进来了。我曾和他有过面对面的接触，深知他的几句话便能提高债券交易的价格。美国的有价证券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起因于菲斯克和古尔德队与伊利铁路公司的诉讼，他们控制了纽约的法官们，那些法官好像惟命是从。我知道这件事肯定会被桑普森先生用来作为反对我发行债券的理由，我很快就遇到了这一情况。因此我提醒桑普森先生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圣路易斯大桥公司是中央政府特许成立的。如果有必要，对他的诉讼可以直接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桑普森先生说他会很高兴将这一特点作为重点报道，我把大桥描述为大陆高速公路出的收费站，这似乎让他很满意。一切都很顺利，他一离开公司，摩根先生就拍着我的肩膀，说： “谢谢你，年青人，你今早把那些债券价格提高了五个百分点。” “不客气，摩根先生，”我回答说，“那么现在，告诉我是怎样把价格提高五个百分点的呢？” 这件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圣路易斯大桥的修建资金有了着落。通过谈判，我获得了可观的利润。这是我第一次与欧洲的银行家们合作。普尔曼先生告诉我说，在几天后的一次宴会上，摩根先生讲起电报的事情，并作出预测说，“那个年轻人将会声名远播。” 在结束了合摩根先生的谈判之后，我去了一趟我的家乡，丹佛姆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送给这座小镇一件礼物——一座公共浴室。这是我的第一次大额捐款。很多年以前，我的劳德姨父建议，给斯特灵的华莱士纪念馆基金会寄一笔捐款，那座纪念馆海拔很高，可以由此看到班克诺本。这笔捐款虽然数目不大，但那时我还在电报公司工作，每月薪水30美元，同时还得负担家里的开支，这样看来，这却也是一笔可观的数额了。母亲对此没有丝毫吝啬，相反，她为自己儿子的名字刻在捐助者名单中而感到自豪，而他儿子也认为自己开始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了。几年之后，我和母亲重游斯特林，那时候，在华莱士塔下，沃尔特?司各特的半身象正公之于众，这是她捐赠给纪念碑委员会的。从最早期的捐助开始，至少在资金上，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过，大量的捐赠还没有开始，那时还只是处于积累阶段。 1867年，当我正在游历欧洲大陆，并为所见所闻深深吸引的同时，我依然牵挂着公司的一切事务。我通过频繁的信件往来保持着对公司业务的参与。因为内战，通向太平洋的铁路交通而显得至关重要，国会也已通过了一个法案，要鼓励建设这样一条铁路线。这条铁路刚刚在奥马哈破土动工，并打算最终铺设到圣弗朗西斯科。我得到消息时在罗马，这项工程的进展速度要比当初设计的快得多。国家已下定决心，要将国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要抓紧时间实现这一目标。我写信给斯考特先生，认为我们应该争取获得在这条加利福尼亚大铁路上运营卧铺车厢的合同。他在回信中有这样的话： “很好，年轻人，你的确抓住了时机。” 回到美国之后，我继续着我的想法。卧铺车厢的业务十分繁忙，我对此也十分感兴趣。当时需求上升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一现实导致了今天普尔曼公司的成立。中心运输公司的业务不能足够快地覆盖这个国家的领土，普尔曼先生开始在芝加哥建立世界上最大的铁路公司，而且很快它就可以与父母公司竞争了。他同样看到了太平洋铁路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卧铺车市场。我发现他也正在做我已着手做的事情。他是一个真正的拦路虎。再一次，从这些事件中，人们将会学到我从普尔曼本人身上学到的东西，那些无所谓的小事，有时候可以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裁正在芝加哥视察工作，普尔曼先生去拜访他，并且被带进了总裁的房间。桌上放着一封给斯考特先生的电报，写着：“你对于卧铺车厢的建议已被接受。”普尔曼先生无心地读到了这份电报。电报所放置的地点也使得他无法不去注意。这时候，德伦特总裁走进了房间，普尔曼先生向他解释说： “我相信在我向你提出建议之前，你是不会对此事作出决定的。” 德伦特先生答应等待，此后不久，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会在纽约召开会议。我和普尔曼先生都列席了会议，我们都在努力争取那份我们都很看重的订单。一天晚上，我们同时登上圣尼古拉斯旅馆的楼梯。我们以前见过，但并不熟识。在我们都爬上楼的时候，我说： “晚上好，普尔曼先生！我们又在一起了，你不认为我们是一对绝妙的傻瓜吗？” 他并不愿意承认这件事，说： “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向他解释了具体情况，我们各自提出一份相互竞争的提案，努力夺取自己的效益。而这事实上损害了我们自己的利益。 “噢，”他说，“那你将怎样做呢？” “联合，”我说，“向联合太平洋公司提出一份共同的提案，你我组成一个公司。” “你打算把它叫做什么？”他问。 “普尔曼皇宫车厢公司。”我答。 这让他很满意，当然我也同样如此。 “到我房间来谈谈吧，”这位卧铺车厢大王说。 我照办了，结果是我们得到了一份共同的合同。我们的公司随后并入了普尔曼总公司，我们拥有部分股权。直到1873年那场金融恐慌来临，我不得不卖出这些股份以保护我们自己的钢铁公司。我相信，我是普尔曼公司的大股东。
总部在纽约（图）（4）
普尔曼其人和他的事业都是美国式的，这样的一句话并不会有时偏颇。他本是一个木匠，当芝加哥大兴土木之时，他给人盖了大量的房屋，收取一定的经费。当然他做得非常成功。由此起步，他成了这一行中著名的承包商。如果有一家大旅馆想要将他的房子加高10英尺，而又不能打搅客人们，也不能影响生意，那就找普尔曼先生。他是那种罕有的、能把握事物趋向的人，或者可以这么说，游泳的时候置身主流之中，这可以让你的行动达到最快的速度。如我一样，他很快就看到，卧铺车厢在美国大陆是一个绝对的必需品。他开始在芝加哥制造了一些车厢，并且与周边的铁路签订了合同。 东部的公司不适合与普尔曼先生这样的杰出的人竞争。尽管原初专利权在东部的公司和伍德罗夫先生自己手中，但我还是很快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原初专利权是很大的一笔股份，几年后，有人起诉我们侵犯了专利权，虽然没有受到损失，但是在解决这件事之前浪费掉的时间，足以使普尔曼公司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公司。因此我真诚地提出，我们应该和普尔曼先公司联合，就像我们在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签订合同时候的联合一样。因为与普尔曼先生的私人关系之故，东部公司的一些员工不满意。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双方平等友好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我很快就同意普尔曼公司并购我们的中央运输公司，这对普尔曼先生来说，不意味着禁闭了西部，而是获得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大大西洋主干线的控制权。这一位置的这家公司不可能遇到任何竞争了。在为人处世方面，普尔曼先生算得上是一位大师，他给我讲过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 普尔曼先生也和其他人一样，有自己的难处和失意的时候，并不是每次都能够成功，这也没有人可以做到。在经营卧铺车厢业务的时候，困难重重，但他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承受了下来；并且依然保持着铁路公司们一定要尊重的权利，我不知道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人可以做到。铁路公司应该操作他们自己的卧铺车厢。有一次，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总是能从这个故事中获得宽慰。 在西部的一个县里，一个老人经受了人生的各种苦难，他的邻居们都很同情他。但是他对他们说： “是的，我的朋友们，你们说的都对，我的一生烦恼不断，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是——90%的忧虑并没有变成现实。” 这是至理名言，人类很多的忧虑和烦恼都不过是想像的，不值一晒。杞人忧天是愚蠢的，只要天没塌，一切都会好的。即使天塌了下来，十有的做法，在我的经验中，我也很少看到一个人涉足许多行业而能赚到大钱的——在钢铁制造业一个也没有。那些成功的人是那些选择了一个特定的行业，然后盯住不放的那些人。奇怪的是，很多人并不看重投资于自己的企业而获得的丰厚收益。世界上的每一家工厂都需要更新设备。然而厂主们却舍不得花钱添置机器，更新设备，反而越过自己的领域进行投资，以便赚取红利。我所认识的大多数的实业人士都投资于银行、证券以及那些和他们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而不去发掘自己工厂中的金矿。 我一直在坚持这种思想，事实上，这一最基本的理论是我能比别人更好地管理我的资金。一个商人一生遭遇的最大挫折往往并不是因为投资于他的本业，而是因为对它并不在行的领域进行投资。我要奉劝年轻的朋友们，不光要把你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到你们的事业中，而且还要把你们的每一分钱都投进去。如果有的企业已经扩张到了极限，而又找不到其他有成长性的行业，那么就把剩余的资金投向一流的证券，这样就能获得稳定可靠的收入。对于我来说，我很早就拿定了主意，我要全力投入到钢铁制造业，并要成其为龙头。 我的英国之行给了我很好的机会去结识钢铁工业中的著名人物——贝西默是其中的佼佼者，还有罗西安?贝尔爵士、伯纳德?萨穆尔森爵士、温莎?理查兹爵士、爱德华?马丁，以及宾格力、埃文斯等，他们都是这个行业中的领袖。我被选入理事会，很快我又成为了大不列颠钢铁行业协会的主席，我是第一个非英国公民主席。对这个荣誉，我高度重视，尽管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曾推辞，因为我住在美国，再加上自己的商业，我害怕会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履行主席的职责。 当年，我们因为建造桥梁而不得不介入钢铁制造，生产熟铁，而现在，我们觉得该生产生铁了。这便导致了1870年露西高炉的建立（如果我们当时能充分意识到这一项目的重大意义，我们一定会推迟实行）。我不止一次听到钢铁业的老前辈对我们这个快速成长和膨胀的新企业做出的不吉利的预言，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止步。我们觉得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和信用来建造一座高炉。 预计的成本还不够实际开支的一半，这对我们是个考验。克罗门先生对于高炉的运转一窍不通。即便如此，也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问题。露西高炉（我以弟媳的名字为它命名）的产量远远超过了我们最乐观的估计，当时一座高炉每天100吨的产量可谓空前，我们创造了纪录，许多参观者啧啧称奇。 我们的钢铁产业并非一帆风顺。几年中时有危机出现。战时，钢铁的价格由每磅九美分降到了每磅三美分，我们安全地经受了这一挑战。在此期间，许多公司破产，为了调集资金应付紧急状况中，我们的财务经理忙得焦头烂额。在多次事故中，我们公司的信用都未受到损害。在公司的各个部门中，生铁制造厂还是让我们操了不少心。英国著名的惠特威尔兄弟公司生产的高炉当时被广泛使用，而惠特威尔先生在参观我们的露西高炉时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我把我们当时的难题抖了出来，他立即指出： “那是因为料钟的角度不对。” 他解释应该怎样进行调整。克鲁曼先生不太相信。我力主制造一个玻璃的高炉模型，另外再做两个料钟，一个还是按露西高炉上的式样，一个按惠特威尔先生建议的那样。这很快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做了试验，结果正如惠特威尔先生所预料的那样。我们的钟将材料分流到高炉的两边，中间气流只能部分地透过去，依然密集着很大一部分。而惠特威尔让材料从中间通过，其余的留在周围。两者的效果完全不一样，露西高炉的麻烦解决了。 惠特威尔先生是一个多么善良、大度的人啊，他没有狭隘的嫉妒之心，对他拥有的知识毫不藏私！作为回报，我们在有些部门学到了一些新东西，也跟他互通有无，以便能对他的公司有所帮助。（今天，在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为这兄弟俩中的一人依然健在感到无比欣慰。我们的友谊历久弥坚。他是我的前辈，曾在我之前出任大不列颠钢铁协会主席）
钢铁时代（图）（1）
回头往前看，四十年以前，在生铁的制造业中，化学的作用竟然不为人知，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本应该时时最为重要的一环。那时候，高炉经理一般是一个粗鲁的家伙，通常是外国人，他的本事还包括能将他手下那些桀骜不驯之辈打倒在地，以示教训。他还被认为本能地可以诊断高炉情况，具有预言的超能力，就像在这个国家中的其他一些人，据说他们仅凭借一根榛树枝就可知道哪里是油井和水源。对手中的病人，他们只是胡乱地开些药方，他们是真正的庸医。 菲普斯先生特别关照我们的露西高炉，他每天都要去探视一番，这使得我们免去了不少麻烦。并不是说我们的高炉运行的不如西方其他的高炉良好，不能产生较好的效益。而是因为，以其他的高炉比起来，他更加庞大，一点小小的异常都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周日早晨当他的父亲和妹妹走向教堂做礼拜，我的合伙人还是雷打不动地去看看露西高炉。不过，即使他去了教堂，他最虔诚的祈祷也只会与露西高炉有关，他时刻都在想着高炉的种种情况。 下一步我们要找一个化学家来做科里先生的助手和顾问。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有学问的德国人，弗里克博士。他向我们揭开了许多秘密。那些有着高等声誉的矿山开采出来的铁矿石，其铁含量要比原先估计的低10%15%，有时甚至是20%，而那些原来劣质铁矿却出产着优质的矿石。先前好的现在却变差了，差的反而成了好的。一切都被颠倒了过来，先得乱七字的时候，这位伟大的老人怎么样了呢？他的爱国心永无止境。在国庆节的时候，他们总是停产庆祝。有一年的七月四日去他的工厂参观，工厂停止生产了，但他发现有些人正在修理锅炉。他把经理叫过来询问原因，接着，他命令所有的工作都要停止。 “在国庆日工作吗！”他大叫道，“我们不是有很多星期天可以拿来维修？”他显然很生气。 当1873年的风暴袭来时，我们立刻开始在所有的商业领域收帆减速。虽然极不情愿，我们还是决定暂停新钢厂的建设。而有几位已经入股的投资者，也拿不出购买股票的钱了。我只好将他们的股份买过来。就这样，钢厂的控股权到了我的手里。 这场风暴首先爆发影响到的是金融界和股票市场，没过太久，又波及到了商业和制造业。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坏，最终引发了得克萨斯太平洋公司的倒闭。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和德克萨斯铁路公司的人们有着亲密的关系，人们很难相信我没有卷入他们的债务危机。 司各特先生和汤姆逊先生受窘的消息传到匹兹堡汇兑银行总裁斯考恩伯格先生那里时，他正在纽约。他急忙赶回匹兹堡，并在第二天召开董事会，指出这不可能不牵涉到我。他建议银行拒付我们的汇票，他惊恐地发现我们在折扣之下的合同数目庞大。为了不出现严重的麻烦，我立即采取了行动。我坐上了去匹兹堡的第一班火车，在那里公然宣布，虽然我是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东，但我已经付清了购买股份的所有款项，我与他们的债务没有丝毫的瓜葛。我只对我们自己的业务担有责任。我已经做好准备我所拥有的每一美元都拿来偿还我的贷款，对公司的任何债务我都不会赖账。 一直到这时，商界都认为我是一个大胆无畏，甚至是一个不计后果的年轻人。我的业务范围广泛，公司发展很快，虽然还很年轻，我已经运作数百万美元的资本。匹兹堡的老一辈认为，我的事业将会比现在的情况更加辉煌灿烂。有一位资深人士曾经说：“即便卡内基的大脑不能帮助他铺平道路，他的运气也会帮助他。”但是我想没有什么比事实更能说明问题。我肯定，任何评价都会为这样的事实感到惊讶：我极少为自己和伙伴冒险。当我有什么大的动作时，总有一些大公司在后面支持我，比如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我身上有苏格兰人特有的审慎，但是很显然，我也敢于铤而走险。因此我才可以成为匹兹堡钢铁制造业之父。他们老了，而我还年轻，这就是区别。 匹兹堡的金融机构对于我们的公司又担心很快就转变为有点莫名其妙地充满信心。我们的信誉是无懈可击的。因此，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主动要求借钱给我们的银行还在不断地增加，就好比那家历史悠久的银行，当其他银行的存款日益下降时，它的存款却比任何时候都多。它是美国唯一一家用黄金作为流通手段的银行，它鄙视用美钞作为还债手段的办法。他没有太多的海报传单之类，但我想他的这一决定本身便是一个很好的广告。 除了我们的朋友司各特先生和汤姆逊先生陷入困窘，我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严重的挑战，我的合伙人之一安德鲁?克鲁曼先生被诱使入股卡那巴制铁公司。他们向他保证，他们要将这家公司改造成股份制企业。但在此实现之前，他的同事们已经成功地背负起了巨额债务——大概是700，000美元。克罗门先生除了选择破产之外，别无办法。
钢铁时代（图）（4）
没有什么比这更令我们震惊的了，因为，克罗曼先生作为合伙人之一，在不通知其他合伙人的情况下，他无权投资另一家公司，或者被卷入个人债务。在商界摸爬滚打的人有一条强制性的规则——合伙人之间没有秘密。忽视了这条纪律，不光把克罗门先生，而且还把我们公司卷入了危机。不久之前，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便陷入了困境。一时间，我心存疑惑，是否真有可信的东西存在？哪里有我们可以依靠的根基？ 如果克鲁曼先生是一个商人，那么此事之后，他再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合伙人。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商人，而是一个出色的机械师，只不过略有商业才能。出事以前，克鲁曼先生的志向不是在工厂与机器为伍，尽管在那里没有人可以与之一争高下，而是在办公室里，尽管他在那里弄得一团糟。我们想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但是很困难，也许这使得他到其他地方另寻出路。也许他受到了这个社区中一些知名人士的奉承。于是，那些懂得如何接近他的人——除了高扬他在机械上的天赋以外赞美他的商业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便开始牵着他的鼻子走。商业才干本是属于他的合伙人，但是他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在克鲁曼先生通过法庭的审查，重获自由之后，我们提出以原始成本价转让10%的股份给他，而这笔钱可以用它的红利来进行支付。当然也有条件，就是他不能在参与任何商业活动，必须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机器上。如果他当时能听从劝告，接受这些，他早就有数百万的身价了。但是，他的自尊，他的傲气，不允许他这样做。他要靠自己在商海中闯出一篇天地来。尽管我和朋友一再恳请，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要开办一个新公司来与我们竞争。结果，他未能获得成功，并且过早地逝世了。 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干什么，不仅得心应手，还充满了乐趣。这是多么愚蠢啊！我所认识的这样的能干的人不止一个，他们将自己困在办公室里，尽管自己有机械方面的机高天赋。他们的生活就是不断地经受痛苦，最终的结果还是失败。与克鲁曼先生分手是我莫大的憾事，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擅长机械的头脑，倘若他不是那样地意气用事，我相信他会很高兴和我们在一起。其他人提供的资金——在需要的时候却未能获得——使他调转了头，这个伟大的机械师很快就成了一个可怜的人。
合伙人、书和旅行（图）（1）
在克鲁曼先生离开公司之后，我们没有任何犹豫就让威廉?伯恩特莱格负责管理工厂。每次提起威廉的工作，我的心情都特别愉悦。他是从德国直接过来的小伙子，还不会说英语。因为他是克鲁曼先生的远房亲戚，所以我们雇佣了他，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怎么出色。她很快学会了英语，成为了我们的运务员，每个礼拜有六美元工资。他原来并不具备什么机械知识，但是，凭着他坚持不懈的热情和勤奋，他很快熟悉并参与厂里的所有业务，在任何地方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威廉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总改不掉德国人说话的习惯，语序颠倒的英语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监督下，联合铁厂成了我们所有业务中赢利最多的一块。连续好几年，他都过度操劳。我们决定给他放放假，让他到欧洲去旅游一番。他先取道华盛顿来了纽约。在纽约的时候，他来找了我，说欲重返德国相比，他更迫切地希望回到匹兹堡去。在华盛顿纪念碑的楼梯上，在其他公共建筑中，他看到我们生产的横梁，他这样说： “我觉得是那么自豪，我要马上回去，看看厂里的一切是否正常。” 威廉总是天不亮就到厂里，满天星斗时才离开。那里就是他的家，他的生活就在哪里。我们第一次要吸收几名年轻人成为我们的股东，其中就有他。我记得，这个贫穷的德国小子，在去世的时候，已经每年能赚到50，000美元。无疑，每一分钱都是他应得的。他身上有很多的故事。在一次董事会的年终宴会上，每个人轮流发言。威廉这样总结他的演讲： “先生们，我们必须做的是提高价格、降低成本，每个人都能必须站在他自己的底座上。”他的话引起了经久未息的大笑。 埃文斯上校曾有一段时期出任政府派驻我厂的检察员。他是个很严格的人，威廉找了不少麻烦，埃文斯抱怨不断，他们之间终于有了冲突。我们尽量想让威廉明白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的重要性。威廉回答说： “但是他无所顾忌地走进我的房间，拿我的雪茄抽，”（上校也真是，威廉抽的是那种一分钱一支的劣质雪茄）“而且还总是对我们的铁厂挑三拣四，你对这种人怎么看？不过，明天我会向他道歉。” 我们向上校保证威廉将会向他赔礼，此后他笑着跟我们讲起威廉是怎样向他道歉的： “上校，我希望你早上没有生气，我并无恶意。”然后，伸出他的手，上校愣了愣，还是握了手，两人尽释前嫌。 威廉曾把我们没法用的旧铁轨卖给了我们的邻居，匹兹堡钢材生产的先驱，詹姆士?帕克。帕克先生发现这批货质量很差。就向我们要求赔偿，我们让威廉和菲普斯先生一起去找帕克先生，处理好这件事情。菲普斯先生走进帕克先生办公室的时候，威廉正在工厂四处寻找那批受到责难的材料，可他怎么也找不到。这下威廉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最后走进了办公室，帕克先生还未置一词，他就说了： “帕克先生，我很高兴听到卖给你的那批旧铁轨不适于炼钢，我打算把所有的再重新买回去，给你每吨5美元的价钱。”威廉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早就把那批材料给用光了。帕克先生感到十分为难，这件事情就这么结了，威廉取得了胜利。 在他从德国回来之后，有一次我去匹兹堡，威廉跟我说他有些“特别”的事情要告诉我，这些事情不能告诉其他的任何人。他在德国时，曾花了几天时间去拜访一个教授，他以前的一个同学。 “卡内基先生，他的妹妹对我非常好。我到了汉堡后，就寄了一件小礼物给她。她给我写了封信，我也给她回了封信，她再写，我又回，然后我问她愿不愿意嫁给我。她是个循规蹈矩的姑娘，但是她写信来说愿意。然后我让她到纽约来，我去那里接她。但是，卡内基先生，他们并不知道工厂里的情况，他哥哥写信给我，说他们想让我再回去一次，在德国与她完婚。可是我不能再离开厂子了，想问问你怎么办。” “你当然可以再去一次。当然了，威廉，你应该去。这样她的亲人会感到很高兴的。你马上去，然后把她带回家来。我会安排好一切的。”在他离开的时候，我说：“威廉，我想你的爱人一定高挑漂亮，是个讨人喜欢的德国姑娘。” “哦，卡内基先生，她稍微有点胖。如果推着她滚动，我只能让她转一周。”威廉所有的例子都与工厂的工作有关。（今天上午，1912年6月，当我再一次看到这一段时，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当我读到他说的那段，“每个人都应该站在他自己的底座上”时，我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菲普斯先生原来担任铁厂商务处的主管，后来我们公司的规模扩大，钢厂需要他，就提拔了另一个年轻人威廉.L.艾伯特接替他的位置。艾伯特先生的履历与伯恩特莱格有某些相似之处。一开始他只是个拿微薄薪水的小职员，但很快就被委以重任，负责铁厂的营销业务。他与威廉一样成功，也被吸引进了董事会，享受的股份也与威廉一样。他后来被提升为公司总裁。 柯里先生在这段时期因为管理露西高炉表现出色，为我们器重，后来也成为了我们的合伙人之一，和其他人享有相同的股份。商业要获得成功，除了将做出杰出贡献的员工提拔到合适的位置上之外，别无他途。最终，卡内基和麦克坎德里斯公司并入了埃德加?汤姆逊钢铁公司。一开始，我弟弟和菲普斯先生拒绝将他们发展得很成熟的企业并入钢铁公司，不过，我把第一年的盈利给他们看，告诉他们如果不加入钢铁公司，那他们就是上错了船。他们在重新考虑过之后，接受了我的建议。对他们和我来说，这都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合伙人、书和旅行（图）（2）
我的经验告诉我，合伙人来自不同的行业，杂乱地聚集在一起，这是不可能建立好一个成功的企业的。改革和变化是必需的。我们的埃德加?汤姆逊钢铁公司也不例外。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生产钢轨的时候，我们聘用了一个铁路审计原来做审计工作，他以有才干、有办法著称。但是，科尔曼先生对他很不满意。所以，我不得不买断了克鲁曼先生的股票。此后不久，我们便发现克鲁曼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个审计员确实对账目很有一套，但是，要想期望他或者任何其他办公室人员，能走进制造工厂并且一开始就做出成绩来，就显得不太实际了。他没有新工作的任何知识，也没受过这方面的培训。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一个好的审计师，期待不可能情况的出现，这是我们的失误。 最后，工厂终于要开工了， 审计员将一份组织计划提交给我审批。我发现他将工厂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交由琼斯先生控制；而另外一部分由斯蒂芬森控制，斯蒂芬森先生是一个苏格兰人，他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制造业厂主。我没有批准这一方案，因为我相信，我们这一决定将对钢厂的成功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同一个工厂里，两个人拥有同样的权力，是不可想象的。有两个人同时发号施令的工厂，即便他们是在不同的部门，这和一个军队中有两个司令，一艘船上有两个船长一样，都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这行不通，我既不认识史蒂芬森，也不认识琼斯，但是只有一个人能当船长，也只有他直接向你负责 。” 最后，我们决定让琼斯先生当“船长”，日后，凡是知道贝西默钢厂的地方，他都名声大噪。 “船长”那时候还十分年轻，瘦瘦弱弱的，但显得很活泼，精力充沛。从他的身材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威尔士血统——因为他很矮。他从附近的约翰斯顿工厂来到我们这儿，当了一名每天报酬2美元的机修工。很快我们就发现他是个可造之材。他的行为便足以证明。在内战中自愿入伍，因为表现出色，被提拔为连长，他所带的连作战勇猛，不知退缩。埃德加?汤姆逊公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他。 接下来的年月中，他拒绝接受我们提供给他的公司股份，这些股份足以让他成为千万富翁。有一天，我告诉他，一些年轻人因为拥有公司的股份，他们赚得的收入比他要高得多。我们已经投票表决过，想要吸纳他为董事会成员，这无须承担任何金融义务。因为按我们的惯例，他购买股票所需要支付的钱，我们将在日后从红利中扣除。 “不，”他说，“我不愿意老是想着公司的运营状况，向着是否盈利。照看厂子已经够我忙的了。如果你认为这是我该得的，那就给我一份高薪水吧。” “好，船长，我们将按美国总统的薪水标准付给你酬劳。” “一言为定”这个威尔士小伙子 说。 一开始，我们钢材制造业的对手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根据他们自己在开始生产钢材时遇到的困难，他们认为再过一年我们也不可能生产出钢轨。因此，他们拒绝把我们当作对手。我们开始的时候，钢轨的价格是每吨7美元。我们向全国的代理商征求订单，给他们最好的价格。在我们的对手知道这一情况之前，我们已经接了不少订单，这足以使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了。 因为如此完美的机器、绝妙的计划、琼斯船长选出来的工人技术娴熟，再加上他自己是一个极好的管理者，我们的成功是极为显著的。第一个月我们就盈利11，000美元，这是创纪录的。我们的会计体系也如此值得称道，它帮助我们算出了盈利的确切的数目。从我们的铁厂的经验中，我们了解到一个确切的账目制度意味着什么。在生产过程中，原料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都有员工进行核对，没有比这种做法更能提高利润的了。 良好的开端预示着光明的前景，我开始考虑去休假了。一直渴望的环球旅行也终于可以实现了。我和J.w.范德沃特先生（范迪）于1879年秋天处罚。我随身带了几个笔记本，每天用铅笔记下一些东西，从没想过要把它们编成书出版。但是我想，也许我可以把它们复印几份，在私人的圈子中传阅。一个人头一次看见自己的言论变成铅字，印成了书，其感觉绝对美妙无比。当那一大包书从印刷厂送到我手中时，我又重读了一遍，看它是否值得我作为礼物送给朋友们。后来，我得出了结论：总的来说，我最好把它们赠送给别人阅读，然后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的评论。 作为一本专门为朋友设计的书的作者，当然无需担心听到什么刻薄的反响，但我仍摆脱不了患得患失的心情，还是盼着能得到赞扬。朋友们的反应超出了我的预期，他们确实很喜欢这本书，至少有部分评价是发自他们内心的，这让我感到非常满意。每位作者都倾向于相信甜美的言辞。费城的大银行家，安东尼?德雷塞尔来信抱怨说，我剥夺了他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一开始读它便不忍放下，直到凌晨两点，满身疲惫的时候，才把它读完。这样的信我收到了好几封。我记得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亨廷顿先生，有天早上见到我并说，他要好好地夸我一番。 “为什么呢？”我问。 “哦，我把你的书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读完了。” “嗨，”我说，“这并没有什么啊，我其他的朋友也都是那样。” “是的，但是也许你的朋友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除了我的账本之外，这几年我没有读过一本书。一开始，我也并不想读你的书，但当我一拿起，我就放不下了。5年了，能让我从头看到尾的只有我的帐本。” 对于朋友们的话，我不敢全信。但是，有些书从我的朋友们手中流传出去，也得到了其他人的喜爱，这使我着实陶陶然地过了好几个月。我相信他们的话并非谄媚。越来越多的人向我索书，因此，我不得不又加印了几次。报纸上也发表了相关的评论文章和精选摘要。于是，便有出版商要求将他出版，以满足市场需求，就这样，《环球世界》公开出版，而我，最终也成为了一个作家。
合伙人、书和旅行（图）（3）
这次环球旅行给我开启了一条新的地平线，也很快地改变了我的思维观点。当时正是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学说达到顶峰，广为流行的时候。对他们的作品，我有着极大的兴趣。我开始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生活中的不同阶段。在中国，我阅读孔子；在印度，佛家和印度教的经典也被列入我的书目；在孟买，我从帕西人中学习了解拜火教；这次旅行的收获之一是让我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宁静。以前那儿一片混乱，而现在却秩序井然了。我的头脑得到了休息。最后，我明白了一个人生真谛，基督有云，“天国就在你心中”，这句话对我有了全新的解释。并非未来，也不是过去，只有现在才是我们的天堂。此刻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责任，都需要我们富有耐心的努力，一旦僭越，便只会得到毫无结果的虚无。 那些伴我长大的宗教理论，斯维登伯格教派留给我的所有印象现在都不在对我产生影响，再也不能左右我的思维了。我发现没有一个民族的信仰是真理，尽管这种信仰被视为神灵的启示。也没有一个民族会那么愚昧落后，信仰中尽是谬误。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伟大的导师，佛陀是一个，孔子是一个，琐罗亚斯德是一个，基督是一个。我发现所有的这些导师在伦理学上的教义都极为相似。所以，我打算引用《马太福音》中的话，我总是很骄傲地拿它来称颂朋友： “孩子们，那不可见的神力，是谁的眼睛 永远陪伴着人类 轻蔑地看着没有宗教的地方 这个人已然找到 不能说出他的意志有多么柔弱？ 不能像雨水一样滋润干渴的心田？ 他也没有哭到双眼凹陷，这个连自己都为之厌烦的人 你定将重生。 埃德文?阿诺德的《亚洲之光》就在这个时候出版了，这部诗集给了我极大的快乐。我刚去过印度，诗集则让我重温了那里的一切。我对此书的欣赏传到了作者的耳朵里，后来，我们在伦敦相识。他把这部诗集的原手稿送给我作为礼物，这是我最宝贵的珍藏之一。即便要做出极大的牺牲，一个人如果可以环游世界的话，那他也应该这么做。与周游世界相比，其他形式的旅行就显得不彻底、不完整，只能给我们留下一种局部的，模糊的印象。当你的环球旅行结束时，在归来的途中，你会觉得你看到了所有能看到的东西（当然只是泛泛而言），在这个对称的整体的某一部分中，你会看到，人类都在与命运进行抗争，最终都走向一个特定的结局。 一个环球旅行者，如果对东方经典进行研究，将会有很大的收获。他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每个国家的人都认为他们自己的宗教是最好的，他们的家园是最棒的，所谓“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草窝”。 在《环游世界》一书中有两段描写也许能说明这一点，不妨援引一下： 在新加坡附近，我看到人们正忙着干活，孩子们光着身子，四处跑动；他们的父母穿着平常的松垮的旧衣服。我们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我们让导游去跟他们说，我们来自另外的一个国家，这个季节里池塘的水会结冰（我们面前有一个池塘），我们可以直接从冰上走过，有时候冰结得非常的厚，马，甚至马车都可以宽阔的河面上经过。他们感到好奇，并问我们为什么不过来和他们一起住。看起来，他们真的十分快乐。 还有： 我们还去看了拉普兰人的驯鹿。一个水手充当我们的向导。在回去的路上，我跟他走在一起。我看见就在峡湾的对面，散布着几间棚屋，却有一座两层小楼正在修建中。 “那座房子是干什么用的？”我问。 “那是一个在特罗姆瑟出生而后在外面发了大财的人盖的。他现在回来了，要住在这里，他非常有钱。” “你告诉我你曾到过全世界，你去过伦敦、纽约、加尔各答、墨尔本，还有其他地方。如果你像那个人一样发了财，你想在那儿安家呢？” “啊，没有比特罗姆瑟更好的地方了。”他说。 那是在北极圈，那里一年有6个月的漫漫长夜，然而特罗姆瑟是他出生的地方。家，温暖甜蜜的家啊。 在自然生活和自然法则的状况下，有些东西看起来不完美、非正义，甚至是残忍的。但是，我们也因许多的美丽和甜蜜而感到振颤。不管家在哪里，对它的那种深深的爱无疑就是这种多美好中的一个。我很高兴地发现，这种情感并非局限于某一个种族或者民族之中，在现今的发展阶段上，几乎各个种族里都存在着这种对家的深深的眷恋。这种未知的力量没有忽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马车旅行和结婚（图）（1）
1877年7月12日，我的故乡（丹佛姆林）授予我荣誉市民的称号，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此类称号，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令我激动万分。自沃尔特?司各特先生当选英国的议员之后，在我之前，只有两个人获此殊荣。我的父母常跟我讲一些有关沃尔特先生的事情，有一天，他们还看见他在描绘丹佛姆林教堂的草图。作为答谢，我要做一次演讲，对此我非常重视。我告诉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我要说些什么，都是我的心里话。他是一个很好的演讲家，用充满智慧的话语告诉我说： “安德鲁，就那样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每什么比这更好的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堂很好的公共演说课，我用心学习。对年轻的演讲者，我有一条建议。当你站在观众前面，只要想着，他们也是普通人。在向他们作演讲的时候，你只需要向日常生活中的交谈那样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区别。除非你想特意地改变自己，伪装自己。那么不要有任何的难堪，就当作是在董事会上和自己人说话，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很自然地去做。如果你想尽量变成其他的某个人，那么你会感到胆怯，没有底气。英格索尔上校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演说家，有一次我问他，演讲的感染力是从哪儿来的？“不要祈求左右逢源，摇摆不定，”他说“你需要成为你自己。” 1881年的7月27日，我在丹佛姆林又作了一次演讲，那天我的母亲来为我捐建的图书馆奠基。当年丹佛姆林有五个织布工人将他们的书收拢起来，成立了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向他们的邻居开放，我父亲是其中的一个。丹佛姆林把我捐献的建筑命名为“卡内基图书馆”。设计师来跟我要我的“遁形徽章”。我告诉他我没有，但是我向他建议可以在门上刻一轮散发着金光的太阳，加上一句格言：“让阳光普照”，他采纳了。 我组织了一个马车队去丹佛姆林。在1867年和乔治?劳德，亨利?菲普斯一同穿越英格兰的时候，我便产生了一个想法：与我的至交好友，组成一个车队，从布莱顿一直到因弗内斯。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在1881年春天，我们一行11人，乘船从纽约出发，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快乐的一次出游。给自己放个假，从繁忙的商务中摆脱出来，让我保持住年轻和高兴的心情 ，这胜过世界上所有的良药。 在这次马车旅行中，我只是每天在我临出发前买的两便士一本的存款簿上草草地记上几笔。因为已经出版了《环游世界》这本书，我打算将此写成文章，向杂志投稿，或者，仅仅只是为伴我出游的朋友们写点东西。在一个寒风呼啸的冬日，我想，挨冻去三英里之外的纽约的办公室有点不值，也没有必要。我决定呆在家里，那么我又怎样打发时间呢？。我想起了我们的那次马车旅行，决定写上几行看看，也不知道能否继续下去。我文思泉涌，任思绪自由流淌，在天黑之前，我已经写出了三到四千字。于是，在大风雪天气里，当我无须去办公室的时候，我便呆在家里做这项令人愉快的事情。这样过了二十多次之后，我完成了一本书的写作。我把稿子拿到“斯克莱布诺”出版社，让他们给我印刷几百本，我好拿去送人。和《环游世界》一样，我的这本书也很让我的朋友们感到高兴。坎普林先生有一天告诉我，斯克布诺先生已经看过书稿，希望能由他的出版社（直属于皇室）出版发行。 一个虚荣的作者，听到有人说他的作品具有纪年的意义和价值，他将会很容易被打动，我答应了他的请求。（今年是1912年，三十年过去了，我每年都能从中得到一小笔作为版权费）书出版后 ，我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其中很多都非常热情，我的家人将它们保存了下来，将它们收集在一个剪贴簿上，而且还不时会有新的贴上去。很多残疾人很高兴地给我写来信说，我的书为他们的生活带去了光明，这使我大为振奋。在英国，这本书也受到了热烈欢迎。我相信，这本书的最大优点在于我不刻意地去追求效果，以给人以独特的印象。我是为朋友们写的，轻松地去干一件事，那一定能干好。写书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和在旅游时一样。 1886年带给了我深深的忧伤。被人细心照料的，就像是一个快乐的小孩的生活结束了，我被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母亲和弟弟在11月相继去世，而当时我正患有严重的伤寒，卧床不起。也许这是我的幸运，在与死亡面对面的时候，我却不用去感受天塌一般的灾难感受。 我是第一个病倒的，当时，我从纽约回到我们住在阿尔勒格尼山顶的乡间别墅，在那里，我和母亲度过了好几个夏天。从纽约离开后的一两天，我就感觉到不舒服。我们请来医生，他将之诊断为伤寒热。丹尼斯教授也从纽约叫了过来，他确信了此一诊断。很快，我便请了内科医师和护士来为我服务。不久之后，我母亲病倒了，然后，有人告诉我们说弟弟在匹兹堡竟然也一病不起。 我绝望了，变得消沉。当时我整个的性情好像都变了，我沉缅于那些能让我兴奋的药物，以减少痛苦。母亲和弟弟一直向我隐瞒了他们严重的病情。在我被告知他们永远地离我而去时，很自然的，我只觉得我应该随他们而去。我们从没有分开过，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然而，这就是命运的判决。
马车旅行和结婚（图）（2）
我慢慢地恢复了，开始考虑未来的事情。这样，我才能找到一线希望和宽慰。我的思想总是向往充满希望的地方，我认识路易斯?惠特菲尔德小姐已有多年，她母亲允许她和我在一起，我们常去中央公园骑马，对这项运动，我们俩都很喜欢。我的名单上还有另外一个年轻女士，我有几匹好马，经常和某个女孩子在公园里或是绕着纽约骑马消遣。最后，那些女孩都显露出了平庸本色，惠特菲尔德小姐是我遇到的最完美的人，超过了其他的任何一个。最后，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交往的女生中，她最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她一个人就包含了我所见过的所有人的优点。我要向年轻的小伙子们建议，在定下终身大事之前，要经过细致的考察。如果他们能够真诚地记住下面这些话，那么一切都会顺利： “为了各种不同的优点， 我的眼睛曾热切地关注很多的女郎。 我曾经喜欢过很多的女孩，但是不曾真心爱过一个， 她们的身上，总有缺点损害了高贵的美丽。 在她们的衬托下， 但是你，只有你啊 是如此的完美无双，是把每个女子最好的优点集合起来而造成的。 ” 对这每一个字，我的灵魂都会给出回应。今天，和她在一起二十年之后，如果我能够想到更加美妙的，能表达出我感情的话语，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用在她身上。 我的事业虽然很成功，但对追求惠特尔德小姐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在她的身边还有很多其他的、更加年轻的追求者。我的财富和对将来的计划起到了副作用，她觉得她对我没有什么用，她的理想是找一个年轻的伙伴，双方对于彼此都互不可少，就像他的父亲和母亲。他在２１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这样她就不得不关照起她的整个家庭来。现在，她２８岁，她对生活的观点已经成型。有一段时间，我们相处得很好，互相通信。但是，有一次，她退回了我的信，说她必须将那些接受我的想法抛到一边。 丹尼斯教授和其夫人将我接到他们在纽约的家中，对我进行特别护理。在丹尼斯教授的亲自护理下，我渐渐地可以起来行走了。惠特尔德小姐来探望我，因为在我刚开始能写字的时候，我便给她写去了一封信。我看到，我现在需要她。我被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她完全可以有“帮手”的感觉了，不管是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她都可以接受我了。于是，１８８７年４月２２日，我们在纽约结婚，随后去怀特岛度蜜月。 在看到野花的时候，她显得非常兴奋。她以前只在书上读到过三色堇、勿忘我、报春花和百里香等花名。而在此之前，这些普通的名字对她来说还仅仅只是名字而已。每一样东西都让她着迷，劳德姨父，还有我的一个表兄弟从苏格兰过来探访我们，他们在吉尔格拉斯顿为我们造了一处避暑的好地方，很快我们就去了那里。苏格兰使她着迷，令她倾倒。这无须质疑。他还在少女时代就读过关于苏格兰的书——斯各特的小说，其中《苏格兰的长官们》是她最喜爱的译本。很快，她就比我更加苏格兰了。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最深切的梦想成为现实。 我们在丹佛姆林呆了几天，过得非常的快活。我带她去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乡亲们也争着把我儿时的种种趣事将给她听。这一切使得她对她的丈夫有了更好的印象，也使得我和她的生活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在我们向北走的时候，路过爱丁堡，并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罗斯伯里勋爵发表了讲话。我在当地最大的礼堂向工人们作了演讲，我和卡内基太太还收到了他们送的礼物——一枚胸针，他非常喜欢。她充分领略了风笛的魅力，看到了风笛手的风采，觉得我们家也应该有一个风笛手，可以在早晨用优美的笛声叫我们起床，傍晚时伴我们用餐。她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清教徒，性格直率而彻底。她说，如果我们要在一个孤岛上生活，而只能带一样乐器，她就选择风笛。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风笛手，他是带着克鲁尼?麦克弗森的介绍信来应聘的。我们聘请了他，因此，当我们走进吉尔格拉斯顿的房子时，就已经可以有风笛声伴着我们了。 我们很喜欢基尔格拉斯顿，尽管我的妻子希望在高地上有一套更加宽敞的房子。马修?阿诺德来拜访我们，还有布莱恩夫妇、参议员尤金?黑尔夫妇等人。卡内基夫人和我在丹佛姆林的亲戚们相处得很好，特别是和那些老一辈的人。他博得了每一个的喜爱，对于她肯嫁给我，大家表示感到非常惊讶。但是我告诉他们，我也同样地感到吃惊。我们的结合是天定的。 当我们回到纽约的时候，把风笛手、女管家和几个佣人也带了去。尼科尔太太到现在还跟我们在一起，经过二十年忠心的服务，她已经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一员。我们的男管家乔治?欧文，在一年之后来到了纽约，成为我们之中的一员。另外一个仆人梅格?安德森也同样如此。他们都兢兢业业、品格高尚、无限忠诚。 第二年，我们买下了克鲁尼城堡，我们的风笛手向我们介绍那儿的所有情况。他在那儿出生，并且在那里长大成人。也许，我们作此选择也受了他的影响。
马车旅行和结婚（图）（3）
我慢慢地恢复了，开始考虑未来的事情。这样，我才能找到一线希望和宽慰。我的思想总是向往充满希望的地方，我认识路易斯?惠特菲尔德小姐已有多年，她母亲允许她和我在一起，我们常去中央公园骑马，对这项运动，我们俩都很喜欢。我的名单上还有另外一个年轻女士，我有几匹好马，经常和某个女孩子在公园里或是绕着纽约骑马消遣。最后，那些女孩都显露出了平庸本色，惠特菲尔德小姐是我遇到的最完美的人，超过了其他的任何一个。最后，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交往的女生中，她最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她一个人就包含了我所见过的所有人的优点。我要向年轻的小伙子们建议，在定下终身大事之前，要经过细致的考察。如果他们能够真诚地记住下面这些话，那么一切都会顺利： “为了各种不同的优点， 我的眼睛曾热切地关注很多的女郎。 我曾经喜欢过很多的女孩，但是不曾真心爱过一个， 她们的身上，总有缺点损害了高贵的美丽。 在她们的衬托下， 但是你，只有你啊 是如此的完美无双，是把每个女子最好的优点集合起来而造成的。 ” 对这每一个字，我的灵魂都会给出回应。今天，和她在一起二十年之后，如果我能够想到更加美妙的，能表达出我感情的话语，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用在她身上。 我的事业虽然很成功，但对追求惠特尔德小姐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在她的身边还有很多其他的、更加年轻的追求者。我的财富和对将来的计划起到了副作用，她觉得她对我没有什么用，她的理想是找一个年轻的伙伴，双方对于彼此都互不可少，就像他的父亲和母亲。他在２１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这样她就不得不关照起她的整个家庭来。现在，她２８岁，她对生活的观点已经成型。有一段时间，我们相处得很好，互相通信。但是，有一次，她退回了我的信，说她必须将那些接受我的想法抛到一边。 丹尼斯教授和其夫人将我接到他们在纽约的家中，对我进行特别护理。在丹尼斯教授的亲自护理下，我渐渐地可以起来行走了。惠特尔德小姐来探望我，因为在我刚开始能写字的时候，我便给她写去了一封信。我看到，我现在需要她。我被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她完全可以有“帮手”的感觉了，不管是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她都可以接受我了。于是，１８８７年４月２２日，我们在纽约结婚，随后去怀特岛度蜜月。 在看到野花的时候，她显得非常兴奋。她以前只在书上读到过三色堇、勿忘我、报春花和百里香等花名。而在此之前，这些普通的名字对她来说还仅仅只是名字而已。每一样东西都让她着迷，劳德姨父，还有我的一个表兄弟从苏格兰过来探访我们，他们在吉尔格拉斯顿为我们造了一处避暑的好地方，很快我们就去了那里。苏格兰使她着迷，令她倾倒。这无须质疑。他还在少女时代就读过关于苏格兰的书——斯各特的小说，其中《苏格兰的长官们》是她最喜爱的译本。很快，她就比我更加苏格兰了。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最深切的梦想成为现实。 我们在丹佛姆林呆了几天，过得非常的快活。我带她去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乡亲们也争着把我儿时的种种趣事将给她听。这一切使得她对她的丈夫有了更好的印象，也使得我和她的生活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在我们向北走的时候，路过爱丁堡，并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罗斯伯里勋爵发表了讲话。我在当地最大的礼堂向工人们作了演讲，我和卡内基太太还收到了他们送的礼物——一枚胸针，他非常喜欢。她充分领略了风笛的魅力，看到了风笛手的风采，觉得我们家也应该有一个风笛手，可以在早晨用优美的笛声叫我们起床，傍晚时伴我们用餐。她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清教徒，性格直率而彻底。她说，如果我们要在一个孤岛上生活，而只能带一样乐器，她就选择风笛。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风笛手，他是带着克鲁尼?麦克弗森的介绍信来应聘的。我们聘请了他，因此，当我们走进吉尔格拉斯顿的房子时，就已经可以有风笛声伴着我们了。 我们很喜欢基尔格拉斯顿，尽管我的妻子希望在高地上有一套更加宽敞的房子。马修?阿诺德来拜访我们，还有布莱恩夫妇、参议员尤金?黑尔夫妇等人。卡内基夫人和我在丹佛姆林的亲戚们相处得很好，特别是和那些老一辈的人。他博得了每一个的喜爱，对于她肯嫁给我，大家表示感到非常惊讶。但是我告诉他们，我也同样地感到吃惊。我们的结合是天定的。 当我们回到纽约的时候，把风笛手、女管家和几个佣人也带了去。尼科尔太太到现在还跟我们在一起，经过二十年忠心的服务，她已经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一员。我们的男管家乔治?欧文，在一年之后来到了纽约，成为我们之中的一员。另外一个仆人梅格?安德森也同样如此。他们都兢兢业业、品格高尚、无限忠诚。 第二年，我们买下了克鲁尼城堡，我们的风笛手向我们介绍那儿的所有情况。他在那儿出生，并且在那里长大成人。也许，我们作此选择也受了他的影响。
马车旅行和结婚（图）（4）
１８９７年３月３０日，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当我第一眼看着她的时候，卡内基太太说，“让她叫你母亲的名字，玛格丽特，现在我有一个请求。” “是什么，路易。” “既然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小东西，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避暑之地。我们不能再租住这样的一个地方了。因为，这样总的在固定的日子搬进搬出。我们必须在自己的房子里避暑。 “是的，”我答应了她的请求。 “我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我问。 “那就是，它必须在苏格兰的高地上。” “太好了，”我回答，“正合我意，你知道我怕阳光。在石南花中，哪里才是最为合适的呢？我将找人咨询一下。” 后来的结果便是斯基伯城堡。 在我母亲和弟弟相继离我而去，将我孤单地抛在这世上之后，卡内基夫人进入并且改变我的生活，至今已有２０个年头了。是她让我的生命充满了快乐。我不敢想象，没有了她的呵护，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想，在她经受住了法迪南德的考验时，我便认识了她。但是，那时我还只能从表面上看见和感觉到她的一些品质。她的纯洁、真诚、指挥，那时我还没有机会更深地去了解。在突变的紧急事件中、在后来的公共生活中、在和别人的所有关系上，（包括我家这边和她家那边），她都表现得像一个外交官和和平的使者。她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去和平和善良。在有限的几次突发事件中，当需要勇气的时候，她能够临危不乱，担当起英雄的角色。 在她的生活中，“和平的使者”与人无争，即便是跟她的同学，也没有发生过争吵。世界上凡是认识她的人，都不会产生抱怨她的理由。这并不是说她不追求最好，能够随遇而安——事实上，没有谁比她更加挑剔了——不过她向来对头衔、财富、社会地位都不屑一顾。她决不会有粗鲁的言行，对一切都品位很高，几近完美。而且，她从来都不会降低标准，她的知己密友也都是出色人物。她总是想着怎样善待周围的人们，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为这个出主意，为那个想办法，她的安排和礼物总能给那些与他合作的人带来惊喜。 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我能够走过这二十年，我也不敢想，如果她先离我而去，我的生活将会是怎样。从自然规律来说，我不大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那种我可能先离他而去的想法又让我心痛，我怎么忍心将她孤单地留在这世上，她是多么需要一个男人为她来排忧解难，需要一个男人来保护她。不过，到那时候，在她的生活里，神赐给我们的女儿将会陪着她，照顾她。再说，玛格丽特需要她，甚之于需要我。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被迫离开我们在这世上建立起来的天堂，去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地方！我可以对杰西卡说： “这是一件多么合宜的事情， 巴塞罗那勋爵过着高贵正直的生活； 得到爱妻的诚挚祝福， 在尘世间，他找到了天堂的快乐。”
工厂和工人（图）（1）
在英国的时候，我学到了钢铁工业最为重要的一条经验，那就是拥有原材料的必要性，以及完成适于其目的的所有条款的重要性。在埃德加?托马斯公司，因为解决了钢轨的问题，我们很快就朝下一步进展。由于我们在得到稳定的生铁供应上遇到了困难，我们不得不建立起高炉，自己生产。三座高炉建起来了，其中的一座是我们在从埃斯卡那吧公司买来的旧高炉的基础上翻新改造而成的。克鲁曼先生联系的这笔生意。象通常的情况一样，这座高炉给我们带来的成本花费并不比新建一座高炉要低，而且还没有那么好。购入劣等设备，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们窝心的了。 尽管这一次交易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错误，但是，后来他却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利润。因为我们正好需要一个小高炉来生产镜铁，后来又开始用之来生产锰铁。在全美，我们是第二个开始生产镜铁的企业，是第一个，并且在好几年里是唯一的一个生产锰铁的企业。我们曾不得不依赖国外来保证这种必不可少的材料的供应，价格高达每吨80美元。主管高炉的经理，朱利安?肯尼迪先生建议我们自己用那个小高炉来生产锰铁，因为矿石并不难找。这个想法值得一试，结果大获成功。我们的生产可以满足整个美国的需求，导致此种材料的价格大幅下跌，由每吨80美元降到50美元。 在对弗吉尼亚的矿藏进行检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欧洲人一直在悄悄地购买这种矿石回去制造锰铁，而矿山老板们还以为他们是为了别的用途买的。我们的菲普斯先生很快着手就购买这个矿进行洽谈。由于既缺乏资金、有没有技术，矿主们不能够对之进行有效的开发，同意转让。在付出了很高的价钱之后，我们（和以前矿主中的一个，年轻又能干的戴维斯先生）成为了该矿的所有者。我们还没来得及做一次彻底的调查，但已知矿石的储量就已经能补偿我们的成本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很快的速度完成的，从发掘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浪费一天时间，这依赖于合伙人合作创造的优越性。有些公司，总裁有什么决定必须召开董事会进行协商，作出最后决定往往在好几个礼拜之后，有时甚至在好几个月之后。等到那时，原本想购买的矿早已经成为别人的财产了。 我们还在继续发展我们的高炉厂，每新建一个，便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前进了一大步，直到我们认为已经达到标准的水平为止。毫无疑问，依然会有些许细微的改进，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工厂，我们的生产能力是每月五千吨生铁。 我们增设了一个高炉部。紧接着迈出的一步对于我们的独立和成功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我们需要充足的固定数量的焦炭供应，角铁对于生铁的冶炼是必不可少的，缺少这种原料的供应，我们就无法向前发展。对这一问题的一次彻底的调查使我们得出结论：弗里克公司不仅生产最好的美和焦炭，而且弗里克先生本人就是一个管理天才。他从一个小小的铁路公司职员起家并且获得了成功。在1882年，我们购入了这家公司一半的股份，接下来，我们又从其他的持股人手里买入股份，最终成了最大的股东。 现在只剩下铁矿石的供应问题了，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一问题。到时候，我们在钢铁产业的地位只有欧洲的两三家企业可与之匹敌。曾经，我们一度认为我们已经成功地在宾夕法尼亚发现了这链条上的最后一环。然而，事实上我们被误导了，我们在帝隆区进行的投资损失惨重。我们尝试着去开采这一地域的矿石，以备生产使用。这座矿的表面部分在大自然里经年长期的作用下，杂质被冲走，因而纯度很高，看起来大有利用前途。但当我们向纵深挖掘的时候，才发现这是一个贫矿，无法利用。 我们在宾夕法尼亚的群山中租了一座高炉，并派化学家普鲁瑟先生去那儿分析化验那个地区的矿石，还鼓励当地人帮他收集矿石标本。可是，化学家要在他的实验室里取得当地人的帮助却困难重重，他们怀疑他与某种邪恶力量之间进行着非法的交流，因为他可以利用他那个长相可疑的仪器说出一块石头里有些什么成分。最终，我们只好从匹兹堡给他派了一个人过去。 有一天，他给我们送来一根报告，分析出有一种矿石几乎不含磷。这是一种非常适合于贝西默炼钢法的矿石。这一发现马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一财富的主人是摩西?汤普森，他是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在宾夕法尼亚中心县经营着数千亩美丽的农场。这里，就是这种矿石的产地。我们立即动身去实地考察，约好在那与他见面。我们发现这个铁矿曾经在五六十年前被开采过——用来炼铁，但在那时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声誉。其原因毫无疑问是因为这儿的产品的纯度高于其他的矿石，因为不当的冶炼方法会在冶炼过程中带来麻烦。对我们来说，他的好处就是在过去不被其他人看好。 我们终于获权可以在六个月内的随时接受这个铁矿。因此我们马上开始了勘查工作，这个环节是每一个购买者都必须认真做的工作。我们沿着翻越山坡的方向划线，每线中间的间隔为五十码，横向划线则间隔一百码。在这两线相交的地方，我们将一根长杆插入矿藏之中。 我相信当时一共插入了明的方式，而你却因此而遭受着指责。我真希望能够帮助你从记者们的指责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往往都过于轻率、自以为是、挑剔且心怀恶意。我希望能够为你尽微薄之力，没有人会比我更加肯定你对这次不幸反应敏捷，尽管在大洋的另一侧。 财富就像是一头猛兽，时刻威胁着，并且准备吞噬人类的道德生活。通过规则和榜样的作用，你叫他重新吐出，我为此而感谢你。
荷姆斯泰德罢工（图）（2）
请相信我！ 你最为忠实的 （签名）w.E.格莱斯顿 当然，普通大众不会知道我在苏格兰，并且对事情发生时的情况一无所知。工人在卡内基工厂里被杀害，这足以使我的名字在好几年里被人挂在嘴边。不过还是有些事让我满意。参议员汉纳是全国市民联合会的主席，这个机构是由资本家和工人代表组成的，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发挥了良性的作用。奥斯卡?斯特劳斯当时是副主席，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同时见一见联合会其他官员。在具体时间定下来之前，我的一生的朋友马克?汉纳（这一机构的主席，前驻克利夫兰代理），突然去世了。我参加了斯特劳斯先生的晚宴，当晚餐结束时，斯特劳斯先生站起来说，他们已经考虑了汉纳先生的继任人选，所有的劳工组织都赞成由我出任这一职务。当时有几个工人代表也在场，他们一个个站起来，表示支持斯特劳斯的主张。 我记得当时有多么的惊讶，我得承认，对他们我又是那么地感激。我感觉到工人们对我的一片真诚和同情，我工厂里的工人也是如此。但是，在全国大中的眼里，这完全相反。因为荷姆斯泰德暴乱，卡内基工厂就是代表着工人正当收入被剥夺的地方。 在斯特劳斯家的宴会上，我起身解释说，我不能接受这一巨大的荣誉，因为我必须避开夏天的炎热，而作为主席，则必须在每个季节都时刻准备着应付突发事件。当时我极为困窘，尽管我努力让所有人理解，这是我所收到过的最让人欣慰的礼物，因为这是对一颗受伤的心的宽慰。最后，我说，如果能选我进入执行委员会，我将倍感荣幸。为此，我获得了全票通过。由于荷姆斯泰德暴乱和工人被杀害，普通民众一直认为我对这一事件，对所有工人都负有责任，自此，我才得以解脱了。 我要感谢奥斯卡?斯特劳斯先生为我作的辩护，他读过我早期的一些关于劳工问题的文章和演讲稿，他还经常向工人因用我的观点和主张。另外，我也要感谢两位出席这次晚宴的来自匹兹堡的工人代表——怀特和谢菲尔，他们很热心地向联合会的其他工人代表介绍了我与劳工之间的良好纪录。 工人们和他们的妻子在匹兹堡的图书馆大厅举行了盛大的会议来表示对我上任的欢迎。我向他们作了一番发自肺腑的演讲。我记得其中的一句话，永远都不会忘记，就是关于资本、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我说这三者就像一张凳子的三条腿，没有谁先谁后，大家都是不可缺少的。然后，所有人都跟我热烈地握手，我们的心再次连在了一起。我感到在心里有一股重量被提升起来，尽管那已经离这场景有十万章来进行讥讽。 只不过在途中 安迪身边的桑迪 噢，你可听说，安迪要将什么刻上他的墓碑， 他的上帝什么时候以死来宣告对他的判决， 不是任何神圣的经文， 儿是那不合文法的语句——“这个妈的安迪！” 这个苏格兰人用墓志铭来嘲弄着奉承， 但这并不能赎罪，只不过一件可笑的事情， 耶，即便他抛开了所有的金银，他还不过是一个花花太岁， 我们要承认，他有这个权力刻上“这个妈的安迪”。 他不再是一个“大D”，后面还有一个破折号， 因为安迪不想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这个家伙不耍花样，或做一大篇抚慰人心的演说 他只是一个迟钝的、直率的苏格兰人——那就是他“这个该死的安迪。” 所以，当他死去，我们要留意，是否正如他说的： “我要将它刻上我的墓碑，印上我的棺材。” 他是这样说，要知道，我的名字是桑迪。 我并非那个有钱人，我没有像他那样“这个该死的安迪！”
第 3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3 章
正文 第 3 章
安德鲁·卡内基自传 作者:安德鲁·卡内基
第 3 章
钢铁厂的回忆（图）（4）
我的投资牵扯进了我太多的精力，因此，我决定脱离铁路公司的业务，全身心地投入到我自己的事业中来。汤姆逊总裁将我召回费城，想要提拔我做刘易斯先生手下的总经理助理，办公地点在阿尔图纳。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跟他说我已经决定放弃铁路公司的工作，我想发财，而铁路公司的工资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我又不愿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我的目的。当夜晚躺在床上的时候，我要作出一个裁断，得到最高法庭的批准，那里驻着法官。 在我写给托马斯总裁的心中，我又重申了这一点。他在回信中给予了热情的祝贺，我于1865年3月28日辞去了我的职务。铁路公司的员工送给我一只金表。这块表和汤姆逊先生的信我都作为宝贵的纪念品将之珍藏。 下面的这封信是我写给我所在分布的员工的：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 匹兹堡分部主任办公室 致匹兹堡分部的全体员工 先生们： 至此分别之际，我要为不能再与你们携手工作深表遗憾。 经过12年来的愉快交往，我要一个人的名义，向那些和我一起忠诚地为公司服务的员工表示敬意。对于我的辞职，只有一点令我痛苦，那就是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与你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包括其他部门的很多人，他们在与我的商业交往中，已经成为我的朋友。我想你们保证，虽然我们之间将不再有公务上的关系，但我将一如既往地祝你们健康、幸福。我相信，经过多年来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贡献，你们将分享他的成功和繁荣。 最诚挚地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感谢你们用积极的工作来支持我，也请你们对我的继任者给与同样的支持。 再见 此致 敬礼 （签名） 安德鲁?卡内基 1965年3月28日 从那以后，我不再没有为了工资而工作。一个人要听命于人，那他必然地只能在小范围内有自主权。即便当他成为了一家大公司的总裁，他也很难是自己的主人，除非他掌控自己的股票。一个在能干的总裁也要受到董事会和股东的制约，他们有可能对商业一窍不通。但是我还是要很高兴地说，我今天最好的那些朋友，是和我一起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工作的那些朋友。 1867年，菲浦斯先生、J.w.范德沃特和我一起重游欧洲。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及欧洲大陆。这这之前，“范迪”就成为了我亲密的朋友。我俩读了拜尔德?泰勒的《旅行手册》，大受鼓舞。当时正处于是油性分歧，股价以火箭般的速度攀升。一个星期天，我躺在草坪上，对“范迪”说： “如果你能赚到三千美元，你会和我一起去欧洲旅游吗？” “鸭子会游泳，或者，爱尔兰人吃土豆吗？”这是他的答复。 “范迪”用他积攒下来的几百美元投资石油股票，很快就赚到了这一笔钱，这就是我们旅行的开始。我们邀请我的合伙人亨利?菲浦斯一起参加，他当时已是个不小的资本家了。我们游览了大部分欧洲国家的首都，以年轻人特有的激情，背着背包爬上每一座山，在山顶上睡觉。我们旅行的最后一站是维苏威火山。在那里，我们立下誓言，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环游世界。 这次欧洲之行受益颇多。在此之前，我对绘画和雕刻一无所知，但很快我就学会了鉴别一些大画家的作品。也许有人不会感觉到他在欣赏大师们的伟大作品时所获得的那种能力，但是当他回到美国，他会发现他开始无意识地抵制那些在他以前看来漂亮的东西，开始用一种新的标准来审视作品。那些真正的杰作给他的印象是如此之深，一切自命不凡的作品便再也没有了吸引力。 我这次欧洲之行也第一次让我感悟到了音乐盛宴的无穷魅力。当时伦敦的水晶宫正在庆祝韩德尔的诞辰，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刻地体会过音乐的魅力和壮美，而在此之后我也很少有这样的感觉。我在水晶宫所听到的、我后来在欧洲大陆的天主教堂中所听到的、还有唱诗班的合唱，都毫无疑问地使我对音乐的鉴赏能力有了大幅度地提高。在罗马，教皇的唱诗班和教堂在圣诞节和复活节举办的庆祝活动更使我站到了音乐壮美之巅。 这次欧洲之行对我的商业意识也极具意义。一个人只有跳出共和国的漩涡，才能够有一个对其旋转速率的正确估计。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企业，其发展速度无法快的满足美国人民的需求，然而在国外，好像没有什么发展进步的东西。如果排除这个大陆上的几个首都城市，那么这里的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是静止的。而美国到处都呈现出这样一番景象，就像书中描述的建造巴别塔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来回奔忙，比他的任何一个邻居都要有活力，而且所有人都参与到这座通天塔的建设中来。 我们工厂——美国首家此类企业——的运营能取得新的发展，我必须感谢我的表兄弟“多德”。是他带克鲁曼先生去英格兰的威根区，并且给他讲解如何从煤矿中清洗煤渣和炼焦的工艺。克罗门大为振奋，不断地跟我们说，如果可以把我们这儿的煤矿所产生的矿渣利用起来，那该是多么伟大。而将它们扔掉又是多么的浪费。多德表格是个机械工程师，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师从凯尔文爵士。他证实了克罗门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于是，1871年12月，我开始筹集资金，在宾夕法尼亚铁路沿线建了几个厂子。我与几家主要的煤炭公司签订了长达十年的合同，它们为我们提供煤渣。另外我们还需要铁路公司的运输，也与它们签订了合同。劳德先生来到了匹兹堡，并且好几年主管这个项目整个的运行，还开始建造美国第一台洗煤机。他获得了成功，在采矿和机械设备领域他向来都能出色的完成任务，很快他就将建厂的投资收回了。难怪后来我的合伙人要把焦炭厂纳入我们的集团公司，它不仅仅想拥有厂子，也想得到“多德”，他已经声名卓著。
钢铁厂的回忆（图）（5）
我们的炼焦炉数量不断增加，直到后来我们已经拥有了500座，每天能够洗煤1500吨。我承认，每次我说起这些炼焦炉，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一个人使先前只长出一棵草的地方长出了两棵，就算得上有功于人类，那么，那些从扔掉的废料中生产出来优质焦炭的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庆祝。变废为宝，点石成金，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而能在我们这块大陆上成为这样一个先驱者，也是很了不起的。 我在丹佛姆林的表兄莫里森的儿子后来也成为了我的合伙人，对我来说，他同样是可贵的。有一天，我在工厂车间里巡视，经理问我是否知道我的一个亲戚是位杰出的技工。我告诉他我并不知道，我问他能否和他聊上几句并且四处走走。然后，我们见面了，我问了他的名字。 “莫里森，”这是他的回答，“罗伯特的儿子”，罗伯特是我的表兄弟。 “哦，你是怎么来这儿的？” “我想我们能过得好一点，”他说。 “那，是谁和你一起来的呢？” “我妻子。”他回答。 “你为什么不先来见你的这位亲戚，我可以介绍你到这儿来。” “呵呵，如果有机会，我想我并不需要帮助。” 这就是真实的莫里森，从小便被教育要依靠自己，像金星（Lucfer，另一含义是魔鬼）一样独立。之后不久，我就听说他被提拔为我们在迪凯纳的一家新厂的主管。从这起步，他的职位不断稳步上升。如今，他已经是不择不扣地百万富了，但依然保持着他特有的明智的判断。我们都为汤姆?莫里森感到骄傲。（我昨天收到他的一封短信，在信中他邀请我和夫人在参加卡内基学院的周年庆典时一起到他家做客）。 我以前一直认为我们应该扩大钢铁厂的规模，而许多与钢铁制造业息息相关的新兴行业也应该得到发展，而当时这些还正处于发展初期。所有对钢铁行业未来的担心都随着美国在进口关税上的举措而烟消云散。我清楚地认识到，内战已经使美国人民下定决心，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任何与国家安全有实质联系的产业都不能依赖欧洲。美国所有形式的钢材和所需要的大部分的铁一度依赖进口，英国是最大的供应国。美国人民强烈要求自足，国会决定向进口钢轨按价征收28%的关税——相当于每吨28美元，当时钢轨每吨可卖到100美元。其他物品也按相应比例征收。 在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中，保护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内战以前，这还只是一个政党问题。南方主张自由贸易，而北方则认为征收进口税是必要的。英国政府对邦联体制的支持，在它从阿拉巴马和其他一些攻击英美商业的武装民船中逃离出来之后达到了顶点。由此美国人民对英国政府产生了敌意，尽管大部分的英国人民支持并喜爱美国。如今征收关税已经不再是一个政党问题了，而是一项国家的政策，为两个政党的一致支持。关税变成了爱国税，有利于经济发展。国会中的90多个北方民主党议员，包括议长（speke&lt;B&gt;<a /&lt;B&gt;he&quet="_blank">/&lt;B&gt;he</a> huse）都赞成这一点。 资本毫不迟疑地登上制造业这艘大船，自信得就像国家会尽一切可能保护它一样。内战后的几年中，降低税率的呼声开始高涨，我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争论。经常有人指责道，制造业主贿赂议员的现象很普遍。但据我所知，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根据。除了维持钢铁协会每年所需的几千美元之外，他们从来没有为任何目的集过资。他们只不过为一次保护贸易对抗自由贸易的活动捐了款。 在我的大力支持下，刚才的进口税持续下降，到后来降到了每吨先前的四分之一，每顿起美元。（今天（1911年），进口税又降了一半，即便如此，在接下来的方案中还要得到继续修改。）克利夫兰总统为通过一项新的激烈的税则所做出的努力很有趣。它在很多地方降税太多，如果它获得通过的话，那么将会有多家而不是一家制造商受到损害。我被召往华盛顿，准备对威尔逊法进行修改，提高税率。参议员高曼（参议院中的民主党领袖）、纽约州州长弗劳和许多出色的民主党人都和我一样是坚定的适度贸易保护论者。他们倾向于反对威尔逊法，因为它过于严厉，降税太过厉害，肯定会阻碍我们国内的一些工业。高曼议院对我说，他希望我尽量减少对本国生产商的损害，他还说他的同事们对我有信心，如果税率大幅度降低，参议员们又一致支持这一法案，那么在钢铁的税率上，他们将接受我的引导。我依然还记得他说的话，“我可以反对总统，但必须打败她；但我承受不起去反对他，但却被他打败的结果。” 弗劳尔州长也持同样的看法，让我们党同意我所提议的大幅度降税，这没有丝毫困难。威尔逊——高曼关税案获得了通过。后来我会面了高曼参议员，他解释说，他必须给棉花包让路，以确保一些南方参议员的利益。棉花包须免关税，所以，关税立法获得通过。 在内战刚结束的时候，我在制造业中的影响力还不够参加关税法的制定，所以我总是在扮演一个赞成者的角色。我反对极端主义——既反对那些认为关税越高越好，对所有的减税措施一概抨击的非理性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也反对那些抵制一切关税，倡导无限自由贸易的极端分子。 1907年，我们有能力废除在钢铁上的一切进口税，而不会有任何损害。高额关税在早期是必要的。欧洲没有多少剩余的产品，所以，即便这里钢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人们也只能从欧洲进口少数的钢铁产品，甚至这还可能导致欧洲钢铁产品价格上涨，国内的制造工业不会受到影响。自由贸易只有在需求过量的时候才会妨碍国内钢铁价格的上涨。对于自由贸易，国内的制造商们无须害怕。
总部在纽约（图）（1）
我们的商业继续膨胀，我需要频繁地去东边，尤其是纽约，它在美国就像伦敦在英国一样重要——美国真正重要的大公司的总部都在这里。似乎不在纽约设立代表处，大公司就不能良好发展。我弟弟和菲普斯已经完全掌管了匹兹堡的业务。对我来说，似乎只要指挥下公司整体政策，以及参与重要的合同谈判。 我弟弟很幸运地和露西?克鲁曼小姐结婚了，克鲁曼小姐的父亲是我们最可贵的一个合伙人和朋友。我们在荷姆伍德的家交给了弟弟，这样我有一次被迫放弃现有的生活圈子，1867年离开匹兹堡，到纽约安家。对我来说，这个变化是痛苦的，而对我母亲则更加难以接受。但是她依然还年富力强，只要我们不管到哪里都在一起，我们就会很高兴。她依然满怀离愁别绪，在纽约我们完全就是陌生人，一开始，我们把住处安在圣尼古拉斯旅馆，它在当时当地十分有名。我在百老汇街开了一个办公室。 匹兹堡的朋友们有时来纽约，我们都会感到非常高兴，这上也是到纽约之后能让我感到快乐的主要事情了，匹兹堡的报纸也是不可少的。我频繁的奔赴匹兹堡，母亲也总是与我同往，这样我们和老家的联系便一直保持着。但是过了一阵之后，我们就有了新朋友，也有了一些新的兴趣爱好，纽约也可以开始把它称之为家了。当圣尼古拉斯旅馆的老板在城外开了一家温莎旅馆后，我们就搬到了那里。而且我们在那里一直住到1887年，到我们在纽约有了新家为止。老板霍克先生成为了我们的朋友，他的侄子和那个与他同名的人也同样如此。 在纽约，我从中受益最大，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帕尔默夫妇组织的“十九世纪俱乐部”。俱乐部在他们家集会，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很快便吸引了许多杰出的人士。我能成为它的成员多亏了伯塔夫人的推荐，她是一位很出色的夫人，伯塔教授的妻子，他们家的客厅更像一个沙龙。有一天，我应邀参加伯塔家的聚会，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幸。也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认识了很多杰出的人物，在他们之中有当时康奈尔大学的校长，后来被派往俄国和德国做大使的安德鲁.D.怀特，他还是海牙和平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也是我的终生好友和顾问。 这里，十九世纪俱乐部事实上是一个舞台。会员们非常正式地讨论当天的主要议题，并且依次向听众们演说。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私人的房间很快就容纳不下了。于是，每月一次的会议便改在美国艺术馆举行。我记得我第一个晚上作为发言者参加那次聚会的主题是“金钱贵族”，托马斯?文特沃森?希金森上校是第一个发言者。这是我第一次被介绍给纽约的观众，后来，我就时不时地发表演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因为每一次出场演讲，都需要精心准备，大量的阅读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我在匹兹堡生活了很长时间，学习并且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与投机生意比起来，我把它看成是一种实业，一种精神。我在匹兹堡当电报员的经历使我学到了各种事物的知识，使我认识了当时在匹兹堡有限的几个通过纽约股票交易所从事股票交易的人和公司，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关注着他们。在我看来，他们的运作就像是一场赌博。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人和公司的信誉已经被严重损害，因为人们都认为他们热衷于投机。不过，当时这类公司的数量很少，屈指可数。石油和股票的交易还没有出现，通过电报与东部的股票交易所联系的经纪人办公室还没有产生的必要。匹兹堡就是一个制造业重镇。 当我发现纽约的状况有多么不同的时候，我感到甚为惊讶。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在华尔街冒过险。人们纷纷向我打听与我打过交道的铁路公司的情况，搞得我应接不暇。有人提出愿意筹集资金来投资，但要我来负责管理、运作——他们认为我能得到内部消息，所以容易成功。还有人邀请我加入他们，与之合作，他们正悄悄地打算买下某家公司的控股权。事实上，尽管有它诱人的伪装，但投机领域我从未涉足。 我抵制了这所有的诱惑，在我刚搬到纽约不久，在温莎，有一天上午，我收到了一个最富诱惑力的提议。的杰?古尔德找到了我，当时他正处于事业的巅峰，他说听说过我，想买下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控股权。如果我参与它的管理的话，那他可以付给我一半的收益。我谢绝了他，说尽管我和司各特先生都有不同的公司，但是我永远都不会与他作梗。接下来，司各特先生就告诉我，他听说纽约公司企业已经选中我来接替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因为我从没提起过。我告诉他说，只有在我自己的铁路公司，我才愿意做总裁，以此来使他放心。 改变时间之轮的东西带来了惊奇。1900年的一个上午，大约三十年之后，我将这一提议告诉了古尔德先生的儿子，说： “你的父亲曾提议让我来控制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现在作为回报，我提议让他的儿子来控制一条跨越大洋的国际线路。” 我们同意了第一个步骤——把他的瓦伯计线引入匹兹堡。我们签订了一个合同，答应把我们钢铁公司1/3的运输权给这条铁路，在这个协议下，这一步骤取得了成功。我们准备把东部的扩展由匹兹堡开始一直延伸到大西洋，这时候（1901年3月），摩根先生通过斯科维博先生找到了我，问我是不是真正打算退出生意场。我很坚定地回答说，在我给我们的铁路业务一个结尾之后，我会这样做的。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买入或者售出过一支投机股票，但有一次除外。那是在我的早年时期，我买了一小股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股票投资，花的还是银行借给我低息贷款。我一直遵循着一条原则：绝不买我无法偿还的东西，也不卖我不拥有的东西。然而，在那些早年的岁月中，我在作生意的过程中也获得过一些股份，其中包括一些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我发现当我在早晨打开报纸的时候，我首先看的便是股票市场的行情表。当我决定售出所有非本公司的股票，并且把我的精力集中到我们在匹兹堡的钢铁公司上来，此后，我就从来没有涉足过证券市场上的股票交易。除了少量通过各种途径到了我手中的股票外，我一直都严格遵循着这条原则。
总部在纽约（图）（2）
每一个制造业从业人员，所有的由职业的人，都应该欢迎着一条原则。对制造业者来说，这一条尤其重要。如果他要明智地裁断哪些问题会持续在他面前出现，他就必须在脑海中保持平静和自由。没有什么比好的判断更加可靠，如果一个人的脑子中满是股票交易的商业投机，那他也就不可能拥有好的判断力了。因为股票投机使他置于类似于醉酒一般兴奋然后昏昏然，无法根据他所见到的对事物的相关价值和实质作出判断。他会把高山看成小丘，而又将小丘看成高山。他会迫不及待地下结论而不作缜密的推理分析。他的心思都在股票的涨跌上面，而无法顾及那些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投机是蚕食价值的寄生虫，而不能创造价值。 在纽约定居下来之后，我所承接的第一项重要的工程是在基奥卡克建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汤姆逊先生和我签订了整个的合同，包括整个桥梁的结构、基础、石工和上层建筑。合同还规定，我们拥有大桥的部分债券和工程款，以作为工程款。除了财务之外，在任何方面，这项工程都是一个杰作。一场危机导致了相关铁路公司的破产，他们无法和支付规定的款项。竞争对手在柏林顿修建了一座跨西西比河的大桥，并且还在河西岸修建了一条通向基奥卡克的铁路。我们亲眼看着即将到手的丰厚利润无法兑现。尽管没什么盈利，但我自己和托马斯先生好在没受什么损失。 这座桥的上层建筑是由我们在匹兹堡的吉斯通公司修建的。工程需要我不时去基奥卡克进行巡视，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聪明可爱的人。比如他们之中的里德先生、莱顿夫妇等。后来我带着几个英国的朋友去参观了基奥卡克，对西部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们来说，似乎已经占到了文明的边界上，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一天晚上我们收到了里德将军的邀请函，因为英国各镇的帮助，他们组织了一个聚会，希望我们能参加。在到会的客人中，不止一人曾在战争中声名显赫，并且后来晋升为国家议会中的重要人物。 在建造基奥卡克大桥时我们赢得了声誉，这使得那些负责在圣路易斯修建密西西比河大桥计划的人与我接洽商谈。我的第一笔巨额资金与此有紧密联系，1869年的一天，负责此项工程的绅士，麦克弗恩先生（他是个典型的苏格兰人），来到了我在纽约的新办公室，说他们正在维修桥筹集资金，他想知道我能否游说几家东部的铁路公司加入这一项目。仔细审阅了工程计划书之后，我代表吉斯通桥梁公司与他就桥梁的建筑签订了合同。我还获得了大桥所属公司4，000，000美元的选择买卖权，1869年3月，为了联系债券的发卖，我出发去伦敦。 在旅途中，我准备了一份内容说明书，当我已抵达伦敦，便叫人将它印刷了出来。我上次来伦敦结识了尼厄斯.S.摩根，一个大银行家。一天早上我去拜访他，并且开始了谈判。我给他留了一份说明书，当我第二天再去他那的时候，很高兴地发现他对这件事充满了兴趣，认为有利可图。我卖给了他一部分债券，但他的律师们建议，债券的措辞需要作一定的修改。摩根先生对我说，如果我打算去苏格兰，那么最好现在就走，因为我需要写信给圣路易斯的董事会议确定它们是否同意上述的修改。他说，我三个礼拜后再回来，还有充足的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我不希望这条鱼在水里游的时间太长，因此我告诉他说，明天早上我将收到电报，确认对所有的改变的一致意见。大西洋的电缆开通已有一段时间了，不过我那天发的那么长的一份私人电报可能还比较罕见。我给合同的每一行都编上号码，这是一件比较容易的工作。然后仔细地向他们讲解哪些地方已经作出了修改，则需要在每一行中加入冗长和额外的话语。在发送之前，我给摩根先生看了这份信息，他说： “嗯，好吧，年青人，如果你成功了，你应该得到奖励。” 当我在第二天早上到他办公室的时候，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专给我使用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彩色的信封，里面是答复我的电报。内容是：“昨晚董事会作出决定，所有改变都予批准。”“现在，摩根先生，”我说，“我们可以继续了，请确认这份合同是你的律师所需要的。”协议很快就达成了。
总部在纽约（图）（3）
当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泰晤士报》财经版的主编，桑普森先生进来了。我曾和他有过面对面的接触，深知他的几句话便能提高债券交易的价格。美国的有价证券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起因于菲斯克和古尔德队与伊利铁路公司的诉讼，他们控制了纽约的法官们，那些法官好像惟命是从。我知道这件事肯定会被桑普森先生用来作为反对我发行债券的理由，我很快就遇到了这一情况。因此我提醒桑普森先生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圣路易斯大桥公司是中央政府特许成立的。如果有必要，对他的诉讼可以直接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桑普森先生说他会很高兴将这一特点作为重点报道，我把大桥描述为大陆高速公路出的收费站，这似乎让他很满意。一切都很顺利，他一离开公司，摩根先生就拍着我的肩膀，说： “谢谢你，年青人，你今早把那些债券价格提高了五个百分点。” “不客气，摩根先生，”我回答说，“那么现在，告诉我是怎样把价格提高五个百分点的呢？” 这件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圣路易斯大桥的修建资金有了着落。通过谈判，我获得了可观的利润。这是我第一次与欧洲的银行家们合作。普尔曼先生告诉我说，在几天后的一次宴会上，摩根先生讲起电报的事情，并作出预测说，“那个年轻人将会声名远播。” 在结束了合摩根先生的谈判之后，我去了一趟我的家乡，丹佛姆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送给这座小镇一件礼物——一座公共浴室。这是我的第一次大额捐款。很多年以前，我的劳德姨父建议，给斯特灵的华莱士纪念馆基金会寄一笔捐款，那座纪念馆海拔很高，可以由此看到班克诺本。这笔捐款虽然数目不大，但那时我还在电报公司工作，每月薪水30美元，同时还得负担家里的开支，这样看来，这却也是一笔可观的数额了。母亲对此没有丝毫吝啬，相反，她为自己儿子的名字刻在捐助者名单中而感到自豪，而他儿子也认为自己开始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了。几年之后，我和母亲重游斯特林，那时候，在华莱士塔下，沃尔特?司各特的半身象正公之于众，这是她捐赠给纪念碑委员会的。从最早期的捐助开始，至少在资金上，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过，大量的捐赠还没有开始，那时还只是处于积累阶段。 1867年，当我正在游历欧洲大陆，并为所见所闻深深吸引的同时，我依然牵挂着公司的一切事务。我通过频繁的信件往来保持着对公司业务的参与。因为内战，通向太平洋的铁路交通而显得至关重要，国会也已通过了一个法案，要鼓励建设这样一条铁路线。这条铁路刚刚在奥马哈破土动工，并打算最终铺设到圣弗朗西斯科。我得到消息时在罗马，这项工程的进展速度要比当初设计的快得多。国家已下定决心，要将国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要抓紧时间实现这一目标。我写信给斯考特先生，认为我们应该争取获得在这条加利福尼亚大铁路上运营卧铺车厢的合同。他在回信中有这样的话： “很好，年轻人，你的确抓住了时机。” 回到美国之后，我继续着我的想法。卧铺车厢的业务十分繁忙，我对此也十分感兴趣。当时需求上升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一现实导致了今天普尔曼公司的成立。中心运输公司的业务不能足够快地覆盖这个国家的领土，普尔曼先生开始在芝加哥建立世界上最大的铁路公司，而且很快它就可以与父母公司竞争了。他同样看到了太平洋铁路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卧铺车市场。我发现他也正在做我已着手做的事情。他是一个真正的拦路虎。再一次，从这些事件中，人们将会学到我从普尔曼本人身上学到的东西，那些无所谓的小事，有时候可以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裁正在芝加哥视察工作，普尔曼先生去拜访他，并且被带进了总裁的房间。桌上放着一封给斯考特先生的电报，写着：“你对于卧铺车厢的建议已被接受。”普尔曼先生无心地读到了这份电报。电报所放置的地点也使得他无法不去注意。这时候，德伦特总裁走进了房间，普尔曼先生向他解释说： “我相信在我向你提出建议之前，你是不会对此事作出决定的。” 德伦特先生答应等待，此后不久，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会在纽约召开会议。我和普尔曼先生都列席了会议，我们都在努力争取那份我们都很看重的订单。一天晚上，我们同时登上圣尼古拉斯旅馆的楼梯。我们以前见过，但并不熟识。在我们都爬上楼的时候，我说： “晚上好，普尔曼先生！我们又在一起了，你不认为我们是一对绝妙的傻瓜吗？” 他并不愿意承认这件事，说： “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向他解释了具体情况，我们各自提出一份相互竞争的提案，努力夺取自己的效益。而这事实上损害了我们自己的利益。 “噢，”他说，“那你将怎样做呢？” “联合，”我说，“向联合太平洋公司提出一份共同的提案，你我组成一个公司。” “你打算把它叫做什么？”他问。 “普尔曼皇宫车厢公司。”我答。 这让他很满意，当然我也同样如此。 “到我房间来谈谈吧，”这位卧铺车厢大王说。 我照办了，结果是我们得到了一份共同的合同。我们的公司随后并入了普尔曼总公司，我们拥有部分股权。直到1873年那场金融恐慌来临，我不得不卖出这些股份以保护我们自己的钢铁公司。我相信，我是普尔曼公司的大股东。
总部在纽约（图）（4）
普尔曼其人和他的事业都是美国式的，这样的一句话并不会有时偏颇。他本是一个木匠，当芝加哥大兴土木之时，他给人盖了大量的房屋，收取一定的经费。当然他做得非常成功。由此起步，他成了这一行中著名的承包商。如果有一家大旅馆想要将他的房子加高10英尺，而又不能打搅客人们，也不能影响生意，那就找普尔曼先生。他是那种罕有的、能把握事物趋向的人，或者可以这么说，游泳的时候置身主流之中，这可以让你的行动达到最快的速度。如我一样，他很快就看到，卧铺车厢在美国大陆是一个绝对的必需品。他开始在芝加哥制造了一些车厢，并且与周边的铁路签订了合同。 东部的公司不适合与普尔曼先生这样的杰出的人竞争。尽管原初专利权在东部的公司和伍德罗夫先生自己手中，但我还是很快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原初专利权是很大的一笔股份，几年后，有人起诉我们侵犯了专利权，虽然没有受到损失，但是在解决这件事之前浪费掉的时间，足以使普尔曼公司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公司。因此我真诚地提出，我们应该和普尔曼先公司联合，就像我们在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签订合同时候的联合一样。因为与普尔曼先生的私人关系之故，东部公司的一些员工不满意。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双方平等友好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我很快就同意普尔曼公司并购我们的中央运输公司，这对普尔曼先生来说，不意味着禁闭了西部，而是获得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大大西洋主干线的控制权。这一位置的这家公司不可能遇到任何竞争了。在为人处世方面，普尔曼先生算得上是一位大师，他给我讲过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 普尔曼先生也和其他人一样，有自己的难处和失意的时候，并不是每次都能够成功，这也没有人可以做到。在经营卧铺车厢业务的时候，困难重重，但他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承受了下来；并且依然保持着铁路公司们一定要尊重的权利，我不知道除了他之外，还有什么人可以做到。铁路公司应该操作他们自己的卧铺车厢。有一次，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总是能从这个故事中获得宽慰。 在西部的一个县里，一个老人经受了人生的各种苦难，他的邻居们都很同情他。但是他对他们说： “是的，我的朋友们，你们说的都对，我的一生烦恼不断，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是——90%的忧虑并没有变成现实。” 这是至理名言，人类很多的忧虑和烦恼都不过是想像的，不值一晒。杞人忧天是愚蠢的，只要天没塌，一切都会好的。即使天塌了下来，十有的做法，在我的经验中，我也很少看到一个人涉足许多行业而能赚到大钱的——在钢铁制造业一个也没有。那些成功的人是那些选择了一个特定的行业，然后盯住不放的那些人。奇怪的是，很多人并不看重投资于自己的企业而获得的丰厚收益。世界上的每一家工厂都需要更新设备。然而厂主们却舍不得花钱添置机器，更新设备，反而越过自己的领域进行投资，以便赚取红利。我所认识的大多数的实业人士都投资于银行、证券以及那些和他们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而不去发掘自己工厂中的金矿。 我一直在坚持这种思想，事实上，这一最基本的理论是我能比别人更好地管理我的资金。一个商人一生遭遇的最大挫折往往并不是因为投资于他的本业，而是因为对它并不在行的领域进行投资。我要奉劝年轻的朋友们，不光要把你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到你们的事业中，而且还要把你们的每一分钱都投进去。如果有的企业已经扩张到了极限，而又找不到其他有成长性的行业，那么就把剩余的资金投向一流的证券，这样就能获得稳定可靠的收入。对于我来说，我很早就拿定了主意，我要全力投入到钢铁制造业，并要成其为龙头。 我的英国之行给了我很好的机会去结识钢铁工业中的著名人物——贝西默是其中的佼佼者，还有罗西安?贝尔爵士、伯纳德?萨穆尔森爵士、温莎?理查兹爵士、爱德华?马丁，以及宾格力、埃文斯等，他们都是这个行业中的领袖。我被选入理事会，很快我又成为了大不列颠钢铁行业协会的主席，我是第一个非英国公民主席。对这个荣誉，我高度重视，尽管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曾推辞，因为我住在美国，再加上自己的商业，我害怕会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履行主席的职责。 当年，我们因为建造桥梁而不得不介入钢铁制造，生产熟铁，而现在，我们觉得该生产生铁了。这便导致了1870年露西高炉的建立（如果我们当时能充分意识到这一项目的重大意义，我们一定会推迟实行）。我不止一次听到钢铁业的老前辈对我们这个快速成长和膨胀的新企业做出的不吉利的预言，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止步。我们觉得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和信用来建造一座高炉。 预计的成本还不够实际开支的一半，这对我们是个考验。克罗门先生对于高炉的运转一窍不通。即便如此，也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问题。露西高炉（我以弟媳的名字为它命名）的产量远远超过了我们最乐观的估计，当时一座高炉每天100吨的产量可谓空前，我们创造了纪录，许多参观者啧啧称奇。 我们的钢铁产业并非一帆风顺。几年中时有危机出现。战时，钢铁的价格由每磅九美分降到了每磅三美分，我们安全地经受了这一挑战。在此期间，许多公司破产，为了调集资金应付紧急状况中，我们的财务经理忙得焦头烂额。在多次事故中，我们公司的信用都未受到损害。在公司的各个部门中，生铁制造厂还是让我们操了不少心。英国著名的惠特威尔兄弟公司生产的高炉当时被广泛使用，而惠特威尔先生在参观我们的露西高炉时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我把我们当时的难题抖了出来，他立即指出： “那是因为料钟的角度不对。” 他解释应该怎样进行调整。克鲁曼先生不太相信。我力主制造一个玻璃的高炉模型，另外再做两个料钟，一个还是按露西高炉上的式样，一个按惠特威尔先生建议的那样。这很快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做了试验，结果正如惠特威尔先生所预料的那样。我们的钟将材料分流到高炉的两边，中间气流只能部分地透过去，依然密集着很大一部分。而惠特威尔让材料从中间通过，其余的留在周围。两者的效果完全不一样，露西高炉的麻烦解决了。 惠特威尔先生是一个多么善良、大度的人啊，他没有狭隘的嫉妒之心，对他拥有的知识毫不藏私！作为回报，我们在有些部门学到了一些新东西，也跟他互通有无，以便能对他的公司有所帮助。（今天，在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为这兄弟俩中的一人依然健在感到无比欣慰。我们的友谊历久弥坚。他是我的前辈，曾在我之前出任大不列颠钢铁协会主席）
钢铁时代（图）（1）
回头往前看，四十年以前，在生铁的制造业中，化学的作用竟然不为人知，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本应该时时最为重要的一环。那时候，高炉经理一般是一个粗鲁的家伙，通常是外国人，他的本事还包括能将他手下那些桀骜不驯之辈打倒在地，以示教训。他还被认为本能地可以诊断高炉情况，具有预言的超能力，就像在这个国家中的其他一些人，据说他们仅凭借一根榛树枝就可知道哪里是油井和水源。对手中的病人，他们只是胡乱地开些药方，他们是真正的庸医。 菲普斯先生特别关照我们的露西高炉，他每天都要去探视一番，这使得我们免去了不少麻烦。并不是说我们的高炉运行的不如西方其他的高炉良好，不能产生较好的效益。而是因为，以其他的高炉比起来，他更加庞大，一点小小的异常都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周日早晨当他的父亲和妹妹走向教堂做礼拜，我的合伙人还是雷打不动地去看看露西高炉。不过，即使他去了教堂，他最虔诚的祈祷也只会与露西高炉有关，他时刻都在想着高炉的种种情况。 下一步我们要找一个化学家来做科里先生的助手和顾问。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有学问的德国人，弗里克博士。他向我们揭开了许多秘密。那些有着高等声誉的矿山开采出来的铁矿石，其铁含量要比原先估计的低10%15%，有时甚至是20%，而那些原来劣质铁矿却出产着优质的矿石。先前好的现在却变差了，差的反而成了好的。一切都被颠倒了过来，先得乱七字的时候，这位伟大的老人怎么样了呢？他的爱国心永无止境。在国庆节的时候，他们总是停产庆祝。有一年的七月四日去他的工厂参观，工厂停止生产了，但他发现有些人正在修理锅炉。他把经理叫过来询问原因，接着，他命令所有的工作都要停止。 “在国庆日工作吗！”他大叫道，“我们不是有很多星期天可以拿来维修？”他显然很生气。 当1873年的风暴袭来时，我们立刻开始在所有的商业领域收帆减速。虽然极不情愿，我们还是决定暂停新钢厂的建设。而有几位已经入股的投资者，也拿不出购买股票的钱了。我只好将他们的股份买过来。就这样，钢厂的控股权到了我的手里。 这场风暴首先爆发影响到的是金融界和股票市场，没过太久，又波及到了商业和制造业。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坏，最终引发了得克萨斯太平洋公司的倒闭。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和德克萨斯铁路公司的人们有着亲密的关系，人们很难相信我没有卷入他们的债务危机。 司各特先生和汤姆逊先生受窘的消息传到匹兹堡汇兑银行总裁斯考恩伯格先生那里时，他正在纽约。他急忙赶回匹兹堡，并在第二天召开董事会，指出这不可能不牵涉到我。他建议银行拒付我们的汇票，他惊恐地发现我们在折扣之下的合同数目庞大。为了不出现严重的麻烦，我立即采取了行动。我坐上了去匹兹堡的第一班火车，在那里公然宣布，虽然我是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东，但我已经付清了购买股份的所有款项，我与他们的债务没有丝毫的瓜葛。我只对我们自己的业务担有责任。我已经做好准备我所拥有的每一美元都拿来偿还我的贷款，对公司的任何债务我都不会赖账。 一直到这时，商界都认为我是一个大胆无畏，甚至是一个不计后果的年轻人。我的业务范围广泛，公司发展很快，虽然还很年轻，我已经运作数百万美元的资本。匹兹堡的老一辈认为，我的事业将会比现在的情况更加辉煌灿烂。有一位资深人士曾经说：“即便卡内基的大脑不能帮助他铺平道路，他的运气也会帮助他。”但是我想没有什么比事实更能说明问题。我肯定，任何评价都会为这样的事实感到惊讶：我极少为自己和伙伴冒险。当我有什么大的动作时，总有一些大公司在后面支持我，比如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我身上有苏格兰人特有的审慎，但是很显然，我也敢于铤而走险。因此我才可以成为匹兹堡钢铁制造业之父。他们老了，而我还年轻，这就是区别。 匹兹堡的金融机构对于我们的公司又担心很快就转变为有点莫名其妙地充满信心。我们的信誉是无懈可击的。因此，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主动要求借钱给我们的银行还在不断地增加，就好比那家历史悠久的银行，当其他银行的存款日益下降时，它的存款却比任何时候都多。它是美国唯一一家用黄金作为流通手段的银行，它鄙视用美钞作为还债手段的办法。他没有太多的海报传单之类，但我想他的这一决定本身便是一个很好的广告。 除了我们的朋友司各特先生和汤姆逊先生陷入困窘，我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严重的挑战，我的合伙人之一安德鲁?克鲁曼先生被诱使入股卡那巴制铁公司。他们向他保证，他们要将这家公司改造成股份制企业。但在此实现之前，他的同事们已经成功地背负起了巨额债务——大概是700，000美元。克罗门先生除了选择破产之外，别无办法。
钢铁时代（图）（4）
没有什么比这更令我们震惊的了，因为，克罗曼先生作为合伙人之一，在不通知其他合伙人的情况下，他无权投资另一家公司，或者被卷入个人债务。在商界摸爬滚打的人有一条强制性的规则——合伙人之间没有秘密。忽视了这条纪律，不光把克罗门先生，而且还把我们公司卷入了危机。不久之前，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得克萨斯——太平洋铁路公司便陷入了困境。一时间，我心存疑惑，是否真有可信的东西存在？哪里有我们可以依靠的根基？ 如果克鲁曼先生是一个商人，那么此事之后，他再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合伙人。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商人，而是一个出色的机械师，只不过略有商业才能。出事以前，克鲁曼先生的志向不是在工厂与机器为伍，尽管在那里没有人可以与之一争高下，而是在办公室里，尽管他在那里弄得一团糟。我们想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但是很困难，也许这使得他到其他地方另寻出路。也许他受到了这个社区中一些知名人士的奉承。于是，那些懂得如何接近他的人——除了高扬他在机械上的天赋以外赞美他的商业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便开始牵着他的鼻子走。商业才干本是属于他的合伙人，但是他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在克鲁曼先生通过法庭的审查，重获自由之后，我们提出以原始成本价转让10%的股份给他，而这笔钱可以用它的红利来进行支付。当然也有条件，就是他不能在参与任何商业活动，必须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机器上。如果他当时能听从劝告，接受这些，他早就有数百万的身价了。但是，他的自尊，他的傲气，不允许他这样做。他要靠自己在商海中闯出一篇天地来。尽管我和朋友一再恳请，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要开办一个新公司来与我们竞争。结果，他未能获得成功，并且过早地逝世了。 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最适合干什么，不仅得心应手，还充满了乐趣。这是多么愚蠢啊！我所认识的这样的能干的人不止一个，他们将自己困在办公室里，尽管自己有机械方面的机高天赋。他们的生活就是不断地经受痛苦，最终的结果还是失败。与克鲁曼先生分手是我莫大的憾事，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擅长机械的头脑，倘若他不是那样地意气用事，我相信他会很高兴和我们在一起。其他人提供的资金——在需要的时候却未能获得——使他调转了头，这个伟大的机械师很快就成了一个可怜的人。
合伙人、书和旅行（图）（1）
在克鲁曼先生离开公司之后，我们没有任何犹豫就让威廉?伯恩特莱格负责管理工厂。每次提起威廉的工作，我的心情都特别愉悦。他是从德国直接过来的小伙子，还不会说英语。因为他是克鲁曼先生的远房亲戚，所以我们雇佣了他，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怎么出色。她很快学会了英语，成为了我们的运务员，每个礼拜有六美元工资。他原来并不具备什么机械知识，但是，凭着他坚持不懈的热情和勤奋，他很快熟悉并参与厂里的所有业务，在任何地方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威廉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总改不掉德国人说话的习惯，语序颠倒的英语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监督下，联合铁厂成了我们所有业务中赢利最多的一块。连续好几年，他都过度操劳。我们决定给他放放假，让他到欧洲去旅游一番。他先取道华盛顿来了纽约。在纽约的时候，他来找了我，说欲重返德国相比，他更迫切地希望回到匹兹堡去。在华盛顿纪念碑的楼梯上，在其他公共建筑中，他看到我们生产的横梁，他这样说： “我觉得是那么自豪，我要马上回去，看看厂里的一切是否正常。” 威廉总是天不亮就到厂里，满天星斗时才离开。那里就是他的家，他的生活就在哪里。我们第一次要吸收几名年轻人成为我们的股东，其中就有他。我记得，这个贫穷的德国小子，在去世的时候，已经每年能赚到50，000美元。无疑，每一分钱都是他应得的。他身上有很多的故事。在一次董事会的年终宴会上，每个人轮流发言。威廉这样总结他的演讲： “先生们，我们必须做的是提高价格、降低成本，每个人都能必须站在他自己的底座上。”他的话引起了经久未息的大笑。 埃文斯上校曾有一段时期出任政府派驻我厂的检察员。他是个很严格的人，威廉找了不少麻烦，埃文斯抱怨不断，他们之间终于有了冲突。我们尽量想让威廉明白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的重要性。威廉回答说： “但是他无所顾忌地走进我的房间，拿我的雪茄抽，”（上校也真是，威廉抽的是那种一分钱一支的劣质雪茄）“而且还总是对我们的铁厂挑三拣四，你对这种人怎么看？不过，明天我会向他道歉。” 我们向上校保证威廉将会向他赔礼，此后他笑着跟我们讲起威廉是怎样向他道歉的： “上校，我希望你早上没有生气，我并无恶意。”然后，伸出他的手，上校愣了愣，还是握了手，两人尽释前嫌。 威廉曾把我们没法用的旧铁轨卖给了我们的邻居，匹兹堡钢材生产的先驱，詹姆士?帕克。帕克先生发现这批货质量很差。就向我们要求赔偿，我们让威廉和菲普斯先生一起去找帕克先生，处理好这件事情。菲普斯先生走进帕克先生办公室的时候，威廉正在工厂四处寻找那批受到责难的材料，可他怎么也找不到。这下威廉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最后走进了办公室，帕克先生还未置一词，他就说了： “帕克先生，我很高兴听到卖给你的那批旧铁轨不适于炼钢，我打算把所有的再重新买回去，给你每吨5美元的价钱。”威廉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早就把那批材料给用光了。帕克先生感到十分为难，这件事情就这么结了，威廉取得了胜利。 在他从德国回来之后，有一次我去匹兹堡，威廉跟我说他有些“特别”的事情要告诉我，这些事情不能告诉其他的任何人。他在德国时，曾花了几天时间去拜访一个教授，他以前的一个同学。 “卡内基先生，他的妹妹对我非常好。我到了汉堡后，就寄了一件小礼物给她。她给我写了封信，我也给她回了封信，她再写，我又回，然后我问她愿不愿意嫁给我。她是个循规蹈矩的姑娘，但是她写信来说愿意。然后我让她到纽约来，我去那里接她。但是，卡内基先生，他们并不知道工厂里的情况，他哥哥写信给我，说他们想让我再回去一次，在德国与她完婚。可是我不能再离开厂子了，想问问你怎么办。” “你当然可以再去一次。当然了，威廉，你应该去。这样她的亲人会感到很高兴的。你马上去，然后把她带回家来。我会安排好一切的。”在他离开的时候，我说：“威廉，我想你的爱人一定高挑漂亮，是个讨人喜欢的德国姑娘。” “哦，卡内基先生，她稍微有点胖。如果推着她滚动，我只能让她转一周。”威廉所有的例子都与工厂的工作有关。（今天上午，1912年6月，当我再一次看到这一段时，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当我读到他说的那段，“每个人都应该站在他自己的底座上”时，我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菲普斯先生原来担任铁厂商务处的主管，后来我们公司的规模扩大，钢厂需要他，就提拔了另一个年轻人威廉.L.艾伯特接替他的位置。艾伯特先生的履历与伯恩特莱格有某些相似之处。一开始他只是个拿微薄薪水的小职员，但很快就被委以重任，负责铁厂的营销业务。他与威廉一样成功，也被吸引进了董事会，享受的股份也与威廉一样。他后来被提升为公司总裁。 柯里先生在这段时期因为管理露西高炉表现出色，为我们器重，后来也成为了我们的合伙人之一，和其他人享有相同的股份。商业要获得成功，除了将做出杰出贡献的员工提拔到合适的位置上之外，别无他途。最终，卡内基和麦克坎德里斯公司并入了埃德加?汤姆逊钢铁公司。一开始，我弟弟和菲普斯先生拒绝将他们发展得很成熟的企业并入钢铁公司，不过，我把第一年的盈利给他们看，告诉他们如果不加入钢铁公司，那他们就是上错了船。他们在重新考虑过之后，接受了我的建议。对他们和我来说，这都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合伙人、书和旅行（图）（2）
我的经验告诉我，合伙人来自不同的行业，杂乱地聚集在一起，这是不可能建立好一个成功的企业的。改革和变化是必需的。我们的埃德加?汤姆逊钢铁公司也不例外。在我们还没有开始生产钢轨的时候，我们聘用了一个铁路审计原来做审计工作，他以有才干、有办法著称。但是，科尔曼先生对他很不满意。所以，我不得不买断了克鲁曼先生的股票。此后不久，我们便发现克鲁曼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个审计员确实对账目很有一套，但是，要想期望他或者任何其他办公室人员，能走进制造工厂并且一开始就做出成绩来，就显得不太实际了。他没有新工作的任何知识，也没受过这方面的培训。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一个好的审计师，期待不可能情况的出现，这是我们的失误。 最后，工厂终于要开工了， 审计员将一份组织计划提交给我审批。我发现他将工厂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交由琼斯先生控制；而另外一部分由斯蒂芬森控制，斯蒂芬森先生是一个苏格兰人，他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制造业厂主。我没有批准这一方案，因为我相信，我们这一决定将对钢厂的成功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同一个工厂里，两个人拥有同样的权力，是不可想象的。有两个人同时发号施令的工厂，即便他们是在不同的部门，这和一个军队中有两个司令，一艘船上有两个船长一样，都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这行不通，我既不认识史蒂芬森，也不认识琼斯，但是只有一个人能当船长，也只有他直接向你负责 。” 最后，我们决定让琼斯先生当“船长”，日后，凡是知道贝西默钢厂的地方，他都名声大噪。 “船长”那时候还十分年轻，瘦瘦弱弱的，但显得很活泼，精力充沛。从他的身材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威尔士血统——因为他很矮。他从附近的约翰斯顿工厂来到我们这儿，当了一名每天报酬2美元的机修工。很快我们就发现他是个可造之材。他的行为便足以证明。在内战中自愿入伍，因为表现出色，被提拔为连长，他所带的连作战勇猛，不知退缩。埃德加?汤姆逊公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他。 接下来的年月中，他拒绝接受我们提供给他的公司股份，这些股份足以让他成为千万富翁。有一天，我告诉他，一些年轻人因为拥有公司的股份，他们赚得的收入比他要高得多。我们已经投票表决过，想要吸纳他为董事会成员，这无须承担任何金融义务。因为按我们的惯例，他购买股票所需要支付的钱，我们将在日后从红利中扣除。 “不，”他说，“我不愿意老是想着公司的运营状况，向着是否盈利。照看厂子已经够我忙的了。如果你认为这是我该得的，那就给我一份高薪水吧。” “好，船长，我们将按美国总统的薪水标准付给你酬劳。” “一言为定”这个威尔士小伙子 说。 一开始，我们钢材制造业的对手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根据他们自己在开始生产钢材时遇到的困难，他们认为再过一年我们也不可能生产出钢轨。因此，他们拒绝把我们当作对手。我们开始的时候，钢轨的价格是每吨7美元。我们向全国的代理商征求订单，给他们最好的价格。在我们的对手知道这一情况之前，我们已经接了不少订单，这足以使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了。 因为如此完美的机器、绝妙的计划、琼斯船长选出来的工人技术娴熟，再加上他自己是一个极好的管理者，我们的成功是极为显著的。第一个月我们就盈利11，000美元，这是创纪录的。我们的会计体系也如此值得称道，它帮助我们算出了盈利的确切的数目。从我们的铁厂的经验中，我们了解到一个确切的账目制度意味着什么。在生产过程中，原料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都有员工进行核对，没有比这种做法更能提高利润的了。 良好的开端预示着光明的前景，我开始考虑去休假了。一直渴望的环球旅行也终于可以实现了。我和J.w.范德沃特先生（范迪）于1879年秋天处罚。我随身带了几个笔记本，每天用铅笔记下一些东西，从没想过要把它们编成书出版。但是我想，也许我可以把它们复印几份，在私人的圈子中传阅。一个人头一次看见自己的言论变成铅字，印成了书，其感觉绝对美妙无比。当那一大包书从印刷厂送到我手中时，我又重读了一遍，看它是否值得我作为礼物送给朋友们。后来，我得出了结论：总的来说，我最好把它们赠送给别人阅读，然后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的评论。 作为一本专门为朋友设计的书的作者，当然无需担心听到什么刻薄的反响，但我仍摆脱不了患得患失的心情，还是盼着能得到赞扬。朋友们的反应超出了我的预期，他们确实很喜欢这本书，至少有部分评价是发自他们内心的，这让我感到非常满意。每位作者都倾向于相信甜美的言辞。费城的大银行家，安东尼?德雷塞尔来信抱怨说，我剥夺了他几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一开始读它便不忍放下，直到凌晨两点，满身疲惫的时候，才把它读完。这样的信我收到了好几封。我记得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亨廷顿先生，有天早上见到我并说，他要好好地夸我一番。 “为什么呢？”我问。 “哦，我把你的书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读完了。” “嗨，”我说，“这并没有什么啊，我其他的朋友也都是那样。” “是的，但是也许你的朋友没有一个是像我这样的。除了我的账本之外，这几年我没有读过一本书。一开始，我也并不想读你的书，但当我一拿起，我就放不下了。5年了，能让我从头看到尾的只有我的帐本。” 对于朋友们的话，我不敢全信。但是，有些书从我的朋友们手中流传出去，也得到了其他人的喜爱，这使我着实陶陶然地过了好几个月。我相信他们的话并非谄媚。越来越多的人向我索书，因此，我不得不又加印了几次。报纸上也发表了相关的评论文章和精选摘要。于是，便有出版商要求将他出版，以满足市场需求，就这样，《环球世界》公开出版，而我，最终也成为了一个作家。
合伙人、书和旅行（图）（3）
这次环球旅行给我开启了一条新的地平线，也很快地改变了我的思维观点。当时正是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学说达到顶峰，广为流行的时候。对他们的作品，我有着极大的兴趣。我开始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生活中的不同阶段。在中国，我阅读孔子；在印度，佛家和印度教的经典也被列入我的书目；在孟买，我从帕西人中学习了解拜火教；这次旅行的收获之一是让我得到了某种精神上的宁静。以前那儿一片混乱，而现在却秩序井然了。我的头脑得到了休息。最后，我明白了一个人生真谛，基督有云，“天国就在你心中”，这句话对我有了全新的解释。并非未来，也不是过去，只有现在才是我们的天堂。此刻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责任，都需要我们富有耐心的努力，一旦僭越，便只会得到毫无结果的虚无。 那些伴我长大的宗教理论，斯维登伯格教派留给我的所有印象现在都不在对我产生影响，再也不能左右我的思维了。我发现没有一个民族的信仰是真理，尽管这种信仰被视为神灵的启示。也没有一个民族会那么愚昧落后，信仰中尽是谬误。每一个民族都有其伟大的导师，佛陀是一个，孔子是一个，琐罗亚斯德是一个，基督是一个。我发现所有的这些导师在伦理学上的教义都极为相似。所以，我打算引用《马太福音》中的话，我总是很骄傲地拿它来称颂朋友： “孩子们，那不可见的神力，是谁的眼睛 永远陪伴着人类 轻蔑地看着没有宗教的地方 这个人已然找到 不能说出他的意志有多么柔弱？ 不能像雨水一样滋润干渴的心田？ 他也没有哭到双眼凹陷，这个连自己都为之厌烦的人 你定将重生。 埃德文?阿诺德的《亚洲之光》就在这个时候出版了，这部诗集给了我极大的快乐。我刚去过印度，诗集则让我重温了那里的一切。我对此书的欣赏传到了作者的耳朵里，后来，我们在伦敦相识。他把这部诗集的原手稿送给我作为礼物，这是我最宝贵的珍藏之一。即便要做出极大的牺牲，一个人如果可以环游世界的话，那他也应该这么做。与周游世界相比，其他形式的旅行就显得不彻底、不完整，只能给我们留下一种局部的，模糊的印象。当你的环球旅行结束时，在归来的途中，你会觉得你看到了所有能看到的东西（当然只是泛泛而言），在这个对称的整体的某一部分中，你会看到，人类都在与命运进行抗争，最终都走向一个特定的结局。 一个环球旅行者，如果对东方经典进行研究，将会有很大的收获。他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每个国家的人都认为他们自己的宗教是最好的，他们的家园是最棒的，所谓“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草窝”。 在《环游世界》一书中有两段描写也许能说明这一点，不妨援引一下： 在新加坡附近，我看到人们正忙着干活，孩子们光着身子，四处跑动；他们的父母穿着平常的松垮的旧衣服。我们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我们让导游去跟他们说，我们来自另外的一个国家，这个季节里池塘的水会结冰（我们面前有一个池塘），我们可以直接从冰上走过，有时候冰结得非常的厚，马，甚至马车都可以宽阔的河面上经过。他们感到好奇，并问我们为什么不过来和他们一起住。看起来，他们真的十分快乐。 还有： 我们还去看了拉普兰人的驯鹿。一个水手充当我们的向导。在回去的路上，我跟他走在一起。我看见就在峡湾的对面，散布着几间棚屋，却有一座两层小楼正在修建中。 “那座房子是干什么用的？”我问。 “那是一个在特罗姆瑟出生而后在外面发了大财的人盖的。他现在回来了，要住在这里，他非常有钱。” “你告诉我你曾到过全世界，你去过伦敦、纽约、加尔各答、墨尔本，还有其他地方。如果你像那个人一样发了财，你想在那儿安家呢？” “啊，没有比特罗姆瑟更好的地方了。”他说。 那是在北极圈，那里一年有6个月的漫漫长夜，然而特罗姆瑟是他出生的地方。家，温暖甜蜜的家啊。 在自然生活和自然法则的状况下，有些东西看起来不完美、非正义，甚至是残忍的。但是，我们也因许多的美丽和甜蜜而感到振颤。不管家在哪里，对它的那种深深的爱无疑就是这种多美好中的一个。我很高兴地发现，这种情感并非局限于某一个种族或者民族之中，在现今的发展阶段上，几乎各个种族里都存在着这种对家的深深的眷恋。这种未知的力量没有忽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马车旅行和结婚（图）（1）
1877年7月12日，我的故乡（丹佛姆林）授予我荣誉市民的称号，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此类称号，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令我激动万分。自沃尔特?司各特先生当选英国的议员之后，在我之前，只有两个人获此殊荣。我的父母常跟我讲一些有关沃尔特先生的事情，有一天，他们还看见他在描绘丹佛姆林教堂的草图。作为答谢，我要做一次演讲，对此我非常重视。我告诉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森我要说些什么，都是我的心里话。他是一个很好的演讲家，用充满智慧的话语告诉我说： “安德鲁，就那样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每什么比这更好的了。” 对我来说，这是一堂很好的公共演说课，我用心学习。对年轻的演讲者，我有一条建议。当你站在观众前面，只要想着，他们也是普通人。在向他们作演讲的时候，你只需要向日常生活中的交谈那样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区别。除非你想特意地改变自己，伪装自己。那么不要有任何的难堪，就当作是在董事会上和自己人说话，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很自然地去做。如果你想尽量变成其他的某个人，那么你会感到胆怯，没有底气。英格索尔上校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演说家，有一次我问他，演讲的感染力是从哪儿来的？“不要祈求左右逢源，摇摆不定，”他说“你需要成为你自己。” 1881年的7月27日，我在丹佛姆林又作了一次演讲，那天我的母亲来为我捐建的图书馆奠基。当年丹佛姆林有五个织布工人将他们的书收拢起来，成立了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向他们的邻居开放，我父亲是其中的一个。丹佛姆林把我捐献的建筑命名为“卡内基图书馆”。设计师来跟我要我的“遁形徽章”。我告诉他我没有，但是我向他建议可以在门上刻一轮散发着金光的太阳，加上一句格言：“让阳光普照”，他采纳了。 我组织了一个马车队去丹佛姆林。在1867年和乔治?劳德，亨利?菲普斯一同穿越英格兰的时候，我便产生了一个想法：与我的至交好友，组成一个车队，从布莱顿一直到因弗内斯。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在1881年春天，我们一行11人，乘船从纽约出发，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快乐的一次出游。给自己放个假，从繁忙的商务中摆脱出来，让我保持住年轻和高兴的心情 ，这胜过世界上所有的良药。 在这次马车旅行中，我只是每天在我临出发前买的两便士一本的存款簿上草草地记上几笔。因为已经出版了《环游世界》这本书，我打算将此写成文章，向杂志投稿，或者，仅仅只是为伴我出游的朋友们写点东西。在一个寒风呼啸的冬日，我想，挨冻去三英里之外的纽约的办公室有点不值，也没有必要。我决定呆在家里，那么我又怎样打发时间呢？。我想起了我们的那次马车旅行，决定写上几行看看，也不知道能否继续下去。我文思泉涌，任思绪自由流淌，在天黑之前，我已经写出了三到四千字。于是，在大风雪天气里，当我无须去办公室的时候，我便呆在家里做这项令人愉快的事情。这样过了二十多次之后，我完成了一本书的写作。我把稿子拿到“斯克莱布诺”出版社，让他们给我印刷几百本，我好拿去送人。和《环游世界》一样，我的这本书也很让我的朋友们感到高兴。坎普林先生有一天告诉我，斯克布诺先生已经看过书稿，希望能由他的出版社（直属于皇室）出版发行。 一个虚荣的作者，听到有人说他的作品具有纪年的意义和价值，他将会很容易被打动，我答应了他的请求。（今年是1912年，三十年过去了，我每年都能从中得到一小笔作为版权费）书出版后 ，我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其中很多都非常热情，我的家人将它们保存了下来，将它们收集在一个剪贴簿上，而且还不时会有新的贴上去。很多残疾人很高兴地给我写来信说，我的书为他们的生活带去了光明，这使我大为振奋。在英国，这本书也受到了热烈欢迎。我相信，这本书的最大优点在于我不刻意地去追求效果，以给人以独特的印象。我是为朋友们写的，轻松地去干一件事，那一定能干好。写书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和在旅游时一样。 1886年带给了我深深的忧伤。被人细心照料的，就像是一个快乐的小孩的生活结束了，我被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母亲和弟弟在11月相继去世，而当时我正患有严重的伤寒，卧床不起。也许这是我的幸运，在与死亡面对面的时候，我却不用去感受天塌一般的灾难感受。 我是第一个病倒的，当时，我从纽约回到我们住在阿尔勒格尼山顶的乡间别墅，在那里，我和母亲度过了好几个夏天。从纽约离开后的一两天，我就感觉到不舒服。我们请来医生，他将之诊断为伤寒热。丹尼斯教授也从纽约叫了过来，他确信了此一诊断。很快，我便请了内科医师和护士来为我服务。不久之后，我母亲病倒了，然后，有人告诉我们说弟弟在匹兹堡竟然也一病不起。 我绝望了，变得消沉。当时我整个的性情好像都变了，我沉缅于那些能让我兴奋的药物，以减少痛苦。母亲和弟弟一直向我隐瞒了他们严重的病情。在我被告知他们永远地离我而去时，很自然的，我只觉得我应该随他们而去。我们从没有分开过，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然而，这就是命运的判决。
马车旅行和结婚（图）（2）
我慢慢地恢复了，开始考虑未来的事情。这样，我才能找到一线希望和宽慰。我的思想总是向往充满希望的地方，我认识路易斯?惠特菲尔德小姐已有多年，她母亲允许她和我在一起，我们常去中央公园骑马，对这项运动，我们俩都很喜欢。我的名单上还有另外一个年轻女士，我有几匹好马，经常和某个女孩子在公园里或是绕着纽约骑马消遣。最后，那些女孩都显露出了平庸本色，惠特菲尔德小姐是我遇到的最完美的人，超过了其他的任何一个。最后，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交往的女生中，她最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她一个人就包含了我所见过的所有人的优点。我要向年轻的小伙子们建议，在定下终身大事之前，要经过细致的考察。如果他们能够真诚地记住下面这些话，那么一切都会顺利： “为了各种不同的优点， 我的眼睛曾热切地关注很多的女郎。 我曾经喜欢过很多的女孩，但是不曾真心爱过一个， 她们的身上，总有缺点损害了高贵的美丽。 在她们的衬托下， 但是你，只有你啊 是如此的完美无双，是把每个女子最好的优点集合起来而造成的。 ” 对这每一个字，我的灵魂都会给出回应。今天，和她在一起二十年之后，如果我能够想到更加美妙的，能表达出我感情的话语，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用在她身上。 我的事业虽然很成功，但对追求惠特尔德小姐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在她的身边还有很多其他的、更加年轻的追求者。我的财富和对将来的计划起到了副作用，她觉得她对我没有什么用，她的理想是找一个年轻的伙伴，双方对于彼此都互不可少，就像他的父亲和母亲。他在２１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这样她就不得不关照起她的整个家庭来。现在，她２８岁，她对生活的观点已经成型。有一段时间，我们相处得很好，互相通信。但是，有一次，她退回了我的信，说她必须将那些接受我的想法抛到一边。 丹尼斯教授和其夫人将我接到他们在纽约的家中，对我进行特别护理。在丹尼斯教授的亲自护理下，我渐渐地可以起来行走了。惠特尔德小姐来探望我，因为在我刚开始能写字的时候，我便给她写去了一封信。我看到，我现在需要她。我被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她完全可以有“帮手”的感觉了，不管是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她都可以接受我了。于是，１８８７年４月２２日，我们在纽约结婚，随后去怀特岛度蜜月。 在看到野花的时候，她显得非常兴奋。她以前只在书上读到过三色堇、勿忘我、报春花和百里香等花名。而在此之前，这些普通的名字对她来说还仅仅只是名字而已。每一样东西都让她着迷，劳德姨父，还有我的一个表兄弟从苏格兰过来探访我们，他们在吉尔格拉斯顿为我们造了一处避暑的好地方，很快我们就去了那里。苏格兰使她着迷，令她倾倒。这无须质疑。他还在少女时代就读过关于苏格兰的书——斯各特的小说，其中《苏格兰的长官们》是她最喜爱的译本。很快，她就比我更加苏格兰了。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最深切的梦想成为现实。 我们在丹佛姆林呆了几天，过得非常的快活。我带她去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乡亲们也争着把我儿时的种种趣事将给她听。这一切使得她对她的丈夫有了更好的印象，也使得我和她的生活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在我们向北走的时候，路过爱丁堡，并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罗斯伯里勋爵发表了讲话。我在当地最大的礼堂向工人们作了演讲，我和卡内基太太还收到了他们送的礼物——一枚胸针，他非常喜欢。她充分领略了风笛的魅力，看到了风笛手的风采，觉得我们家也应该有一个风笛手，可以在早晨用优美的笛声叫我们起床，傍晚时伴我们用餐。她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清教徒，性格直率而彻底。她说，如果我们要在一个孤岛上生活，而只能带一样乐器，她就选择风笛。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风笛手，他是带着克鲁尼?麦克弗森的介绍信来应聘的。我们聘请了他，因此，当我们走进吉尔格拉斯顿的房子时，就已经可以有风笛声伴着我们了。 我们很喜欢基尔格拉斯顿，尽管我的妻子希望在高地上有一套更加宽敞的房子。马修?阿诺德来拜访我们，还有布莱恩夫妇、参议员尤金?黑尔夫妇等人。卡内基夫人和我在丹佛姆林的亲戚们相处得很好，特别是和那些老一辈的人。他博得了每一个的喜爱，对于她肯嫁给我，大家表示感到非常惊讶。但是我告诉他们，我也同样地感到吃惊。我们的结合是天定的。 当我们回到纽约的时候，把风笛手、女管家和几个佣人也带了去。尼科尔太太到现在还跟我们在一起，经过二十年忠心的服务，她已经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一员。我们的男管家乔治?欧文，在一年之后来到了纽约，成为我们之中的一员。另外一个仆人梅格?安德森也同样如此。他们都兢兢业业、品格高尚、无限忠诚。 第二年，我们买下了克鲁尼城堡，我们的风笛手向我们介绍那儿的所有情况。他在那儿出生，并且在那里长大成人。也许，我们作此选择也受了他的影响。
马车旅行和结婚（图）（3）
我慢慢地恢复了，开始考虑未来的事情。这样，我才能找到一线希望和宽慰。我的思想总是向往充满希望的地方，我认识路易斯?惠特菲尔德小姐已有多年，她母亲允许她和我在一起，我们常去中央公园骑马，对这项运动，我们俩都很喜欢。我的名单上还有另外一个年轻女士，我有几匹好马，经常和某个女孩子在公园里或是绕着纽约骑马消遣。最后，那些女孩都显露出了平庸本色，惠特菲尔德小姐是我遇到的最完美的人，超过了其他的任何一个。最后，我不得不承认，在我交往的女生中，她最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她一个人就包含了我所见过的所有人的优点。我要向年轻的小伙子们建议，在定下终身大事之前，要经过细致的考察。如果他们能够真诚地记住下面这些话，那么一切都会顺利： “为了各种不同的优点， 我的眼睛曾热切地关注很多的女郎。 我曾经喜欢过很多的女孩，但是不曾真心爱过一个， 她们的身上，总有缺点损害了高贵的美丽。 在她们的衬托下， 但是你，只有你啊 是如此的完美无双，是把每个女子最好的优点集合起来而造成的。 ” 对这每一个字，我的灵魂都会给出回应。今天，和她在一起二十年之后，如果我能够想到更加美妙的，能表达出我感情的话语，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用在她身上。 我的事业虽然很成功，但对追求惠特尔德小姐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在她的身边还有很多其他的、更加年轻的追求者。我的财富和对将来的计划起到了副作用，她觉得她对我没有什么用，她的理想是找一个年轻的伙伴，双方对于彼此都互不可少，就像他的父亲和母亲。他在２１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这样她就不得不关照起她的整个家庭来。现在，她２８岁，她对生活的观点已经成型。有一段时间，我们相处得很好，互相通信。但是，有一次，她退回了我的信，说她必须将那些接受我的想法抛到一边。 丹尼斯教授和其夫人将我接到他们在纽约的家中，对我进行特别护理。在丹尼斯教授的亲自护理下，我渐渐地可以起来行走了。惠特尔德小姐来探望我，因为在我刚开始能写字的时候，我便给她写去了一封信。我看到，我现在需要她。我被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这个世界上，现在，她完全可以有“帮手”的感觉了，不管是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她都可以接受我了。于是，１８８７年４月２２日，我们在纽约结婚，随后去怀特岛度蜜月。 在看到野花的时候，她显得非常兴奋。她以前只在书上读到过三色堇、勿忘我、报春花和百里香等花名。而在此之前，这些普通的名字对她来说还仅仅只是名字而已。每一样东西都让她着迷，劳德姨父，还有我的一个表兄弟从苏格兰过来探访我们，他们在吉尔格拉斯顿为我们造了一处避暑的好地方，很快我们就去了那里。苏格兰使她着迷，令她倾倒。这无须质疑。他还在少女时代就读过关于苏格兰的书——斯各特的小说，其中《苏格兰的长官们》是她最喜爱的译本。很快，她就比我更加苏格兰了。所有这一切都让我最深切的梦想成为现实。 我们在丹佛姆林呆了几天，过得非常的快活。我带她去我小时候常去的地方，乡亲们也争着把我儿时的种种趣事将给她听。这一切使得她对她的丈夫有了更好的印象，也使得我和她的生活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在我们向北走的时候，路过爱丁堡，并被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罗斯伯里勋爵发表了讲话。我在当地最大的礼堂向工人们作了演讲，我和卡内基太太还收到了他们送的礼物——一枚胸针，他非常喜欢。她充分领略了风笛的魅力，看到了风笛手的风采，觉得我们家也应该有一个风笛手，可以在早晨用优美的笛声叫我们起床，傍晚时伴我们用餐。她是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清教徒，性格直率而彻底。她说，如果我们要在一个孤岛上生活，而只能带一样乐器，她就选择风笛。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风笛手，他是带着克鲁尼?麦克弗森的介绍信来应聘的。我们聘请了他，因此，当我们走进吉尔格拉斯顿的房子时，就已经可以有风笛声伴着我们了。 我们很喜欢基尔格拉斯顿，尽管我的妻子希望在高地上有一套更加宽敞的房子。马修?阿诺德来拜访我们，还有布莱恩夫妇、参议员尤金?黑尔夫妇等人。卡内基夫人和我在丹佛姆林的亲戚们相处得很好，特别是和那些老一辈的人。他博得了每一个的喜爱，对于她肯嫁给我，大家表示感到非常惊讶。但是我告诉他们，我也同样地感到吃惊。我们的结合是天定的。 当我们回到纽约的时候，把风笛手、女管家和几个佣人也带了去。尼科尔太太到现在还跟我们在一起，经过二十年忠心的服务，她已经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一员。我们的男管家乔治?欧文，在一年之后来到了纽约，成为我们之中的一员。另外一个仆人梅格?安德森也同样如此。他们都兢兢业业、品格高尚、无限忠诚。 第二年，我们买下了克鲁尼城堡，我们的风笛手向我们介绍那儿的所有情况。他在那儿出生，并且在那里长大成人。也许，我们作此选择也受了他的影响。
马车旅行和结婚（图）（4）
１８９７年３月３０日，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当我第一眼看着她的时候，卡内基太太说，“让她叫你母亲的名字，玛格丽特，现在我有一个请求。” “是什么，路易。” “既然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小东西，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避暑之地。我们不能再租住这样的一个地方了。因为，这样总的在固定的日子搬进搬出。我们必须在自己的房子里避暑。 “是的，”我答应了她的请求。 “我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我问。 “那就是，它必须在苏格兰的高地上。” “太好了，”我回答，“正合我意，你知道我怕阳光。在石南花中，哪里才是最为合适的呢？我将找人咨询一下。” 后来的结果便是斯基伯城堡。 在我母亲和弟弟相继离我而去，将我孤单地抛在这世上之后，卡内基夫人进入并且改变我的生活，至今已有２０个年头了。是她让我的生命充满了快乐。我不敢想象，没有了她的呵护，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想，在她经受住了法迪南德的考验时，我便认识了她。但是，那时我还只能从表面上看见和感觉到她的一些品质。她的纯洁、真诚、指挥，那时我还没有机会更深地去了解。在突变的紧急事件中、在后来的公共生活中、在和别人的所有关系上，（包括我家这边和她家那边），她都表现得像一个外交官和和平的使者。她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去和平和善良。在有限的几次突发事件中，当需要勇气的时候，她能够临危不乱，担当起英雄的角色。 在她的生活中，“和平的使者”与人无争，即便是跟她的同学，也没有发生过争吵。世界上凡是认识她的人，都不会产生抱怨她的理由。这并不是说她不追求最好，能够随遇而安——事实上，没有谁比她更加挑剔了——不过她向来对头衔、财富、社会地位都不屑一顾。她决不会有粗鲁的言行，对一切都品位很高，几近完美。而且，她从来都不会降低标准，她的知己密友也都是出色人物。她总是想着怎样善待周围的人们，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为这个出主意，为那个想办法，她的安排和礼物总能给那些与他合作的人带来惊喜。 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我能够走过这二十年，我也不敢想，如果她先离我而去，我的生活将会是怎样。从自然规律来说，我不大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那种我可能先离他而去的想法又让我心痛，我怎么忍心将她孤单地留在这世上，她是多么需要一个男人为她来排忧解难，需要一个男人来保护她。不过，到那时候，在她的生活里，神赐给我们的女儿将会陪着她，照顾她。再说，玛格丽特需要她，甚之于需要我。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被迫离开我们在这世上建立起来的天堂，去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地方！我可以对杰西卡说： “这是一件多么合宜的事情， 巴塞罗那勋爵过着高贵正直的生活； 得到爱妻的诚挚祝福， 在尘世间，他找到了天堂的快乐。”
工厂和工人（图）（1）
在英国的时候，我学到了钢铁工业最为重要的一条经验，那就是拥有原材料的必要性，以及完成适于其目的的所有条款的重要性。在埃德加?托马斯公司，因为解决了钢轨的问题，我们很快就朝下一步进展。由于我们在得到稳定的生铁供应上遇到了困难，我们不得不建立起高炉，自己生产。三座高炉建起来了，其中的一座是我们在从埃斯卡那吧公司买来的旧高炉的基础上翻新改造而成的。克鲁曼先生联系的这笔生意。象通常的情况一样，这座高炉给我们带来的成本花费并不比新建一座高炉要低，而且还没有那么好。购入劣等设备，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们窝心的了。 尽管这一次交易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错误，但是，后来他却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利润。因为我们正好需要一个小高炉来生产镜铁，后来又开始用之来生产锰铁。在全美，我们是第二个开始生产镜铁的企业，是第一个，并且在好几年里是唯一的一个生产锰铁的企业。我们曾不得不依赖国外来保证这种必不可少的材料的供应，价格高达每吨80美元。主管高炉的经理，朱利安?肯尼迪先生建议我们自己用那个小高炉来生产锰铁，因为矿石并不难找。这个想法值得一试，结果大获成功。我们的生产可以满足整个美国的需求，导致此种材料的价格大幅下跌，由每吨80美元降到50美元。 在对弗吉尼亚的矿藏进行检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欧洲人一直在悄悄地购买这种矿石回去制造锰铁，而矿山老板们还以为他们是为了别的用途买的。我们的菲普斯先生很快着手就购买这个矿进行洽谈。由于既缺乏资金、有没有技术，矿主们不能够对之进行有效的开发，同意转让。在付出了很高的价钱之后，我们（和以前矿主中的一个，年轻又能干的戴维斯先生）成为了该矿的所有者。我们还没来得及做一次彻底的调查，但已知矿石的储量就已经能补偿我们的成本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很快的速度完成的，从发掘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浪费一天时间，这依赖于合伙人合作创造的优越性。有些公司，总裁有什么决定必须召开董事会进行协商，作出最后决定往往在好几个礼拜之后，有时甚至在好几个月之后。等到那时，原本想购买的矿早已经成为别人的财产了。 我们还在继续发展我们的高炉厂，每新建一个，便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前进了一大步，直到我们认为已经达到标准的水平为止。毫无疑问，依然会有些许细微的改进，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工厂，我们的生产能力是每月五千吨生铁。 我们增设了一个高炉部。紧接着迈出的一步对于我们的独立和成功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我们需要充足的固定数量的焦炭供应，角铁对于生铁的冶炼是必不可少的，缺少这种原料的供应，我们就无法向前发展。对这一问题的一次彻底的调查使我们得出结论：弗里克公司不仅生产最好的美和焦炭，而且弗里克先生本人就是一个管理天才。他从一个小小的铁路公司职员起家并且获得了成功。在1882年，我们购入了这家公司一半的股份，接下来，我们又从其他的持股人手里买入股份，最终成了最大的股东。 现在只剩下铁矿石的供应问题了，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一问题。到时候，我们在钢铁产业的地位只有欧洲的两三家企业可与之匹敌。曾经，我们一度认为我们已经成功地在宾夕法尼亚发现了这链条上的最后一环。然而，事实上我们被误导了，我们在帝隆区进行的投资损失惨重。我们尝试着去开采这一地域的矿石，以备生产使用。这座矿的表面部分在大自然里经年长期的作用下，杂质被冲走，因而纯度很高，看起来大有利用前途。但当我们向纵深挖掘的时候，才发现这是一个贫矿，无法利用。 我们在宾夕法尼亚的群山中租了一座高炉，并派化学家普鲁瑟先生去那儿分析化验那个地区的矿石，还鼓励当地人帮他收集矿石标本。可是，化学家要在他的实验室里取得当地人的帮助却困难重重，他们怀疑他与某种邪恶力量之间进行着非法的交流，因为他可以利用他那个长相可疑的仪器说出一块石头里有些什么成分。最终，我们只好从匹兹堡给他派了一个人过去。 有一天，他给我们送来一根报告，分析出有一种矿石几乎不含磷。这是一种非常适合于贝西默炼钢法的矿石。这一发现马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一财富的主人是摩西?汤普森，他是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在宾夕法尼亚中心县经营着数千亩美丽的农场。这里，就是这种矿石的产地。我们立即动身去实地考察，约好在那与他见面。我们发现这个铁矿曾经在五六十年前被开采过——用来炼铁，但在那时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声誉。其原因毫无疑问是因为这儿的产品的纯度高于其他的矿石，因为不当的冶炼方法会在冶炼过程中带来麻烦。对我们来说，他的好处就是在过去不被其他人看好。 我们终于获权可以在六个月内的随时接受这个铁矿。因此我们马上开始了勘查工作，这个环节是每一个购买者都必须认真做的工作。我们沿着翻越山坡的方向划线，每线中间的间隔为五十码，横向划线则间隔一百码。在这两线相交的地方，我们将一根长杆插入矿藏之中。 我相信当时一共插入了明的方式，而你却因此而遭受着指责。我真希望能够帮助你从记者们的指责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往往都过于轻率、自以为是、挑剔且心怀恶意。我希望能够为你尽微薄之力，没有人会比我更加肯定你对这次不幸反应敏捷，尽管在大洋的另一侧。 财富就像是一头猛兽，时刻威胁着，并且准备吞噬人类的道德生活。通过规则和榜样的作用，你叫他重新吐出，我为此而感谢你。
荷姆斯泰德罢工（图）（2）
请相信我！ 你最为忠实的 （签名）w.E.格莱斯顿 当然，普通大众不会知道我在苏格兰，并且对事情发生时的情况一无所知。工人在卡内基工厂里被杀害，这足以使我的名字在好几年里被人挂在嘴边。不过还是有些事让我满意。参议员汉纳是全国市民联合会的主席，这个机构是由资本家和工人代表组成的，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发挥了良性的作用。奥斯卡?斯特劳斯当时是副主席，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同时见一见联合会其他官员。在具体时间定下来之前，我的一生的朋友马克?汉纳（这一机构的主席，前驻克利夫兰代理），突然去世了。我参加了斯特劳斯先生的晚宴，当晚餐结束时，斯特劳斯先生站起来说，他们已经考虑了汉纳先生的继任人选，所有的劳工组织都赞成由我出任这一职务。当时有几个工人代表也在场，他们一个个站起来，表示支持斯特劳斯的主张。 我记得当时有多么的惊讶，我得承认，对他们我又是那么地感激。我感觉到工人们对我的一片真诚和同情，我工厂里的工人也是如此。但是，在全国大中的眼里，这完全相反。因为荷姆斯泰德暴乱，卡内基工厂就是代表着工人正当收入被剥夺的地方。 在斯特劳斯家的宴会上，我起身解释说，我不能接受这一巨大的荣誉，因为我必须避开夏天的炎热，而作为主席，则必须在每个季节都时刻准备着应付突发事件。当时我极为困窘，尽管我努力让所有人理解，这是我所收到过的最让人欣慰的礼物，因为这是对一颗受伤的心的宽慰。最后，我说，如果能选我进入执行委员会，我将倍感荣幸。为此，我获得了全票通过。由于荷姆斯泰德暴乱和工人被杀害，普通民众一直认为我对这一事件，对所有工人都负有责任，自此，我才得以解脱了。 我要感谢奥斯卡?斯特劳斯先生为我作的辩护，他读过我早期的一些关于劳工问题的文章和演讲稿，他还经常向工人因用我的观点和主张。另外，我也要感谢两位出席这次晚宴的来自匹兹堡的工人代表——怀特和谢菲尔，他们很热心地向联合会的其他工人代表介绍了我与劳工之间的良好纪录。 工人们和他们的妻子在匹兹堡的图书馆大厅举行了盛大的会议来表示对我上任的欢迎。我向他们作了一番发自肺腑的演讲。我记得其中的一句话，永远都不会忘记，就是关于资本、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我说这三者就像一张凳子的三条腿，没有谁先谁后，大家都是不可缺少的。然后，所有人都跟我热烈地握手，我们的心再次连在了一起。我感到在心里有一股重量被提升起来，尽管那已经离这场景有十万章来进行讥讽。 只不过在途中 安迪身边的桑迪 噢，你可听说，安迪要将什么刻上他的墓碑， 他的上帝什么时候以死来宣告对他的判决， 不是任何神圣的经文， 儿是那不合文法的语句——“这个妈的安迪！” 这个苏格兰人用墓志铭来嘲弄着奉承， 但这并不能赎罪，只不过一件可笑的事情， 耶，即便他抛开了所有的金银，他还不过是一个花花太岁， 我们要承认，他有这个权力刻上“这个妈的安迪”。 他不再是一个“大D”，后面还有一个破折号， 因为安迪不想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这个家伙不耍花样，或做一大篇抚慰人心的演说 他只是一个迟钝的、直率的苏格兰人——那就是他“这个该死的安迪。” 所以，当他死去，我们要留意，是否正如他说的： “我要将它刻上我的墓碑，印上我的棺材。” 他是这样说，要知道，我的名字是桑迪。 我并非那个有钱人，我没有像他那样“这个该死的安迪！”
第 3 章
恋耽美
正文 第 3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