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晋积极备战以应对前秦入侵的时候，前秦也正如其所料，积极筹备着南下事宜。
虽然在淮南争夺战及随后的几次小规模进攻中遭遇惨败，但是，从总体来看，前秦势力依然处于扩张状态，至淝水之战前夕，其疆域之广，“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整个华夏大地，只有东南一隅的东晋尚未被苻坚收入囊中。
虽然有王猛的临终遗言，大臣们也时常拿出来给苻坚提个醒，但是，那时那地，在统一北方之后，南下消灭东晋，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是苻坚的必然选择。
无论谁处在那样的位置和历史时期，都不会选择与东晋划江而治、和平共处。当时情况，正应了这样一句诗：“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南下讨伐东晋，是大势所趋。
382年十月，苻坚和他的大臣们开始了关于是否南征东晋的讨论，“自吾承业，垂三十载，四方略定，唯东南一隅未沾王化。今略计吾士卒可得九十七万，吾欲自将讨之，何如？”
不怎么样！苻坚的意愿遭到了以苻坚的弟弟苻融为代表的众多文武大臣乃至于后宫妃嫔的强烈反对。总结了一下反对意见，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国家内部不稳，叛乱时有发生，鲜卑、羌、羯人归附不久，且与我有亡国灭家之仇，大军出征后，恐有不虞之变生于腹心肘腋，悔之不及。
其二：晋朝是天命正统，上下和睦，内外同心，更有谢安、桓冲等人尽心辅佐，且有长江天险难以跨越。正所谓：得天时，占地利，拥人和。诚未可图也。
其三：我方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淮南及随后几场战事的失利，严重影响前秦军心士气。此刻最应该“按兵积谷，以待其变。”
对于以上三点，苻坚逐一予以驳斥，他认为：只要不断的取得胜利，击败晋军，鲜卑、羌、羯人自然畏我天威，心悦诚服，所谓隐患就会不复存在；至于长江天险，“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谢安、桓冲等人，待灭晋之后，让他们入朝为官，大家济济一堂，岂不更好?而所谓畏敌之心，更是无从谈起：御驾亲征，拥兵百万，资仗如山，消灭东晋犹如秋风扫落叶，甚至可以“有征无战”。
总之，只要此次伐晋取得胜利，所有的担忧都是没有必要的。更何况，在苻坚看来，讨伐晋国是“乘累捷之势，击垂亡之国，何忠不克！”伐晋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大臣们居然会反对，苻坚表示很困惑！
没有人支持吗？
自然是有的，即那些被反对者视为仇寇的羌人和鲜卑人，以及由出身富家子弟的“良家子”组成的三万羽林郎。这些人要么从未经历过战争，不知兵凶战险，要么渴望建功立业，封官拜爵，在前秦站稳脚跟；要么心怀叵测，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心，总之，战争能让他们获得利益，自然全力支持。
京兆尹慕容垂就曾力挺苻坚，“弱并于强，小并于大，此理势自然，非难知也。以陛下神武应期，威加海外，虎旅百万，韩、白满朝，而蕞尔江南独违王命，岂可复留之以遗子孙哉！《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断自圣心足矣，何必广询朝众？晋武平吴，所仗者张（华）、杜（预）二三臣而已，若从朝众之言，岂有混一之功？”
正是这位鲜卑战神的话，使苻坚出兵伐晋的决心得以坚定，“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
很多人都认为，在文武大臣们尽皆反对的情况下，苻坚依然决定出兵讨伐东晋，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表现，而慕容垂等人力劝苻坚出兵，更是别有用心，毕竟，苻坚和鲜卑慕容家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发生过太多不可描述的事情！此中恩怨，一言难尽。
其弟苻融言于苻坚曰：“鲜卑、羌虏，我之仇雌，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所陈策画，何可从也！良家少年皆富饶子弟，不闲军旅，苟为谄谀之言以会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轻举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乃有后患，悔无及也！”
战事未开，结果未显，没有人能未仆先知，自然也就很难判断孰对孰错。好战者多言战，偷安者必称和。动兵与否的关键在于战略决策者——苻坚。
其实，如果淝水之战以前秦的胜利而告终，苻坚百万之众会师建康城下，能够略定东南，一统天下。我想，慕容垂、姚苌等人必定不会反叛，只会去做一个和苻坚“共定天下”的忠臣良将。谁又能说他们当时发表意见时不是赤胆忠心？而苻融等人的言论，难道不是顽固保守势力的阻挠吗？
可惜，前秦战败了，都是言战者的罪过！
为破坏前秦南下计划，383年五月，桓冲集结十万大军，发动以攻占襄阳为目的的秦晋襄阳之战。然而，此次战役仅经过数次小规模战事之后便宣告结束，晋军退回原处，未能实现遏止前秦南下的战略企图。
383年八月八日，秦王苻坚自长安出兵伐晋。
临行前，苻坚不仅为司马昌明（晋孝武帝）、谢安、桓冲等人册封好了官职，连他们居住的宅第都已经建好，只待卿来。
很多人认为，苻坚如此作为，正是所谓“骄兵必败”的最佳描述，自以为能够轻易取胜，孰料终成笑柄。
并不是第一次如此了，攻打前凉时，苻坚也是为张天赐建好了房子再出兵的，那一战，秦军马到功成。如此作为，难道不是鼓舞士气的举动吗？
历史，以成败论英雄。
秦军兵分三路，具体计划为：
东路军由幽、冀经彭城（今江苏徐州）南下，先占淮阴、盱眙，经三阿，攻广陵；西路军于蜀、汉经长江、汉水而进，攻取江陵、夏口、江州，会同主力由水路进逼东晋京师建康；苻坚自率主力大军为中路，经洛阳，沿汝河、颍水直趋寿阳（今安徽寿县），再推进至长江北岸，造成晋军三面受敌，顾此失彼之势。
出兵之日，前秦军共有步兵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槽万艘”，声势十分浩大。
在战略意图上，前秦军集中主力于淮南，企图一举歼灭晋军淮水地区主力，彻底摧毁东晋在东部地区的防卫，从而扫除进击建康的基本阻力。
纵观当时态势，除了或许要让前秦军民休息休息外，我认为，苻坚的决策是正确的，战略战术上也可圈可点，直至此时，并没有错。
面对前秦的大举进攻，东晋方面采取东西两面抗击，集中机动兵力确保淮南，从正面屏障建康的对策。
在西部，以桓冲为统帅，率军十余万，扼守江、汉地区，阻止前秦大军顺江东进；东部则以谢石（谢安弟弟）为统帅，谢玄为前锋都督，集中机动兵力八万，防守淮河一线的战略要点，阻止秦军渡过淮河，确保建康安全。
九十多万人的进军是个大问题，到当年九月，当苻坚所率领的中路军主力到达项城（今河南沈丘）时，前锋统帅苻融所率之张蚝、苻方等部众二十多万人己进至颍口（今安徽寿县西南），慕容垂所部正在向郧城（今湖北安陆）进发，而后续凉州军才进至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刚刚出了长安没多远；从幽州和冀州出发的东路军更是正在路上，陆陆续续开进彭城（今江苏徐州）；西路军的姚苌统率的数万兵马，此时才开始由蜀地顺江而下，也许刚刚接到进军的命令吧！
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进军，然而从进军情况可以看出，前秦军的百万之众并不是同时到达战场，更没有同时投入战斗。事实上，最终参加战斗的，只有苻融的二十多万前锋部队。双方实力虽然悬殊，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对于东晋的表情，完全可以用“吓呆了”来表现，京师震动，人人惊恐。除了一个人——谢安，始终保持着镇静。
当时，时任前锋都督的谢玄向谢安请示应敌之策，谢安很平静的回答：“已另外有旨，”然后就不再理会谢玄。被晾在一边的谢玄不敢再问，便派部将张玄再来请示，谢安直接置之不理，带着亲朋好友出去游玩，至深夜方回。
负责防守西线的桓冲担心建康安危，遣三千精锐协防京师。谢安以“处分已定，兵甲无缺”拒绝了桓冲的援军。桓冲得到消息后，对佐吏叹曰：“谢安石有庙堂之量，不问将略（不知战略），今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遣诸不经事少年（谢玄）拒之，众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枉矣！”
手握十数万大军的桓冲尚且认为东晋一定完蛋，足见前秦之强盛，当时情况之危急，……谢安心理素质之良好。
其实，哪里是不需要的原因，西线的桓冲或东线的谢玄，有任何一方战败，守卫建康的兵马，即使再多三万，无能为也。
十月十八日，秦军前锋统帅苻融在淮河方向攻克有“建康之肩脾，淮西之本源”之称的战略重镇寿阳（今安徽寿县），打通颍水、汝水水路通道。
在此简介一下寿阳的地理情况。
寿阳，今安徽寿县，坐落于安徽中部，地势由东向西倾斜，县北境为低山丘陵，著名的八公山、硖石山等均在其境内，沿淮列布，形成一道北边长城，在南北对峙期间，对抵挡北方敌兵进犯有重要作用。尤其是硖石山，对峙于淮河两岸，形势雄壮险要，历为北朝必攻、南朝必守之地。寿县的地形更重要的在于涡、颍二水自北向南经东西两侧流入淮河；淝水又自南而来，经其西北入淮。在鸿沟水运交通网未被破坏之前，从中原南下，可沿狼荡渠（即鸿沟）折入涡、颍二水，进抵淮河，再由淮河出淝水、巢湖、濡须水直达长江；陆路上从寿县到合肥也十分便捷。因此，在当时，寿县可谓“北扼涡、颍，南通淝、巢”；“外有江湖之阻，内得淮淝之固”；进可以北伐中原，退可以固守淮南，处于南北交通的冲要地位。
因此，对寿阳的占领，使前秦军在后勤补给及进军上均获得极大便利，战略意义极为重要。
东晋处于被动防御地位。
此时，前往增援的东晋龙骧将军胡彬在得知寿阳失守后，遂止军不进，率领所部五千水军退守硖石（在寿阳西北的淮水北岸，今安徽凤台西南），意图凭借硖石山险要地势，阻止前秦军沿淮水东进。
苻融自然也明白晋军意图，在占领寿阳后，随即向硖石进攻。同时命令卫将军梁成等率军五万，占据洛涧（今安徽怀远以南之洛水），并于洛口（洛涧入淮处）设置木栅（栅淮），阻断淮河交通，以阻止晋军沿水路西进。
这时，苻融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在攻击硖石不顺之后，主力部队居然调转进攻方向，全力围困胡彬所部。这就为东晋造成了以偏师牵制敌军主力，大部队得以从容部署，寻求战机的局面。
前秦的进军，应当以消灭东晋有生力量为目的，而不是在某一座城池前钝兵挫锐。在梁成东进后，苻融如果能够只以部分兵力继续围困胡彬，主力部队随后推进，就会给晋军造成更大的压力，也不会导致后来梁成孤军突出，战败后得不到救援而被全歼的严重后果。毕竟，困守孤城的胡彬所部只有五千人，并不能对前秦军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但是，就是因为这五千人的原因，苻融麾下二十多万部队就在淝水寿阳地区停滞不前了。
相似的故事在千年以后又一次上演，有一个叫陈友谅的人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他在南昌城下待了一百多天。而他的对手恰恰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部队的集结，修整，调度，然后在一个叫鄱阳湖的地方将他锐气尽失的六十万大军全部消灭，一战定乾坤归属。
苻融居然不知道，真是可惜！
由于苻融的迟疑，谢石、谢玄所率领的八万晋军主力顺利到达淝水地区，在距洛涧二十五里处下寨,观察战场形势。
恰在此时，苻融截获了胡彬的求救信，得知晋军兵疲粮尽，军心动摇。于是，他向苻坚发出了“敌兵少易擒，速来！”的报告。
在收到苻融的消息后，苻坚犯下了他动兵以来的第一个错误：抛弃中军主力，只率领八千轻骑驰往寿阳。
兵贵神速固然能够及时捕捉战机，但作为一国之主，苻坚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居中调度，协调局面，使各路大军实现分兵合击的战略意图。然而却轻易脱离主力部队，以身犯险，实在是不智之举。而且，由于离开了指挥位置，在战事失利后，苻坚无法对军队重新进行整合，这是致命地存在，也为前锋部队战败后秦军百万之众随之整体崩盘的严重后果埋下伏笔。
我们只能说，那时，苻坚对打败东晋是相当地有信心。
虽然在淮南争夺战及随后的几次小规模进攻中遭遇惨败，但是，从总体来看，前秦势力依然处于扩张状态，至淝水之战前夕，其疆域之广，“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整个华夏大地，只有东南一隅的东晋尚未被苻坚收入囊中。
虽然有王猛的临终遗言，大臣们也时常拿出来给苻坚提个醒，但是，那时那地，在统一北方之后，南下消灭东晋，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是苻坚的必然选择。
无论谁处在那样的位置和历史时期，都不会选择与东晋划江而治、和平共处。当时情况，正应了这样一句诗：“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南下讨伐东晋，是大势所趋。
382年十月，苻坚和他的大臣们开始了关于是否南征东晋的讨论，“自吾承业，垂三十载，四方略定，唯东南一隅未沾王化。今略计吾士卒可得九十七万，吾欲自将讨之，何如？”
不怎么样！苻坚的意愿遭到了以苻坚的弟弟苻融为代表的众多文武大臣乃至于后宫妃嫔的强烈反对。总结了一下反对意见，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国家内部不稳，叛乱时有发生，鲜卑、羌、羯人归附不久，且与我有亡国灭家之仇，大军出征后，恐有不虞之变生于腹心肘腋，悔之不及。
其二：晋朝是天命正统，上下和睦，内外同心，更有谢安、桓冲等人尽心辅佐，且有长江天险难以跨越。正所谓：得天时，占地利，拥人和。诚未可图也。
其三：我方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淮南及随后几场战事的失利，严重影响前秦军心士气。此刻最应该“按兵积谷，以待其变。”
对于以上三点，苻坚逐一予以驳斥，他认为：只要不断的取得胜利，击败晋军，鲜卑、羌、羯人自然畏我天威，心悦诚服，所谓隐患就会不复存在；至于长江天险，“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谢安、桓冲等人，待灭晋之后，让他们入朝为官，大家济济一堂，岂不更好?而所谓畏敌之心，更是无从谈起：御驾亲征，拥兵百万，资仗如山，消灭东晋犹如秋风扫落叶，甚至可以“有征无战”。
总之，只要此次伐晋取得胜利，所有的担忧都是没有必要的。更何况，在苻坚看来，讨伐晋国是“乘累捷之势，击垂亡之国，何忠不克！”伐晋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大臣们居然会反对，苻坚表示很困惑！
没有人支持吗？
自然是有的，即那些被反对者视为仇寇的羌人和鲜卑人，以及由出身富家子弟的“良家子”组成的三万羽林郎。这些人要么从未经历过战争，不知兵凶战险，要么渴望建功立业，封官拜爵，在前秦站稳脚跟；要么心怀叵测，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心，总之，战争能让他们获得利益，自然全力支持。
京兆尹慕容垂就曾力挺苻坚，“弱并于强，小并于大，此理势自然，非难知也。以陛下神武应期，威加海外，虎旅百万，韩、白满朝，而蕞尔江南独违王命，岂可复留之以遗子孙哉！《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断自圣心足矣，何必广询朝众？晋武平吴，所仗者张（华）、杜（预）二三臣而已，若从朝众之言，岂有混一之功？”
正是这位鲜卑战神的话，使苻坚出兵伐晋的决心得以坚定，“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
很多人都认为，在文武大臣们尽皆反对的情况下，苻坚依然决定出兵讨伐东晋，是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表现，而慕容垂等人力劝苻坚出兵，更是别有用心，毕竟，苻坚和鲜卑慕容家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发生过太多不可描述的事情！此中恩怨，一言难尽。
其弟苻融言于苻坚曰：“鲜卑、羌虏，我之仇雌，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所陈策画，何可从也！良家少年皆富饶子弟，不闲军旅，苟为谄谀之言以会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轻举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乃有后患，悔无及也！”
战事未开，结果未显，没有人能未仆先知，自然也就很难判断孰对孰错。好战者多言战，偷安者必称和。动兵与否的关键在于战略决策者——苻坚。
其实，如果淝水之战以前秦的胜利而告终，苻坚百万之众会师建康城下，能够略定东南，一统天下。我想，慕容垂、姚苌等人必定不会反叛，只会去做一个和苻坚“共定天下”的忠臣良将。谁又能说他们当时发表意见时不是赤胆忠心？而苻融等人的言论，难道不是顽固保守势力的阻挠吗？
可惜，前秦战败了，都是言战者的罪过！
为破坏前秦南下计划，383年五月，桓冲集结十万大军，发动以攻占襄阳为目的的秦晋襄阳之战。然而，此次战役仅经过数次小规模战事之后便宣告结束，晋军退回原处，未能实现遏止前秦南下的战略企图。
383年八月八日，秦王苻坚自长安出兵伐晋。
临行前，苻坚不仅为司马昌明（晋孝武帝）、谢安、桓冲等人册封好了官职，连他们居住的宅第都已经建好，只待卿来。
很多人认为，苻坚如此作为，正是所谓“骄兵必败”的最佳描述，自以为能够轻易取胜，孰料终成笑柄。
并不是第一次如此了，攻打前凉时，苻坚也是为张天赐建好了房子再出兵的，那一战，秦军马到功成。如此作为，难道不是鼓舞士气的举动吗？
历史，以成败论英雄。
秦军兵分三路，具体计划为：
东路军由幽、冀经彭城（今江苏徐州）南下，先占淮阴、盱眙，经三阿，攻广陵；西路军于蜀、汉经长江、汉水而进，攻取江陵、夏口、江州，会同主力由水路进逼东晋京师建康；苻坚自率主力大军为中路，经洛阳，沿汝河、颍水直趋寿阳（今安徽寿县），再推进至长江北岸，造成晋军三面受敌，顾此失彼之势。
出兵之日，前秦军共有步兵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槽万艘”，声势十分浩大。
在战略意图上，前秦军集中主力于淮南，企图一举歼灭晋军淮水地区主力，彻底摧毁东晋在东部地区的防卫，从而扫除进击建康的基本阻力。
纵观当时态势，除了或许要让前秦军民休息休息外，我认为，苻坚的决策是正确的，战略战术上也可圈可点，直至此时，并没有错。
面对前秦的大举进攻，东晋方面采取东西两面抗击，集中机动兵力确保淮南，从正面屏障建康的对策。
在西部，以桓冲为统帅，率军十余万，扼守江、汉地区，阻止前秦大军顺江东进；东部则以谢石（谢安弟弟）为统帅，谢玄为前锋都督，集中机动兵力八万，防守淮河一线的战略要点，阻止秦军渡过淮河，确保建康安全。
九十多万人的进军是个大问题，到当年九月，当苻坚所率领的中路军主力到达项城（今河南沈丘）时，前锋统帅苻融所率之张蚝、苻方等部众二十多万人己进至颍口（今安徽寿县西南），慕容垂所部正在向郧城（今湖北安陆）进发，而后续凉州军才进至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刚刚出了长安没多远；从幽州和冀州出发的东路军更是正在路上，陆陆续续开进彭城（今江苏徐州）；西路军的姚苌统率的数万兵马，此时才开始由蜀地顺江而下，也许刚刚接到进军的命令吧！
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进军，然而从进军情况可以看出，前秦军的百万之众并不是同时到达战场，更没有同时投入战斗。事实上，最终参加战斗的，只有苻融的二十多万前锋部队。双方实力虽然悬殊，但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对于东晋的表情，完全可以用“吓呆了”来表现，京师震动，人人惊恐。除了一个人——谢安，始终保持着镇静。
当时，时任前锋都督的谢玄向谢安请示应敌之策，谢安很平静的回答：“已另外有旨，”然后就不再理会谢玄。被晾在一边的谢玄不敢再问，便派部将张玄再来请示，谢安直接置之不理，带着亲朋好友出去游玩，至深夜方回。
负责防守西线的桓冲担心建康安危，遣三千精锐协防京师。谢安以“处分已定，兵甲无缺”拒绝了桓冲的援军。桓冲得到消息后，对佐吏叹曰：“谢安石有庙堂之量，不问将略（不知战略），今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遣诸不经事少年（谢玄）拒之，众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枉矣！”
手握十数万大军的桓冲尚且认为东晋一定完蛋，足见前秦之强盛，当时情况之危急，……谢安心理素质之良好。
其实，哪里是不需要的原因，西线的桓冲或东线的谢玄，有任何一方战败，守卫建康的兵马，即使再多三万，无能为也。
十月十八日，秦军前锋统帅苻融在淮河方向攻克有“建康之肩脾，淮西之本源”之称的战略重镇寿阳（今安徽寿县），打通颍水、汝水水路通道。
在此简介一下寿阳的地理情况。
寿阳，今安徽寿县，坐落于安徽中部，地势由东向西倾斜，县北境为低山丘陵，著名的八公山、硖石山等均在其境内，沿淮列布，形成一道北边长城，在南北对峙期间，对抵挡北方敌兵进犯有重要作用。尤其是硖石山，对峙于淮河两岸，形势雄壮险要，历为北朝必攻、南朝必守之地。寿县的地形更重要的在于涡、颍二水自北向南经东西两侧流入淮河；淝水又自南而来，经其西北入淮。在鸿沟水运交通网未被破坏之前，从中原南下，可沿狼荡渠（即鸿沟）折入涡、颍二水，进抵淮河，再由淮河出淝水、巢湖、濡须水直达长江；陆路上从寿县到合肥也十分便捷。因此，在当时，寿县可谓“北扼涡、颍，南通淝、巢”；“外有江湖之阻，内得淮淝之固”；进可以北伐中原，退可以固守淮南，处于南北交通的冲要地位。
因此，对寿阳的占领，使前秦军在后勤补给及进军上均获得极大便利，战略意义极为重要。
东晋处于被动防御地位。
此时，前往增援的东晋龙骧将军胡彬在得知寿阳失守后，遂止军不进，率领所部五千水军退守硖石（在寿阳西北的淮水北岸，今安徽凤台西南），意图凭借硖石山险要地势，阻止前秦军沿淮水东进。
苻融自然也明白晋军意图，在占领寿阳后，随即向硖石进攻。同时命令卫将军梁成等率军五万，占据洛涧（今安徽怀远以南之洛水），并于洛口（洛涧入淮处）设置木栅（栅淮），阻断淮河交通，以阻止晋军沿水路西进。
这时，苻融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在攻击硖石不顺之后，主力部队居然调转进攻方向，全力围困胡彬所部。这就为东晋造成了以偏师牵制敌军主力，大部队得以从容部署，寻求战机的局面。
前秦的进军，应当以消灭东晋有生力量为目的，而不是在某一座城池前钝兵挫锐。在梁成东进后，苻融如果能够只以部分兵力继续围困胡彬，主力部队随后推进，就会给晋军造成更大的压力，也不会导致后来梁成孤军突出，战败后得不到救援而被全歼的严重后果。毕竟，困守孤城的胡彬所部只有五千人，并不能对前秦军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但是，就是因为这五千人的原因，苻融麾下二十多万部队就在淝水寿阳地区停滞不前了。
相似的故事在千年以后又一次上演，有一个叫陈友谅的人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他在南昌城下待了一百多天。而他的对手恰恰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部队的集结，修整，调度，然后在一个叫鄱阳湖的地方将他锐气尽失的六十万大军全部消灭，一战定乾坤归属。
苻融居然不知道，真是可惜！
由于苻融的迟疑，谢石、谢玄所率领的八万晋军主力顺利到达淝水地区，在距洛涧二十五里处下寨,观察战场形势。
恰在此时，苻融截获了胡彬的求救信，得知晋军兵疲粮尽，军心动摇。于是，他向苻坚发出了“敌兵少易擒，速来！”的报告。
在收到苻融的消息后，苻坚犯下了他动兵以来的第一个错误：抛弃中军主力，只率领八千轻骑驰往寿阳。
兵贵神速固然能够及时捕捉战机，但作为一国之主，苻坚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居中调度，协调局面，使各路大军实现分兵合击的战略意图。然而却轻易脱离主力部队，以身犯险，实在是不智之举。而且，由于离开了指挥位置，在战事失利后，苻坚无法对军队重新进行整合，这是致命地存在，也为前锋部队战败后秦军百万之众随之整体崩盘的严重后果埋下伏笔。
我们只能说，那时，苻坚对打败东晋是相当地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