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壂道：“郏县之役后孙公传庭退归陕西，计守潼关以扼京师上游，并于西安练兵。(.明之势已危，时有河南巡抚秦所式于五月上疏言河南之势，其状可窥一斑，据传疏中言：‘闯贼曹贼蹂躏中州，河南五郡八十余城尽为瓦砾，闯贼乃由宛、汝跨江、汉，此流贼之大略也。自永城以至阌乡（灵宝），自宛汝以至黄河，方千里之内皆土寇，其大者数万众，小者数千人，栖山结寨日肆焚掠，此土寇之大略也。办贼必须兵，仅河南一地，旧抚余兵不及二千，陈永福余兵不及四千，合卜从善之兵亦不满万，此主兵之大略也。用兵必裕饷，河南五郡沦没，河北田间半数野草，额赋五十万，去年尚不及二十万，镇抚缺饷五月有余，此粮饷之大略也。转饷必须民，自贼寇之乱十余载，人烟几断，守城修河转运诸事皆需民力，以致稚子荷旗老妇鸣柝（打更用的梆子），此民生之大略也。抚民必须官，辑册有人地方无官，或望河滨而终年不赴，或土团寄命而檄版徒，中原诸郡县所至皆然，此官吏之大略也。腹心重地败坏已极，唯望速发内帑亟练精锐，招徕土寨豪杰，开荒选牧，积粮讲武，以图修攘之实政，此今日急务，或可有济而臣亦不敢言必也。’疏上先帝览之，惟抚案叹息而已。”
张文耀道：“去年三月，清军第五次入塞尚在关内未出塞，大学士吴甡即奏陈集兵措饷，其言曰：‘欲集兵筹饷需先固江南方可复江北，而武昌九江为其要冲。闯贼之精兵不下二、三十万，而我非十万之兵不能与之争锋。孙传庭败于郏县，收拾残卒无几，须待清虏退后调边镇援兵于秦中，听孙传庭选调剿寇，此兵力方稍厚。余愿带兵间道赴金陵而急趋九江、武昌相机进止，且可筹措兵饷以接济江北。黔督提并秦、蜀、晋、豫、应、皖、江淮各抚镇之兵扼险。先帝从其议，遂议设标兵二万以归之。”
“又有保定巡抚徐标入京奏对时称其自江淮而来，数千里间见陷于贼之城者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民间物力已尽，贼寇又蹂躏无余，以致蓬蒿满路鸡犬无音，其行数百里未曾遇一耕者，此成何世界！圣上几无人民几无土地，如何致治？先帝闻言潸然泣下。徐标又言天下以边疆为门户，门户固则堂宇安，宜先时修备以严边防。与其重治于失事之后而无益，不如严于无事之日而有备。又言修内治全在守令。守令贤则政自简、刑自清、盗自息、民自安。先帝言曰诸臣不实心任事以至此，此皆朕之罪。徐标乃建言以车战垦田，车战者孙传庭孙公已整而练，而臣所谓垦者与屯田不同，只就纳粮之田招民开种，民赋渐复额，国课自完。先帝善其言。”
李光壂接口道：“郏县之役后孙传庭孙公退归陕西，计守潼关以扼京师上游，只因我军新集不利速战，益开屯田募勇士，缮甲器，积粟米，并三家抽一壮丁以组新军。并制火车三万辆，此即保定巡抚徐标所言之车战耳，其载以火炮甲仗，战则驱之拒马，止则环以自卫。乃冠其名曰火车，以总兵白广恩统之。”提及火车，见四人都是一脸的兴奋，姜旭再度皱眉，方才谈及开封城守时即有李光壂欲以车营抵河岸以接应河北之粮，此番孙传庭又是准备了一个火车营倚为主战之力，很难想象在上万闯贼铁骑驰突之下能不引发溃败？只听李光壂接着说道：“孙公治兵于陕，而关中频饥苦于征缮，且驻军饷乏，孙公用法益严并督之以继日，秦之士大夫皆厌苦而不乐其在秦，遂言其养寇并相哗于朝，又相与危语恫胁之曰‘秦督不出关而收者至矣’，先帝亦日夜望公出督师，遂于五月命孙公兼督河南、四川军务，寻进兵部尚书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特佩七省督师之印，仍总制三边，而催战益急，七月连诏促孙公督师出潼关，孙公接旨顿足叹曰：‘此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乃入与夫人张淑人诀，张淑人曰‘丈夫报国耳，毋顾家’，孙公遂率诸将出关。t/”
“孙公至去年夏已练兵凡马步五六万人，虽欲再练半载以强其军，然不得已乃上疏请出师，而中允刘理顺以为不可，乃致孙公书曰：‘余不知兵事，数日内连读台端筹划，知贼可计日而平，如武穆之殪杨么也。大凡兵未集患无兵而饷未充患无饷，兵集饷充者患律不明而气不肃，律明气肃矣患权不一而众不协，权一众协又患发之猛而谋之不密。前此之所以倏进倏退倏合倏散而迄无成功者，是坐失也。今边兵续至骄将慑心，三晋输运畿南拨留，号令灿若三辰，部署势如指臂，数者俱可无患矣。但此举系天下安危，非只搏于豫、楚，譬如药之劫剂或言博之孤注，断不可不动万全而徼幸于不可知之两阵间也。闯贼新并曹贼，曹贼之部曲虽疑，然其必真为我用乎？伪官遍布其党而与之分，然其必不相援应乎？李际遇、申靖邦窜伏山中，然其必不为后患乎？西北士马至于荆襄水乡，然其必耐彼沮洳（低湿）乎？左帅桀骜狂逞无忌，然其必不怀猜贰乎？此之数者，非长安缙绅之所能苦心焦思而食不下咽者也。有谚云‘囊底智不令留异日’，此其时矣。天下事者非威不强，非智不获，非虚不益，非慎不臧，故不敢避冒眛之嫌，而率臆附闻，夫此虽杞人私忧，亦有愿闻于左右者，仰希台鉴。’孙公然之，亦只出兵以稍适君心者也。乃以副总兵髙杰将降丁为中军，四川总兵秦翼明出商、洛为犄角，绥夏总兵王定为后劲，而专以总兵牛成虎、副将卢光祖为前锋，会河南总兵卜从善、陈永福于洛阳，余者蓟辽总兵白广恩、副总兵郑嘉栋、赵华枝等，俱随督师进讨。明廷亦立赏格，能购李自成者万金爵通候，能购张献忠者五千金官极品，仍世袭锦衣卫指挥使，余各有差。”
张文耀道：“孙公以八月出潼关，旌旗戈甲连绵数十里，其兵之强盛为二十年所未见。时孙公檄左良玉自九江赴汝宁夹击而不报，然公锐意灭贼，但谓贼必可灭。及孙公入河南，以河南巡抚秦所式不胜任恐缓急难持而疏于上，先帝命褫豫抚职，于是河南巡抚秦所式深恨孙公。”
“孙公既入河南，八月初十日师次阌乡，八月十六日前锋牛成虎遇贼于洛阳，即大破之，又败之于河岸并追奔至汝州，伪都督李养纯率所部降，李养纯者，昔日十三家七十二营反贼之一，崇祯九年时即拥众数万，号四天王。时闯贼盘踞于宛襄，已有割据之谋，所破城邑多委官护守，其视官军甚蔑而惟惮孙公，闻孙公出关，贼众皆大恐而相对涕泣且有相率亡去者，闯贼亦降箕仙以问吉凶，得而乃集其众于襄、郏间以迎战孙公。汝州既复，贼兵尽守退宝丰。贼畏公追袭，连夜筑七堡，中贯以墙，悉贮精锐与公复战，又于宝丰城内筑一台，台上树大旗一，卒据于四角掌鼓以示军进止，每城门俱置大炮，其侧守陴之步卒各执长矛弓矢小炮间之，城前一二里皆凿坑堑，其城之隙处亦然，骑卒列阵于城后，盖惩于其崇祯十五年十月之败也，此实谓坚城亦。”
“八月二十一日孙公大军次陕州，檄河南诸军渡河进剿。九月八日师次汝州，遂攻宝丰，十一日闯贼自襄阳来援，白广恩、高杰等战却之。孙公言‘宝丰不即下，而贼救大至，我则腹背受敌矣，必立克之。’乃亲督诸军，悉力攻拔之，斩伪州牧陈可新等数十级，伪都尉四天王李养纯降，即言贼之家口俱于唐县，孙公遂以千人走间道捣其巢，尽杀贼之家口，贼满营恸哭，誓杀官兵。”
李光壂道：“自官兵御贼以来有三快事：一擒高迎祥，一射自成目，三杀贼家口。三者中孙公独居其二。后虽有潼关之败，然两大功不可没也。然李养纯之降，实为通贼张本，古云受降如受敌，奈何轻信以致最终落败。”姜旭正听得兴高采烈，虽知孙传庭此次入河南进击李自成必败无疑，若是李自成最终大败于孙传庭之手，哪里还有半年后李自成攻破京师的事情。但听得提起那什么伪都尉四天王李养纯，心中仍是不舒服之极，连忙问道：“那李养纯可是闯贼派过来的奸细？”
李光壂道：“那李养纯是不是奸细就不知道了，反正孙公汝州败后即斩李养纯，其是否为闯贼派来之奸细无从可知，即便其实为奸细，但孙公之败却是与其无关。”
“孙公既拔唐县，欲乘胜攻取郏县，然天降大雨绵延不停，粮车本日行三十里耳，至此绝于路矣。士马俱饥而军中皆怨，及有进言旋师就粮者，孙公曰：‘军已行，即还亦饥，此能济乎？当破一县就食耳。’次日（九月十三日）即拔郏县，擒伪果毅将军谢君友。奈何郏县俱穷民，仅得骡羊二百余，分脔食之立尽。而闯贼亲率步骑万余逆战，前锋复大破之并断其坐纛，闯贼奔还襄城，前锋衔尾几获彼之巨贼。时前锋尽收革、左旧部，其皆死战以攻贼，故贼每战辄北，闯贼入襄城即坚壁不出，而我大军遂襄城。群贼皆惧而谋降，闯贼曰：‘无需畏之！我杀王焚陵，此罪至极矣，姑决一死战，不胜则杀我降而未晚也。’时雨七日夜而不止，而军中断粮矣，汝州留守之军大哗。孙公不得已还军迎粮，留陈永福以为后拒。前军既移后军继乱，陈永福斩之不能止也。”
“孙公携军方至南阳而闯贼衔尾追至，官军遂还战。贼阵五重，饥民处外，次步卒，次马军，又次骁骑，老营家口处内。孙公以白广恩之车营迎战，一战而破其三重，贼骁骑作殊死斗，我军阵稍动，白广恩军中即有人呼曰：‘师败矣！’白广恩之军遂脱挽辂而奔，以致车倾塞道，马挂于衡不得前，贼之铁骑凌而腾之，步贼手持白棒遮击，中者连盔带首俱碎，官军遂大败。闯贼尽出守兵倾力而追一昼夜，官兵狂奔四百里，死者四万余，失亡兵器辎重数十万。监军御史苏京走孟县，孙公至孟津收散亡渡河。既登舟，回顾岸上士卒为贼追迫，多挤入黄河溺死，大恸欲跃入河，左右力护之，劝曰：‘公身系国家存亡，今何益徒死？不如急入关据险收兵，以图再举，天下事或尚可为。’孙公乃由河北趋潼关。”
“时陈永福将后军至郏县，闻大军溃即开城西走，闯贼追败之，急逃上山为贼围之。陈永福尝为其子据射中贼目之功，闯贼恨极矣，誓杀陈永福以报。昔闯贼二围三围开封期间破归德之时，有诸生崔植槐者，环眼虬须，体丰硕而貌雄杰，望之不似儒生，其文笔出众，与其弟崔植梅皆以才士名，平居自负，视世俗生不能当其一盼也。及城破被执而见闯贼不屈，时有陈永福之兵守归德，有以为其陈永福者，闯贼因疑之，问诸人皆不识，崔植槐大呼曰：‘我崔植槐秀才也，虽非陈镇亦非碌碌俗下人。’闯贼曰‘勿论是否但磔之耳’，崔植槐遂代陈永福而见磔。陈永福既不得逃，抱山巅不敢下。闯贼既败孙公，其大事已成，或亦有崔植槐代磔，乃折箭为誓而招之，陈永福亦降，此徒闯贼以义惑人耳目矣。而以总兵官而降贼，自陈永福始矣。其子陈德尚守怀庆，其后亦从父降贼。惟高杰尝窃闯贼妻，走延安复为李过所追，遂折而东，渡宜川，绝蒲津以守。孙公此出潼关，甚虑运馈之艰，尝遣高杰部将游击王之纲往说河南诸土寨豪杰，如张鼎、李际遇之辈，嘱其馈军糈，共灭贼以图功名，张、李辈多应之。及王之纲还报而孙公之师已溃，竟不知军门所在。乃复还嵩山李家寨，久之归怀庆，而潼关已不守矣。时王之纲有骑卒五千余人屯怀庆城外，御史苏京欲袭而夺之，王之纲觉之急率所部夜走而东至济宁，久之乃得与高杰合军。”
“孙公初入河南，即欲修河南府以据险屯粮，既而不果。此（洛阳）城既修则粮有所屯，其恃险而据，屹然一重镇也。以主制客，以逸待劳，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贼虽不骤平，而渐有可平之势，此善策也。然何卒而果不行者，岂孙公视贼易平，而疏不必上耶？盖先帝急于平贼，孙公虽拜疏，而留中不报乎？惜之其不果行也。尤可憾者，秦帅不出商洛，左帅不离九江，而仗铖深入犄角无人，此与冯河而前，袒臂暴虎者何异？夫与杨嗣昌十面局势，相去亦不止十倍，其师虽屡捷，然何益于存亡之数，以至于一跌而不可救也。若使其初算果行，汝州之祸安得如是烈哉！悲夫。”
“尝闻孙公孙公大军初抵汝州，营中既已缺粮，仅有饷银二十万。押解官乃进曰：‘饷银二十万，内有公费七万，随营进退为艰，唯公定夺。’盖欲孙公别贮之也。孙公言：‘吾受朝廷命只念平贼耳，岂忧富贵，倘不济则身死矣，何公费为？且吾与诸将戮力行间且共生死，何自有其财！但以之饷军中犒士。’乃命押解官寄于孟县。”
“昔总督杨文岳、汪乔年之徒，贼皆蔑视之而独畏孙公。孙公南阳不败则闯贼必不敢西入关，或逡巡转寇而南，明之亡未必如其速也。其攻贼于郏城东，而折其大纛，闯贼几擒矣。倘使闯贼败去而鸣金收兵，部伍不乱，严阵汝北以待贼，彼即来薄，岂能撼之哉？贼若再渡河而东，以数十万众仰给转输，而不遣军要害以防劫夺，则亦输之矣。此兵法之策非孙公其所长？盖天命已去，成败之机，固非智力之能为也。孙公之于南阳一败涂地，而明社遂墟矣。”
李光壂哀叹道：“既言天命，崇祯十五年罗汝才以军资甲仗妇女于路诱秦兵争掠致有郏县之败，是役也，天大雨而粮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即冻且馁，故争抢而大败，方有柿园之役一说，去年雨浸四十日不止，亦有汝州之败，孙公两战皆先大胜而复大败，先是天降暴雨以致黄河决口灌淹开封，此天不佑孙公，天不佑我大明矣。贼聚我散，贼专我携，何能灭此朝食！初当惟坚守潼关，养威以观变，徐图合围以蹴之耳。庙算不胜犄角无人，欲一鼓而歼之，不思此已何时势哉！虽仗铖者不惮马革，固宜有进无退，然而以师予敌，其如社稷何？流贼至是愈炽矣。”
张文耀道：“去年三月，清军第五次入塞尚在关内未出塞，大学士吴甡即奏陈集兵措饷，其言曰：‘欲集兵筹饷需先固江南方可复江北，而武昌九江为其要冲。闯贼之精兵不下二、三十万，而我非十万之兵不能与之争锋。孙传庭败于郏县，收拾残卒无几，须待清虏退后调边镇援兵于秦中，听孙传庭选调剿寇，此兵力方稍厚。余愿带兵间道赴金陵而急趋九江、武昌相机进止，且可筹措兵饷以接济江北。黔督提并秦、蜀、晋、豫、应、皖、江淮各抚镇之兵扼险。先帝从其议，遂议设标兵二万以归之。”
“又有保定巡抚徐标入京奏对时称其自江淮而来，数千里间见陷于贼之城者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民间物力已尽，贼寇又蹂躏无余，以致蓬蒿满路鸡犬无音，其行数百里未曾遇一耕者，此成何世界！圣上几无人民几无土地，如何致治？先帝闻言潸然泣下。徐标又言天下以边疆为门户，门户固则堂宇安，宜先时修备以严边防。与其重治于失事之后而无益，不如严于无事之日而有备。又言修内治全在守令。守令贤则政自简、刑自清、盗自息、民自安。先帝言曰诸臣不实心任事以至此，此皆朕之罪。徐标乃建言以车战垦田，车战者孙传庭孙公已整而练，而臣所谓垦者与屯田不同，只就纳粮之田招民开种，民赋渐复额，国课自完。先帝善其言。”
李光壂接口道：“郏县之役后孙传庭孙公退归陕西，计守潼关以扼京师上游，只因我军新集不利速战，益开屯田募勇士，缮甲器，积粟米，并三家抽一壮丁以组新军。并制火车三万辆，此即保定巡抚徐标所言之车战耳，其载以火炮甲仗，战则驱之拒马，止则环以自卫。乃冠其名曰火车，以总兵白广恩统之。”提及火车，见四人都是一脸的兴奋，姜旭再度皱眉，方才谈及开封城守时即有李光壂欲以车营抵河岸以接应河北之粮，此番孙传庭又是准备了一个火车营倚为主战之力，很难想象在上万闯贼铁骑驰突之下能不引发溃败？只听李光壂接着说道：“孙公治兵于陕，而关中频饥苦于征缮，且驻军饷乏，孙公用法益严并督之以继日，秦之士大夫皆厌苦而不乐其在秦，遂言其养寇并相哗于朝，又相与危语恫胁之曰‘秦督不出关而收者至矣’，先帝亦日夜望公出督师，遂于五月命孙公兼督河南、四川军务，寻进兵部尚书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特佩七省督师之印，仍总制三边，而催战益急，七月连诏促孙公督师出潼关，孙公接旨顿足叹曰：‘此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乃入与夫人张淑人诀，张淑人曰‘丈夫报国耳，毋顾家’，孙公遂率诸将出关。t/”
“孙公至去年夏已练兵凡马步五六万人，虽欲再练半载以强其军，然不得已乃上疏请出师，而中允刘理顺以为不可，乃致孙公书曰：‘余不知兵事，数日内连读台端筹划，知贼可计日而平，如武穆之殪杨么也。大凡兵未集患无兵而饷未充患无饷，兵集饷充者患律不明而气不肃，律明气肃矣患权不一而众不协，权一众协又患发之猛而谋之不密。前此之所以倏进倏退倏合倏散而迄无成功者，是坐失也。今边兵续至骄将慑心，三晋输运畿南拨留，号令灿若三辰，部署势如指臂，数者俱可无患矣。但此举系天下安危，非只搏于豫、楚，譬如药之劫剂或言博之孤注，断不可不动万全而徼幸于不可知之两阵间也。闯贼新并曹贼，曹贼之部曲虽疑，然其必真为我用乎？伪官遍布其党而与之分，然其必不相援应乎？李际遇、申靖邦窜伏山中，然其必不为后患乎？西北士马至于荆襄水乡，然其必耐彼沮洳（低湿）乎？左帅桀骜狂逞无忌，然其必不怀猜贰乎？此之数者，非长安缙绅之所能苦心焦思而食不下咽者也。有谚云‘囊底智不令留异日’，此其时矣。天下事者非威不强，非智不获，非虚不益，非慎不臧，故不敢避冒眛之嫌，而率臆附闻，夫此虽杞人私忧，亦有愿闻于左右者，仰希台鉴。’孙公然之，亦只出兵以稍适君心者也。乃以副总兵髙杰将降丁为中军，四川总兵秦翼明出商、洛为犄角，绥夏总兵王定为后劲，而专以总兵牛成虎、副将卢光祖为前锋，会河南总兵卜从善、陈永福于洛阳，余者蓟辽总兵白广恩、副总兵郑嘉栋、赵华枝等，俱随督师进讨。明廷亦立赏格，能购李自成者万金爵通候，能购张献忠者五千金官极品，仍世袭锦衣卫指挥使，余各有差。”
张文耀道：“孙公以八月出潼关，旌旗戈甲连绵数十里，其兵之强盛为二十年所未见。时孙公檄左良玉自九江赴汝宁夹击而不报，然公锐意灭贼，但谓贼必可灭。及孙公入河南，以河南巡抚秦所式不胜任恐缓急难持而疏于上，先帝命褫豫抚职，于是河南巡抚秦所式深恨孙公。”
“孙公既入河南，八月初十日师次阌乡，八月十六日前锋牛成虎遇贼于洛阳，即大破之，又败之于河岸并追奔至汝州，伪都督李养纯率所部降，李养纯者，昔日十三家七十二营反贼之一，崇祯九年时即拥众数万，号四天王。时闯贼盘踞于宛襄，已有割据之谋，所破城邑多委官护守，其视官军甚蔑而惟惮孙公，闻孙公出关，贼众皆大恐而相对涕泣且有相率亡去者，闯贼亦降箕仙以问吉凶，得而乃集其众于襄、郏间以迎战孙公。汝州既复，贼兵尽守退宝丰。贼畏公追袭，连夜筑七堡，中贯以墙，悉贮精锐与公复战，又于宝丰城内筑一台，台上树大旗一，卒据于四角掌鼓以示军进止，每城门俱置大炮，其侧守陴之步卒各执长矛弓矢小炮间之，城前一二里皆凿坑堑，其城之隙处亦然，骑卒列阵于城后，盖惩于其崇祯十五年十月之败也，此实谓坚城亦。”
“八月二十一日孙公大军次陕州，檄河南诸军渡河进剿。九月八日师次汝州，遂攻宝丰，十一日闯贼自襄阳来援，白广恩、高杰等战却之。孙公言‘宝丰不即下，而贼救大至，我则腹背受敌矣，必立克之。’乃亲督诸军，悉力攻拔之，斩伪州牧陈可新等数十级，伪都尉四天王李养纯降，即言贼之家口俱于唐县，孙公遂以千人走间道捣其巢，尽杀贼之家口，贼满营恸哭，誓杀官兵。”
李光壂道：“自官兵御贼以来有三快事：一擒高迎祥，一射自成目，三杀贼家口。三者中孙公独居其二。后虽有潼关之败，然两大功不可没也。然李养纯之降，实为通贼张本，古云受降如受敌，奈何轻信以致最终落败。”姜旭正听得兴高采烈，虽知孙传庭此次入河南进击李自成必败无疑，若是李自成最终大败于孙传庭之手，哪里还有半年后李自成攻破京师的事情。但听得提起那什么伪都尉四天王李养纯，心中仍是不舒服之极，连忙问道：“那李养纯可是闯贼派过来的奸细？”
李光壂道：“那李养纯是不是奸细就不知道了，反正孙公汝州败后即斩李养纯，其是否为闯贼派来之奸细无从可知，即便其实为奸细，但孙公之败却是与其无关。”
“孙公既拔唐县，欲乘胜攻取郏县，然天降大雨绵延不停，粮车本日行三十里耳，至此绝于路矣。士马俱饥而军中皆怨，及有进言旋师就粮者，孙公曰：‘军已行，即还亦饥，此能济乎？当破一县就食耳。’次日（九月十三日）即拔郏县，擒伪果毅将军谢君友。奈何郏县俱穷民，仅得骡羊二百余，分脔食之立尽。而闯贼亲率步骑万余逆战，前锋复大破之并断其坐纛，闯贼奔还襄城，前锋衔尾几获彼之巨贼。时前锋尽收革、左旧部，其皆死战以攻贼，故贼每战辄北，闯贼入襄城即坚壁不出，而我大军遂襄城。群贼皆惧而谋降，闯贼曰：‘无需畏之！我杀王焚陵，此罪至极矣，姑决一死战，不胜则杀我降而未晚也。’时雨七日夜而不止，而军中断粮矣，汝州留守之军大哗。孙公不得已还军迎粮，留陈永福以为后拒。前军既移后军继乱，陈永福斩之不能止也。”
“孙公携军方至南阳而闯贼衔尾追至，官军遂还战。贼阵五重，饥民处外，次步卒，次马军，又次骁骑，老营家口处内。孙公以白广恩之车营迎战，一战而破其三重，贼骁骑作殊死斗，我军阵稍动，白广恩军中即有人呼曰：‘师败矣！’白广恩之军遂脱挽辂而奔，以致车倾塞道，马挂于衡不得前，贼之铁骑凌而腾之，步贼手持白棒遮击，中者连盔带首俱碎，官军遂大败。闯贼尽出守兵倾力而追一昼夜，官兵狂奔四百里，死者四万余，失亡兵器辎重数十万。监军御史苏京走孟县，孙公至孟津收散亡渡河。既登舟，回顾岸上士卒为贼追迫，多挤入黄河溺死，大恸欲跃入河，左右力护之，劝曰：‘公身系国家存亡，今何益徒死？不如急入关据险收兵，以图再举，天下事或尚可为。’孙公乃由河北趋潼关。”
“时陈永福将后军至郏县，闻大军溃即开城西走，闯贼追败之，急逃上山为贼围之。陈永福尝为其子据射中贼目之功，闯贼恨极矣，誓杀陈永福以报。昔闯贼二围三围开封期间破归德之时，有诸生崔植槐者，环眼虬须，体丰硕而貌雄杰，望之不似儒生，其文笔出众，与其弟崔植梅皆以才士名，平居自负，视世俗生不能当其一盼也。及城破被执而见闯贼不屈，时有陈永福之兵守归德，有以为其陈永福者，闯贼因疑之，问诸人皆不识，崔植槐大呼曰：‘我崔植槐秀才也，虽非陈镇亦非碌碌俗下人。’闯贼曰‘勿论是否但磔之耳’，崔植槐遂代陈永福而见磔。陈永福既不得逃，抱山巅不敢下。闯贼既败孙公，其大事已成，或亦有崔植槐代磔，乃折箭为誓而招之，陈永福亦降，此徒闯贼以义惑人耳目矣。而以总兵官而降贼，自陈永福始矣。其子陈德尚守怀庆，其后亦从父降贼。惟高杰尝窃闯贼妻，走延安复为李过所追，遂折而东，渡宜川，绝蒲津以守。孙公此出潼关，甚虑运馈之艰，尝遣高杰部将游击王之纲往说河南诸土寨豪杰，如张鼎、李际遇之辈，嘱其馈军糈，共灭贼以图功名，张、李辈多应之。及王之纲还报而孙公之师已溃，竟不知军门所在。乃复还嵩山李家寨，久之归怀庆，而潼关已不守矣。时王之纲有骑卒五千余人屯怀庆城外，御史苏京欲袭而夺之，王之纲觉之急率所部夜走而东至济宁，久之乃得与高杰合军。”
“孙公初入河南，即欲修河南府以据险屯粮，既而不果。此（洛阳）城既修则粮有所屯，其恃险而据，屹然一重镇也。以主制客，以逸待劳，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贼虽不骤平，而渐有可平之势，此善策也。然何卒而果不行者，岂孙公视贼易平，而疏不必上耶？盖先帝急于平贼，孙公虽拜疏，而留中不报乎？惜之其不果行也。尤可憾者，秦帅不出商洛，左帅不离九江，而仗铖深入犄角无人，此与冯河而前，袒臂暴虎者何异？夫与杨嗣昌十面局势，相去亦不止十倍，其师虽屡捷，然何益于存亡之数，以至于一跌而不可救也。若使其初算果行，汝州之祸安得如是烈哉！悲夫。”
“尝闻孙公孙公大军初抵汝州，营中既已缺粮，仅有饷银二十万。押解官乃进曰：‘饷银二十万，内有公费七万，随营进退为艰，唯公定夺。’盖欲孙公别贮之也。孙公言：‘吾受朝廷命只念平贼耳，岂忧富贵，倘不济则身死矣，何公费为？且吾与诸将戮力行间且共生死，何自有其财！但以之饷军中犒士。’乃命押解官寄于孟县。”
“昔总督杨文岳、汪乔年之徒，贼皆蔑视之而独畏孙公。孙公南阳不败则闯贼必不敢西入关，或逡巡转寇而南，明之亡未必如其速也。其攻贼于郏城东，而折其大纛，闯贼几擒矣。倘使闯贼败去而鸣金收兵，部伍不乱，严阵汝北以待贼，彼即来薄，岂能撼之哉？贼若再渡河而东，以数十万众仰给转输，而不遣军要害以防劫夺，则亦输之矣。此兵法之策非孙公其所长？盖天命已去，成败之机，固非智力之能为也。孙公之于南阳一败涂地，而明社遂墟矣。”
李光壂哀叹道：“既言天命，崇祯十五年罗汝才以军资甲仗妇女于路诱秦兵争掠致有郏县之败，是役也，天大雨而粮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即冻且馁，故争抢而大败，方有柿园之役一说，去年雨浸四十日不止，亦有汝州之败，孙公两战皆先大胜而复大败，先是天降暴雨以致黄河决口灌淹开封，此天不佑孙公，天不佑我大明矣。贼聚我散，贼专我携，何能灭此朝食！初当惟坚守潼关，养威以观变，徐图合围以蹴之耳。庙算不胜犄角无人，欲一鼓而歼之，不思此已何时势哉！虽仗铖者不惮马革，固宜有进无退，然而以师予敌，其如社稷何？流贼至是愈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