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饭，有一个人称有事先行告辞。剩下的人，意犹未尽，便张罗着打麻将。
包厢里有一张自动麻将桌，摆放在包间的休息间里。时下，只要上了一点档次的酒店，都会有几间放置了麻将桌的包间免费提供给客人娱乐，算是招揽生意的一着新招。
一说打麻将，众人便不约而同地在心里清点人数。算算，在场的还有六人，多出了两个。几个人便虛情相让起来。余建阳说，哎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都别虚情假意了。要不这样，没上场的就买鸟吧。
几位心急的一听，都随声附合，不再虚让，边说边朝麻将桌走去，选定方位坐了下来。余建阳一边码牌，一边说，小川，你和一哲就买鸟吧。话音未落，坐在余建阳下手的林修果便说，最多只能买三匹哦，多了难算账哟。
纪小川说，你们玩，我在旁边观战就行了。孙一哲说，我今天喝得高了一点，看一会就到沙发上去休息一下。
牌局开场后，孙一哲在旁边看了一圈，便离开牌桌，往旁边的沙发处走去。纪小川见机会到了，赶紧倒上两杯茶，端到了沙发前，给孙一哲递过去一杯。
孙一哲说了声谢谢，伸手接过茶杯，顺势往里面坐了一点，纪小川在旁边坐了下来。
孙一哲喝了一口茶，开始没话找话，说：
“纪记者，记者可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让人羡慕啊！”
纪小川笑道：
“哪里？留学生才是真正的社会骄子。记得上中学时，我们学校引进了一个留学生，全校师生的新鲜劲就别提了。特别是那些女生，目光中流露的全是崇拜和倾慕，真的让我们男生很是嫉妒和无奈。”
孙一哲一听，哈哈笑了起来，边笑边说：
“有意思，有意思！说实话，我当初出去留学，多少也存有这个心思。说起来，改革开放的初期，留学生的头上都顶着闪亮的光环，到哪里都耀眼，着实叫人羡慕。可等到我们学成归国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唉，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纪小川知道，孙一哲一定是有感而发。因为纪小川听得出来，孙一哲的话语中有一种深深的失落和无奈的感慨。
想想也是。从1981年建立学位制度到现在，30年间，中国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已经接近五十万人、硕士研究生更是达到了数百万人。如今，在国人的眼里，不仅“海归”早就没有什么新奇感了，就是在云滨工作的老外，现在也为数不少。如今，老外们走在大街上，也没有多少人会特意去多看他们两眼。这里面的原因，自然是遵循物以稀为贵的规律。
谁都知道，30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对于海外人才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学成归国的留学生群体迅速膨胀。到如今，用人单位早已从最初的饥不择食转变成了挑肥拣瘦。社会给予归国留学生的关爱和重视程度，自然不可与改革开放初期同日而语了。
不仅如此，由于国民支付能力的提高，自费留学的人数也在快速增加。加之一些留学生名义上是留学，实际上却是在国外混日子、拿绿卡。这种情况，也造成了留学生队伍整体素质的下降。更有甚者，由于个别留学生的行为不检点，造成了“一粒老鼠屎打坏一锅汤”的效应，也影响了留学生队伍的整体形象。
纪小川不想让孙一哲的情绪因此受到影响，便笑着说：
“中国有一句俗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管怎样，留学生现在还是社会的宠儿。中央正在实施的千人计划，不就说明了这一点嘛！”
孙一哲自嘲地笑了笑，却没有说话。实际上，也不好说什么。他心里当然明白，纪小川这是在有意抬高自己。谁都知道，“千人计划”引进的留学人才，对象是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并不是一般的留学生。其实，从这一计划中也可以看出，国家在引进海外人才方面，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眼界更宽阔，思路更清晰，对人才的要求也更高了。
纪小川见孙一哲笑而不语，也意识到自己以“千人计划”为例给孙一哲的脸上贴金，实在有点牵强附会，于是接着说：
“千人计划当然很有意义。但我认为，要吸引和留住人才，优厚的待遇固然重要，但如果能打造一个中国归宿梦，有一个把安居和乐业结合起来的事业梦，或许更有吸引力。”
孙一哲顿时感觉眼睛一亮，连忙接口：
“对！你这话说得很深刻。其实，在绝大多数留学生的心中，都有一个中国梦，我们期盼祖国富强，期盼以自己的学识报效祖国，期望把自己的事业融入祖国发展的大潮，与祖国一起成功！”
孙一哲说得很起劲，很动感情，话虽停顿，却意犹未尽、满含期待地看着纪小川。但纪小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不想沿着这一话题往下走，于是话锋一转说道：
“孙博士，我有一个问题能不能请教？”
孙一哲楞了一下，才说：
“纪记者客气了！什么问题？你说。”
纪小川说：
“现在有许多家长都想早一点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留学，你认为这种做法可取吗？”
孙一哲想了想，说：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注意到了。现在的确有许多家长在盲目跟风，孩子还在读中学甚至读小学时，就把孩子送到国外去留学了。但我认为，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最好是等到读完大学后，再去国外读研究生比较合适。”
“为什么？”纪小川笑问道。
孙一哲说：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这样花费可以省很多，二是孩子终归是要回来的，太小就出去，在国外呆的时间太长，成长环境对孩子回国后的适应能力影响会大一些。以后回来，就很难适应国内的环境，特别是国内的文化和管理制度，还有大的国情等等。
“其实，大多数家长的心思，是想让孩子今后回国有较好的发展优势。老实说，这要放在十多年前，或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现在，如果没有特别的才能，海归也不一定有优势。”
纪小川问,留在国外发展呢？
孙一哲说,当然行，但现在出去的大多是独生子女，多数父母还是希望孩子能学成回国。再说，国外的就业压力也很大，一般的人才也难以立足，更难以出人头地，不如回国发展。
纪小川问，你认为留学生真正的优势是什么？
孙一哲说，我认为，优势主要是外语和国际化视野。
纪小川问，你说的这些优势，对当村官有什么帮助吗？纪小川曲径通幽，至此终于把话题引到了孙一哲的身上。
孙一哲一愣，随即呵呵笑了起来，指点着纪小川说：
“不愧是记者，视角就是与一般人不一样。绕来绕去，就把人装进去了。实不相瞒，刚回国时，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会去当村官，而是想到at行业发展的。”
纪小川眼睛一亮，说：
“哦，海归当村官，挺新鲜的，好像还没有见到过这一类的报道。一哲兄，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纪小川说着，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手机扬了扬，问道，“不介意吧？”
孙一哲知道纪小川准备录音，笑了笑。纪小川见孙一哲不介意，便开启了录音功能，把手机放到茶几上。接着掏出一包烟，从中抽出一支递给孙一哲。
孙一哲接过烟，点上，悠悠地喷出一长串烟圈。伴随烟雾，孙一哲缓缓地说：
“其实，这事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很偶然的一个决定吧。我从美国回来后，当时是在省城的一家大公司工作。前年清明时，我回到老家祭祖，村里的面貌让我很吃惊——都过了快20年了，落后的生活方式基本没有变化。进村，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喝水，要到几里远的山涧去挑。厕所更是污秽不堪，男女共用，外来的人简直不敢进去……
“回到省城后，老家的情景，就一直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的脑中重复，为老家做点事情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后来就去了。”
“这么简单啊？”纪小川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孙一哲说：
“本来就简单嘛。其实，人的许多行为，就是一念之间的决定，根本没有文学作品中说的那么复杂和离奇。你说是不是？”
孙一哲这话说得老道，纪小川虽然心有不甘，却说不出什么，只好点头称是。接着，纪小川又疑惑地问道：
“可留学生到偏僻的山村能干什么呢？那里可没有高科技。”
实话说，这也是困扰纪小川已久的一大迷团。因为近两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了选拔大学生村官的力度，无论是试点范围、选拔数量，还是政策支持力度，都显示了一种强力推进的态势。
但纪小川对这项工作的效果还是心存疑虑。因为在纪小川的心里，中国农村的科技水平只有那么高，把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放到农村去，实在是置其于英雄无用武之地嘛！
再者，几十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取得了什么成果？除了留下一些双亲不全的孩子，“广阔天地”到处飘零的，是爱情与婚姻碎片，还用再试验吗？
孙一哲笑了笑，说：
“其实，我刚去的时候，就想做三件事：修路、引水、建厕所。当时想得很简单，自己有点积蓄，加上家人的支持，这几件事应该都能做成。”
纪小川问：
“后来怎么想起留下了呢？”
孙一哲说：
“那是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让我对自己的家乡有了更多的了解。看着质朴热情和渴望富裕的乡亲，说实话，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便在我的内心油然而生。扎根山村，建设家园，成了内心一种强烈的愿望。巧的是，那一年正逢村委会换届，村民几乎是一致地推选我为村委会主任。于是，我就走马上任了。”
纪小川笑着调侃了一句：
“逼上梁山？”
孙一哲正想接话，就听到麻将桌上顿时哄闹起来，只得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两人不约而同地起身走了过去。
孙一哲和纪小川走到麻将桌边，桌上的几个人自然把他们当成了裁判，纷纷说起原由和自己的意见，请他们主持“公道”。
原来，争执是由余建阳胡的“龙七对”引起的。按照云滨麻将的打法，所谓的“龙七对”，是“七小对”中的一种，其中有四张牌同字，其他还有五对牌。计算筹码时，“龙七对”在“小七对”的基础上加倍。但“龙七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四张同字的牌在手上，再单吊任意一张牌；另一种是手上有三张同字的牌，再吊绝张同字。
对于这两种牌，牌场上的说法不一。有说都算“龙七对”的，也有说只有单吊绝张才算的。余建阳的这手牌，就是第一种情况。因为事先并未约定，“放胡”的刘宇成自然钻空子，只承认是“小七对”，不认可是“龙七对”。
争执了好一阵子，在局外人孙一哲和纪小川的调解下，自然是余建阳妥协，按“小七对”算筹码，否则就可能玩不下去，一分钱也收不到。
包厢里有一张自动麻将桌，摆放在包间的休息间里。时下，只要上了一点档次的酒店，都会有几间放置了麻将桌的包间免费提供给客人娱乐，算是招揽生意的一着新招。
一说打麻将，众人便不约而同地在心里清点人数。算算，在场的还有六人，多出了两个。几个人便虛情相让起来。余建阳说，哎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都别虚情假意了。要不这样，没上场的就买鸟吧。
几位心急的一听，都随声附合，不再虚让，边说边朝麻将桌走去，选定方位坐了下来。余建阳一边码牌，一边说，小川，你和一哲就买鸟吧。话音未落，坐在余建阳下手的林修果便说，最多只能买三匹哦，多了难算账哟。
纪小川说，你们玩，我在旁边观战就行了。孙一哲说，我今天喝得高了一点，看一会就到沙发上去休息一下。
牌局开场后，孙一哲在旁边看了一圈，便离开牌桌，往旁边的沙发处走去。纪小川见机会到了，赶紧倒上两杯茶，端到了沙发前，给孙一哲递过去一杯。
孙一哲说了声谢谢，伸手接过茶杯，顺势往里面坐了一点，纪小川在旁边坐了下来。
孙一哲喝了一口茶，开始没话找话，说：
“纪记者，记者可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让人羡慕啊！”
纪小川笑道：
“哪里？留学生才是真正的社会骄子。记得上中学时，我们学校引进了一个留学生，全校师生的新鲜劲就别提了。特别是那些女生，目光中流露的全是崇拜和倾慕，真的让我们男生很是嫉妒和无奈。”
孙一哲一听，哈哈笑了起来，边笑边说：
“有意思，有意思！说实话，我当初出去留学，多少也存有这个心思。说起来，改革开放的初期，留学生的头上都顶着闪亮的光环，到哪里都耀眼，着实叫人羡慕。可等到我们学成归国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唉，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纪小川知道，孙一哲一定是有感而发。因为纪小川听得出来，孙一哲的话语中有一种深深的失落和无奈的感慨。
想想也是。从1981年建立学位制度到现在，30年间，中国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已经接近五十万人、硕士研究生更是达到了数百万人。如今，在国人的眼里，不仅“海归”早就没有什么新奇感了，就是在云滨工作的老外，现在也为数不少。如今，老外们走在大街上，也没有多少人会特意去多看他们两眼。这里面的原因，自然是遵循物以稀为贵的规律。
谁都知道，30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对于海外人才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学成归国的留学生群体迅速膨胀。到如今，用人单位早已从最初的饥不择食转变成了挑肥拣瘦。社会给予归国留学生的关爱和重视程度，自然不可与改革开放初期同日而语了。
不仅如此，由于国民支付能力的提高，自费留学的人数也在快速增加。加之一些留学生名义上是留学，实际上却是在国外混日子、拿绿卡。这种情况，也造成了留学生队伍整体素质的下降。更有甚者，由于个别留学生的行为不检点，造成了“一粒老鼠屎打坏一锅汤”的效应，也影响了留学生队伍的整体形象。
纪小川不想让孙一哲的情绪因此受到影响，便笑着说：
“中国有一句俗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管怎样，留学生现在还是社会的宠儿。中央正在实施的千人计划，不就说明了这一点嘛！”
孙一哲自嘲地笑了笑，却没有说话。实际上，也不好说什么。他心里当然明白，纪小川这是在有意抬高自己。谁都知道，“千人计划”引进的留学人才，对象是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并不是一般的留学生。其实，从这一计划中也可以看出，国家在引进海外人才方面，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眼界更宽阔，思路更清晰，对人才的要求也更高了。
纪小川见孙一哲笑而不语，也意识到自己以“千人计划”为例给孙一哲的脸上贴金，实在有点牵强附会，于是接着说：
“千人计划当然很有意义。但我认为，要吸引和留住人才，优厚的待遇固然重要，但如果能打造一个中国归宿梦，有一个把安居和乐业结合起来的事业梦，或许更有吸引力。”
孙一哲顿时感觉眼睛一亮，连忙接口：
“对！你这话说得很深刻。其实，在绝大多数留学生的心中，都有一个中国梦，我们期盼祖国富强，期盼以自己的学识报效祖国，期望把自己的事业融入祖国发展的大潮，与祖国一起成功！”
孙一哲说得很起劲，很动感情，话虽停顿，却意犹未尽、满含期待地看着纪小川。但纪小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不想沿着这一话题往下走，于是话锋一转说道：
“孙博士，我有一个问题能不能请教？”
孙一哲楞了一下，才说：
“纪记者客气了！什么问题？你说。”
纪小川说：
“现在有许多家长都想早一点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留学，你认为这种做法可取吗？”
孙一哲想了想，说：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注意到了。现在的确有许多家长在盲目跟风，孩子还在读中学甚至读小学时，就把孩子送到国外去留学了。但我认为，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最好是等到读完大学后，再去国外读研究生比较合适。”
“为什么？”纪小川笑问道。
孙一哲说：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这样花费可以省很多，二是孩子终归是要回来的，太小就出去，在国外呆的时间太长，成长环境对孩子回国后的适应能力影响会大一些。以后回来，就很难适应国内的环境，特别是国内的文化和管理制度，还有大的国情等等。
“其实，大多数家长的心思，是想让孩子今后回国有较好的发展优势。老实说，这要放在十多年前，或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现在，如果没有特别的才能，海归也不一定有优势。”
纪小川问,留在国外发展呢？
孙一哲说,当然行，但现在出去的大多是独生子女，多数父母还是希望孩子能学成回国。再说，国外的就业压力也很大，一般的人才也难以立足，更难以出人头地，不如回国发展。
纪小川问，你认为留学生真正的优势是什么？
孙一哲说，我认为，优势主要是外语和国际化视野。
纪小川问，你说的这些优势，对当村官有什么帮助吗？纪小川曲径通幽，至此终于把话题引到了孙一哲的身上。
孙一哲一愣，随即呵呵笑了起来，指点着纪小川说：
“不愧是记者，视角就是与一般人不一样。绕来绕去，就把人装进去了。实不相瞒，刚回国时，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自己会去当村官，而是想到at行业发展的。”
纪小川眼睛一亮，说：
“哦，海归当村官，挺新鲜的，好像还没有见到过这一类的报道。一哲兄，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纪小川说着，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手机扬了扬，问道，“不介意吧？”
孙一哲知道纪小川准备录音，笑了笑。纪小川见孙一哲不介意，便开启了录音功能，把手机放到茶几上。接着掏出一包烟，从中抽出一支递给孙一哲。
孙一哲接过烟，点上，悠悠地喷出一长串烟圈。伴随烟雾，孙一哲缓缓地说：
“其实，这事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很偶然的一个决定吧。我从美国回来后，当时是在省城的一家大公司工作。前年清明时，我回到老家祭祖，村里的面貌让我很吃惊——都过了快20年了，落后的生活方式基本没有变化。进村，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喝水，要到几里远的山涧去挑。厕所更是污秽不堪，男女共用，外来的人简直不敢进去……
“回到省城后，老家的情景，就一直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的脑中重复，为老家做点事情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后来就去了。”
“这么简单啊？”纪小川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孙一哲说：
“本来就简单嘛。其实，人的许多行为，就是一念之间的决定，根本没有文学作品中说的那么复杂和离奇。你说是不是？”
孙一哲这话说得老道，纪小川虽然心有不甘，却说不出什么，只好点头称是。接着，纪小川又疑惑地问道：
“可留学生到偏僻的山村能干什么呢？那里可没有高科技。”
实话说，这也是困扰纪小川已久的一大迷团。因为近两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了选拔大学生村官的力度，无论是试点范围、选拔数量，还是政策支持力度，都显示了一种强力推进的态势。
但纪小川对这项工作的效果还是心存疑虑。因为在纪小川的心里，中国农村的科技水平只有那么高，把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放到农村去，实在是置其于英雄无用武之地嘛！
再者，几十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取得了什么成果？除了留下一些双亲不全的孩子，“广阔天地”到处飘零的，是爱情与婚姻碎片，还用再试验吗？
孙一哲笑了笑，说：
“其实，我刚去的时候，就想做三件事：修路、引水、建厕所。当时想得很简单，自己有点积蓄，加上家人的支持，这几件事应该都能做成。”
纪小川问：
“后来怎么想起留下了呢？”
孙一哲说：
“那是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让我对自己的家乡有了更多的了解。看着质朴热情和渴望富裕的乡亲，说实话，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便在我的内心油然而生。扎根山村，建设家园，成了内心一种强烈的愿望。巧的是，那一年正逢村委会换届，村民几乎是一致地推选我为村委会主任。于是，我就走马上任了。”
纪小川笑着调侃了一句：
“逼上梁山？”
孙一哲正想接话，就听到麻将桌上顿时哄闹起来，只得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两人不约而同地起身走了过去。
孙一哲和纪小川走到麻将桌边，桌上的几个人自然把他们当成了裁判，纷纷说起原由和自己的意见，请他们主持“公道”。
原来，争执是由余建阳胡的“龙七对”引起的。按照云滨麻将的打法，所谓的“龙七对”，是“七小对”中的一种，其中有四张牌同字，其他还有五对牌。计算筹码时，“龙七对”在“小七对”的基础上加倍。但“龙七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四张同字的牌在手上，再单吊任意一张牌；另一种是手上有三张同字的牌，再吊绝张同字。
对于这两种牌，牌场上的说法不一。有说都算“龙七对”的，也有说只有单吊绝张才算的。余建阳的这手牌，就是第一种情况。因为事先并未约定，“放胡”的刘宇成自然钻空子，只承认是“小七对”，不认可是“龙七对”。
争执了好一阵子，在局外人孙一哲和纪小川的调解下，自然是余建阳妥协，按“小七对”算筹码，否则就可能玩不下去，一分钱也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