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妇生活 作者:孙利萍
七
然而，想象的和实际发生的总会有些差距。
“伊依，我可找着你了！别骑了，下来！快下来！我有事儿找你。”在上班的路上，郝英截住了我。她的两个茶色眼镜片像酒瓶子的底座儿，大且厚。我至今搞不懂，她为什么要配上这种快把鼻子压塌的眼镜呢？
“我想来想去，这事儿不能不告诉你！俺家老周的姑舅表姐家的孩子上个礼拜结婚了！”
“啊，恭喜恭喜！”
“是呀，办了一百多桌呢！该告诉的，我都告诉了，到了你这儿，我可犯难了，告不告诉你呢？和你说吧，你来了，还不好；不和你说吧，咱俩处的挺不错的，你该挑我理了。还是俺家老周有办法，他说等着办完了再告诉你。你明白我的意思不？”
我的语文老师曾对我的评价是：课文学的好，领会中心思想比较透彻。郝英的这点儿小测验难不倒我。她绕了一个大圈儿，最重要的两点她没说出来，但表达出来了：一是让我掏钱，二是不让我参加婚礼。
“明白，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我还没啥准备呢，下班的吧，我上你那儿去。”
我轻而易举地理解了她迂回曲折的话，她的额头渗出了欣慰的汗。
我从银行里取出暂新的伟人票子，送了过去。
我再也没听到她四处找我的消息了。
妈妈对我的衣着也提出了要求，她说：“三年之内，你不能穿红色的衣服，别穿好看的衣服，少和男人说话，别笑，别美。”
妈妈把我的那些衣服翻了出来，红色的及其它鲜艳颜色的、款式稍好的衣服，总之，就是凡是能把我打扮得稍漂亮些的，都被她挑选了出来，问我说：“这些衣服你还穿不穿了？不穿，我就寄给你姥姥家了？”
姥姥家有几个舅舅在农村。
妈妈不用征求我的意见，她在心里早做出了决定。
我说：“你随便吧。”
我的空间在缩小，我的权利也在缩小，我就像当年的澳门，今天被占一点，明天被占一块，直到被霸占，直到被侵吞，直到失去自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一件事而引起的，那就是我没有了丈夫，我不能和一个最普通的人一样了。
这样的环境，我不想呆！
我想透透气。
熟人太多，到哪儿都会碰到熟悉的面孔，他们知道我的历史，我不愿意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另类。
我要走，我要离开这里，去一个远远的地方，去一个谁都不知悉我的经历的地方！我可以回到从前，我可以像从前，与人进行正常的往来。
二妹伊水和弟弟伊江都在北京，他们也要我去，我没做任何犹豫，辞了工作，把孩子托付给了妈妈。
北京真好！走在大街上，谁也不认识我！我的生生息息无人关注。
这，很好！
刚出门的这一天，我就迷路了。
找到那排小白房子，我就能找到家了。
太阳都快落山了，我还是没找到。我又扭头往回走，可它们像失踪了一样，我的腿都快走断了。
北京的速度咋这么快？才一个下午，它们就搬走了？
天黑了下去，我也走不动了，我想起了能记住的伊江的电话号，给他打了去。他说：“你站那儿别动，我去接你！”
不到五分钟，他来了。
路很近，我却走得很远。我若能留意路上的一个小胡同，就能看到我要找的目标。在我们老家，我哪儿迷过路哇，闭着眼睛都能摸到家！我妈说：“咱这小镇，一泡尿就刺到头了！”这城里可不一样，再出门，得多留点神，出去的路记着，回来的路也得记着。
我对北京不熟，伊水的意见就成了我的最重要的参考意见。她说让我去学电脑，说有了技术，才好找工作。
伊水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学电脑的费用是她先给我交的，我在她家吃住，只管把这门技术学好便是。
我去的这家电脑学校是个人开的，老板是个女的，两名教师也是女的。伊水带我去报名时，她们的态度好得简直没得说，都快给我摘月亮去了。可交上了钱，学上了之后，她们才原形毕露。我们若有不会的，问她们几句，难听的话张嘴就来：“你不会想啊？！”“教你几遍了？！”“笨不笨哪？！”“榆木脑袋！”如果你再问，她们就直骂一句：“猪！”一个比一个凶，就像这帮学员欠了她们八百吊钱似的，那两位年轻的女教师更是凶神恶煞！
大多数的学员忍气吞声，学员之间暗地里交流，新学员问老学员，老学员也不保留，而且态度要比老师好得多。
学了一个多月，我总算把ps和华光排版学会了。到了后期，老师教的更是浮皮潦草，搞“闪电战”：“这个，你们回家看看吧；那个，回家看看去吧；还有那个……”
我终于提前被她们打发出门。
下一步，就是找工作。
伊水说：“你的年龄太大，得往小了改。”
“多大就是多大呗，改它干啥！”
“人家招打字员都爱招十、二十来岁的小姑娘，谁招你这三十来岁的呀！你别改太小了，太小也不像，改到二十四吧。你现在是二十四，哪年生的，自己算好，别说两叉去。你再编份简历，按二十四的编，别填你已经结婚了。”
“我是结婚了。”
“你不这样填，就不好找工作。你想想，光是北京的大学就有一百多所，每年，每个大学的毕业生中都有留在北京的，想找工作的人有的是，凭你现在这条件，能找到一份工作就不错了。你按我说的做吧。你的发型也要改改，太老气，扎个马尾，吊起来吧。衣服也不行，我有几件，拿过来你试试，一定要往年轻了打扮。”
应聘打字员，公司的要求是每分钟八十字以上，有的要求一百字，我仅仅是刚刚会打字，家里又没有电脑，也没有机会练，速度很慢。应聘了几家，他们只问了问情况，除了年龄和婚姻，其它的，我都做了如实的回答，他们也没有让我上机操作，便以“回去听信”为由，婉拒了。
当我准备再次应聘时，传来个不好的消息，说是上边刚下的文，某些工种要聘用有北京市户口的，包括打字员。也就是说，有外地户口的人，不能应聘这类工种。我是外地的，毫无疑问，在北京，我不能从事这个工种了。
伊水又出了另外的主意，“你去学导游吧，拿到导游证，就可以带团了。碰到好的团，还能多赚。”
伊水又给我交了第二笔学费，我去学导游，为期为一年。
伊水家的房子是妹夫尤湖租的，一年的房租是五千块钱，在一家报社家属楼的地下室。地下室很大，就像《地道战》里面的地道，七拐八拐的。如果细分，可分出十几个房间来，不过，除了妹妹和妹夫住的及我和尤彩荷（尤湖的妹妹）住的两个房间有门外，其它的都没有门。墙面没有抹，也没有沟逢，很简陋。北京有好多这类的地下室，住了好多的人，房租要比地面上的便宜。活人住在地下，这在我们老家是绝对想不通的，我称这类住房为“地下村庄”。
住地下室有一点好处，就是冬暖夏凉。还有一个不好处是潮气大，如遇到大暴雨，或是几天不晴的连绵细雨，里面还要进水，就得要全体出动，大盆小盆全用上，往外淘水，奋力抗战。我们不能有半点拖延，因为尤湖是搞书的，这里既是我们大家的居室，又是库房，存有几个屋子的书，一旦被大水给泡了，就全完！
尤湖是江西人，尤彩荷当然也是江西人，在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感到南北方言的区别实在太大，有些话，沟通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我是在五岁那年，随着父母从千里迢迢的四川搬到了吉林。与北方的小朋友玩耍时，满口川话的我经常搞得人家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我所表达的内容是再清楚不过了，他们怎么会不懂呢？这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感到同别人沟通的阻隔有多么的大！或许是年龄小的缘故吧，仅仅苦恼了几天，便学着他们说起了东北话。
长大后，零零星星地记着川话的只言片语，其它的都就饭吃了，东北话反倒成了我的“母语”。
我是在东北方言的坛子里泡大的，渐渐地对它产生了深厚了情感，它就像东北人的性格，干脆、通达、爽直。世界上最好听的语言，也莫过于此吧？大家发出的是相同的语调，彼此交流的和谐、融洽，感受不到它和普通话之间有什么差别。在我的概念中，东北话就是普通话，普通话等于东北话。
七
七
然而，想象的和实际发生的总会有些差距。
“伊依，我可找着你了！别骑了，下来！快下来！我有事儿找你。”在上班的路上，郝英截住了我。她的两个茶色眼镜片像酒瓶子的底座儿，大且厚。我至今搞不懂，她为什么要配上这种快把鼻子压塌的眼镜呢？
“我想来想去，这事儿不能不告诉你！俺家老周的姑舅表姐家的孩子上个礼拜结婚了！”
“啊，恭喜恭喜！”
“是呀，办了一百多桌呢！该告诉的，我都告诉了，到了你这儿，我可犯难了，告不告诉你呢？和你说吧，你来了，还不好；不和你说吧，咱俩处的挺不错的，你该挑我理了。还是俺家老周有办法，他说等着办完了再告诉你。你明白我的意思不？”
我的语文老师曾对我的评价是：课文学的好，领会中心思想比较透彻。郝英的这点儿小测验难不倒我。她绕了一个大圈儿，最重要的两点她没说出来，但表达出来了：一是让我掏钱，二是不让我参加婚礼。
“明白，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我还没啥准备呢，下班的吧，我上你那儿去。”
我轻而易举地理解了她迂回曲折的话，她的额头渗出了欣慰的汗。
我从银行里取出暂新的伟人票子，送了过去。
我再也没听到她四处找我的消息了。
妈妈对我的衣着也提出了要求，她说：“三年之内，你不能穿红色的衣服，别穿好看的衣服，少和男人说话，别笑，别美。”
妈妈把我的那些衣服翻了出来，红色的及其它鲜艳颜色的、款式稍好的衣服，总之，就是凡是能把我打扮得稍漂亮些的，都被她挑选了出来，问我说：“这些衣服你还穿不穿了？不穿，我就寄给你姥姥家了？”
姥姥家有几个舅舅在农村。
妈妈不用征求我的意见，她在心里早做出了决定。
我说：“你随便吧。”
我的空间在缩小，我的权利也在缩小，我就像当年的澳门，今天被占一点，明天被占一块，直到被霸占，直到被侵吞，直到失去自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一件事而引起的，那就是我没有了丈夫，我不能和一个最普通的人一样了。
这样的环境，我不想呆！
我想透透气。
熟人太多，到哪儿都会碰到熟悉的面孔，他们知道我的历史，我不愿意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另类。
我要走，我要离开这里，去一个远远的地方，去一个谁都不知悉我的经历的地方！我可以回到从前，我可以像从前，与人进行正常的往来。
二妹伊水和弟弟伊江都在北京，他们也要我去，我没做任何犹豫，辞了工作，把孩子托付给了妈妈。
北京真好！走在大街上，谁也不认识我！我的生生息息无人关注。
这，很好！
刚出门的这一天，我就迷路了。
找到那排小白房子，我就能找到家了。
太阳都快落山了，我还是没找到。我又扭头往回走，可它们像失踪了一样，我的腿都快走断了。
北京的速度咋这么快？才一个下午，它们就搬走了？
天黑了下去，我也走不动了，我想起了能记住的伊江的电话号，给他打了去。他说：“你站那儿别动，我去接你！”
不到五分钟，他来了。
路很近，我却走得很远。我若能留意路上的一个小胡同，就能看到我要找的目标。在我们老家，我哪儿迷过路哇，闭着眼睛都能摸到家！我妈说：“咱这小镇，一泡尿就刺到头了！”这城里可不一样，再出门，得多留点神，出去的路记着，回来的路也得记着。
我对北京不熟，伊水的意见就成了我的最重要的参考意见。她说让我去学电脑，说有了技术，才好找工作。
伊水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学电脑的费用是她先给我交的，我在她家吃住，只管把这门技术学好便是。
我去的这家电脑学校是个人开的，老板是个女的，两名教师也是女的。伊水带我去报名时，她们的态度好得简直没得说，都快给我摘月亮去了。可交上了钱，学上了之后，她们才原形毕露。我们若有不会的，问她们几句，难听的话张嘴就来：“你不会想啊？！”“教你几遍了？！”“笨不笨哪？！”“榆木脑袋！”如果你再问，她们就直骂一句：“猪！”一个比一个凶，就像这帮学员欠了她们八百吊钱似的，那两位年轻的女教师更是凶神恶煞！
大多数的学员忍气吞声，学员之间暗地里交流，新学员问老学员，老学员也不保留，而且态度要比老师好得多。
学了一个多月，我总算把ps和华光排版学会了。到了后期，老师教的更是浮皮潦草，搞“闪电战”：“这个，你们回家看看吧；那个，回家看看去吧；还有那个……”
我终于提前被她们打发出门。
下一步，就是找工作。
伊水说：“你的年龄太大，得往小了改。”
“多大就是多大呗，改它干啥！”
“人家招打字员都爱招十、二十来岁的小姑娘，谁招你这三十来岁的呀！你别改太小了，太小也不像，改到二十四吧。你现在是二十四，哪年生的，自己算好，别说两叉去。你再编份简历，按二十四的编，别填你已经结婚了。”
“我是结婚了。”
“你不这样填，就不好找工作。你想想，光是北京的大学就有一百多所，每年，每个大学的毕业生中都有留在北京的，想找工作的人有的是，凭你现在这条件，能找到一份工作就不错了。你按我说的做吧。你的发型也要改改，太老气，扎个马尾，吊起来吧。衣服也不行，我有几件，拿过来你试试，一定要往年轻了打扮。”
应聘打字员，公司的要求是每分钟八十字以上，有的要求一百字，我仅仅是刚刚会打字，家里又没有电脑，也没有机会练，速度很慢。应聘了几家，他们只问了问情况，除了年龄和婚姻，其它的，我都做了如实的回答，他们也没有让我上机操作，便以“回去听信”为由，婉拒了。
当我准备再次应聘时，传来个不好的消息，说是上边刚下的文，某些工种要聘用有北京市户口的，包括打字员。也就是说，有外地户口的人，不能应聘这类工种。我是外地的，毫无疑问，在北京，我不能从事这个工种了。
伊水又出了另外的主意，“你去学导游吧，拿到导游证，就可以带团了。碰到好的团，还能多赚。”
伊水又给我交了第二笔学费，我去学导游，为期为一年。
伊水家的房子是妹夫尤湖租的，一年的房租是五千块钱，在一家报社家属楼的地下室。地下室很大，就像《地道战》里面的地道，七拐八拐的。如果细分，可分出十几个房间来，不过，除了妹妹和妹夫住的及我和尤彩荷（尤湖的妹妹）住的两个房间有门外，其它的都没有门。墙面没有抹，也没有沟逢，很简陋。北京有好多这类的地下室，住了好多的人，房租要比地面上的便宜。活人住在地下，这在我们老家是绝对想不通的，我称这类住房为“地下村庄”。
住地下室有一点好处，就是冬暖夏凉。还有一个不好处是潮气大，如遇到大暴雨，或是几天不晴的连绵细雨，里面还要进水，就得要全体出动，大盆小盆全用上，往外淘水，奋力抗战。我们不能有半点拖延，因为尤湖是搞书的，这里既是我们大家的居室，又是库房，存有几个屋子的书，一旦被大水给泡了，就全完！
尤湖是江西人，尤彩荷当然也是江西人，在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感到南北方言的区别实在太大，有些话，沟通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我是在五岁那年，随着父母从千里迢迢的四川搬到了吉林。与北方的小朋友玩耍时，满口川话的我经常搞得人家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我所表达的内容是再清楚不过了，他们怎么会不懂呢？这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感到同别人沟通的阻隔有多么的大！或许是年龄小的缘故吧，仅仅苦恼了几天，便学着他们说起了东北话。
长大后，零零星星地记着川话的只言片语，其它的都就饭吃了，东北话反倒成了我的“母语”。
我是在东北方言的坛子里泡大的，渐渐地对它产生了深厚了情感，它就像东北人的性格，干脆、通达、爽直。世界上最好听的语言，也莫过于此吧？大家发出的是相同的语调，彼此交流的和谐、融洽，感受不到它和普通话之间有什么差别。在我的概念中，东北话就是普通话，普通话等于东北话。
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