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专案 作者:肉书屋
第 10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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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林福久的小学同学介绍：“读小学时，林福久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算好的。他还有一个特长喜欢画画，画什么像什么，能把鱼虫鸟兽都画活。同学们都说，他将来准会成为一个画家。”
还有一位同学介绍：“小时候，林福久的家很穷。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一家6口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生活。因为贫穷，他非常珍惜上学的时光，一个铅笔头，使到最后一寸；一张废纸，写到没有空隙；晚上舍不得点煤油灯，他就借着月光读书，练习书法。后来林福久之所以能加入鞍山市美术书法家协会，决不是完完全全故弄风雅，他的字画确实有几分水平，大概就是那时酷爱画画、书法，打下的坚实基础。”
1966年，林福久初中毕业了，就在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地准备考高中、进而考大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彻底地摧毁了高考制度，同时也摧毁了他出人头地的梦境。他十分丧气地回到了贫寒的家里，过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
1968年2月，对于林福久来说，另一个农村人改变命运的重要机遇降临了，文革中暂停的解放军征兵制度得以恢复。尽管这是一个前途难测、充满风险的机会，但林福久决心抓住它，因为他太想离开这块给他太多痛苦、太多磨难的穷乡僻壤了。
不知是由于先天遗传，还是后天的艰苦锻炼，林福久那时已经出落成一个五官端正、体格健壮的小伙子了。再加上旧社会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按当时话说“根正苗红”，而且初中文化，写上一手好字。因此，他幸运地被应征入伍，开始了军旅生涯。
于是，林福久穿上新军装、背上军背包，坐上闷罐车，向大西北开去。那年头部队经常执行备战任务，今天往东，明天往西，调动频繁。林福久所在的部队是先头部队，南征北战，专门打先锋，为大部队提供后勤保障。
在那时，生活环境与工作条件不断变换，自然异常艰苦，常常住的是干打垒房子，吃的是一日三餐咸菜窝窝头，南方兵更是实在无法咽下。
夏天那里的蚊子，个头很大，叮人又狠又毒，施工时都得戴上面纱，捂得严严实实。这么一捂，裤子、鞋每天都能倒出汗水来。
冬天最冷时零下四十多度，当时作为一个要求改变命运的战士，他别无选择，只有起早贪黑，用大镐向坚如磐石的土地宣战，使足力气抡起大镐一镐下去，震得虎口发麻，而坚硬的地上只留下一个白点儿。等他筋疲力尽回到宿营地，连手套都脱不下来了，因为手上已经血r模糊，一使劲儿，常常会把手上的皮全撕下来……
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磨炼，没有压垮林福久的意志，这不仅仅得益于他从小是苦水里泡大的，更是因为上大学的梦破灭之后，他把军旅生涯，当成了改变命运的惟一途径。他太珍惜这条充满艰辛困苦、充满风险，又充满希望与憧憬的从军之路了。
林福久自觉地遵守部队严明的纪律，自觉地培养严格的作风，默默地承受着所有的困苦，遇到危险时也能挺身而出，冲锋陷阵。
由于林福久的出色表现，他入伍第三年后，就三喜临门，一是被评为“五好战士”，二是加入了共产党，三是当上了兵头将尾的班长。这一切，在当时的部队中，都可以称得上出类拔萃进步飞快！
哪里有付出，哪里就有收获。林福久的命运终于发生了重大转折。
1971年，某军后勤部要选调一名干部。林福久由于成绩突出，字写得好，又有文化，从基层调到团部当干事。生活环境虽然有了改善，他的经济状况仍然拮据。论理说他当时算排级干部，每月薪水45元，比当兵的6元钱高出好多倍。但是，他每月还必须给乡下的父母寄上10元。而这时候他还处了对象，尽管这个姑娘年龄比他大一些，但模样端庄、人实在本分，再加上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人，林福久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今后还会有更大的发展。于是，他们结识之后，母亲也催促他早些结婚，他大概也受了“女大三抱金砖”的影响，两个人便定下了终身。
无疑，那时他的薪水除了交伙食费，其他方面还必须省吃俭用，以便攒钱结婚。
这时，林福久在生活上比较紧张，可并不影响在仕途上大有作为。特别是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的运动中，由于他勤奋好学，不断锻炼，虽然是老三届的初中生，在部队也是难得的“秀才”。于是，曾先后被抽调搞简报、起草材料等等。由于与上级机关接触多了，他的级别也不断上升，排级、连级、营级……
1984年，在部队大裁军的背景下，林福久看到了年龄的劣势——没有希望当将军了，便毅然决定转业，离开整整锻炼了16年的部队大学校、革命大熔炉。于是，他的人生旅途又一次出现了重要转折。这一年，他转业到鞍山市人民检察院。
他本来文字基本功扎实，又在解放军大学校里培养锻炼过，保持了部队严明紧张的工作作风，再加上他有了较好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素养，起草文件和讲话稿可以说得心应手，他在单位自然很受领导器重，先后担任过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
精神在物欲冲击下坍塌
社会环境决定人的意识。
大概因为贫穷，他自私自利的习性，在早年就潜伏到内心深处了；因为穷，他的吝啬小抠，在那个红旗飘飘的年代形成了；还是因为穷，他那不甘寂寞、穷则思变的想法，在物欲渐强的社会环境影响下，也像正发酵的馒头一样，日渐膨胀起来。
当他转业来到鞍山市后，他不仅敬业，还埋头苦干，与领导、同事的关系也极为融洽，因此，很快就被提拔为鞍山市检察院调研室的副主任。检察机关的调研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部门。调研室的职责是为领导服务、为科室服务和为办案服务。表面看来，调研室的工作就是“调查研究”，没有什么限期完成的硬指标，其实，要想干好这份工作，还得有一套真本事。这个时期林福久确实干得不错。领导也比较满意。
当然，他心里非常清楚，调研室副主任尽管名声不错，可谁都清楚那是个有职无权的官位。换句话说那是权力机关的闲职。本来就没有权力，再加上一个副字，自然不像那些掌管业务审批权的部门，每天登门拜访者趋之若鹜，有案子相求者更是说客盈门。而他的办公室冷冷清清，别说有人请客送礼，就是连每年年底，挂历都得不到几本。因此，他的内心也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促使他不得不利用自身有限的条件，通过旁门左道去获得利益，以满足自己内心被压抑的欲望。比方，他为了求业务部门帮助他的一位犯事老同事说几句公道话，他不得不每天对人家点头哈腰；还比方，他为了让领导看到他的成绩，看到他的能力，逢年过节，他都会把自己画得最好的竹子画，或者自己收集到的名画，给人家送货上门去。
一个偶然的机会，林福久不仅发了一笔小财，还让他思想开了窍。
一天，一位老同学溜到了林福久的办公室。闲聊了几句后，便切入正题，试探性问道：“想弄点活钱花吗？”林福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叫活钱？”
老同学不得不点化他：“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靠死工资永远发不了家。什么是活钱？活钱就是‘外快’呗。”
林福久还很警觉：“违法的事儿我不干。”老同学说：“我能让你干违法的事吗？事情很简单，我手里有一批工具书，你帮我推销出去，拿提成赚回扣。这是光明正大的。”林福久琢磨了半天，觉得这事儿并不违法，便帮助老同学推销了一批工具书，赚了人生的第一笔“外快”。
1988年春，是林福久人生最重大的一次转折。他在餐桌上认识了香港某公司的杨老板。杨老板问道：“林先生，鞍山是闻名世界的‘钢材之都’，你现在怎么守着金碗要饭吃呢？”
林福久和许多有责任心的官员一样，正愁鞍钢怎样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呢，根本没理解杨老板的意思。
杨老板不得不开导他：“现在内地最热门的职业就是‘倒爷’了，怎么？你不想当‘倒爷’？”
林福久回答：“检察院能倒什么？”
杨老板哈哈一笑，说道：“‘倒’钢材呀！这样吧，我带你到香港转转，开开眼。”当时，对于他这一级的政府官员来说，“出境考察”，不仅是一种“高规格”的待遇，是一种荣耀、一种奢求，还是一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没想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林福久立即来了精神头：“那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我做梦都想出去转转。”
商人无利不起早，岂能不见缝c针？杨老板点点头，说道：“好说、好说！请朋友赏光到香港玩玩小意思嘛。林先生，我明人不说暗话，想在鞍山弄点儿计划内钢材指标，这个忙你能帮吗？当然赴香港考察的费用，我全包了。”
本来上香港开开眼，就是梦寐以求的事儿。精明的林福久又算了一笔经济账。那时赴香港旅游的全部费用，大概3000多元人民币。仅这笔钱，就相当于林福久当时的两年工资，值了！
由于到香港去有极大的诱惑力，林福久尽管开始摸不着头脑，还是四处琢磨弄钢材指标。
还好，功夫不负有心人。不知是他在检察院干了几年，有点社会关系，还是他本身就有这种天赋，过去没有挖掘。反正不出10天，他还真从一位领导同志手里，搞到了一批钢材指标。杨老板大喜过望，当即与林福久签了“口头合同”，称钢材出手后，送给林福久一笔可观的利润。杨老板没有食言，两个月后来到鞍山，果真送给林福久吓了一跳的一笔巨款。据林福久交代：“杨老板送给我的佣金是600万元人民币。”
特别是1988年9月的一天，林福久接受杨老板的邀请来到了香港。那迎接他的奔驰豪华轿车；那香港某宾馆带客厅双卫的高级套房；以及在香港的一家海鲜坊签单消费，一次就12880元港元。当时，不仅把林福久吓了一跳，还增加了无限的新鲜感。没怎么见过世面的他误认为杨老板是香港的大富豪。
杨老板哈哈一笑说道：“实话实说吧，我算什么？是小老板，才10亿港币啦！这还能算是有钱人吗？在香港‘属于无产阶级喽’。你知道吗？在西方国家，什么算富有？拥有私人飞机，拥有私人游艇，最好再拥有私人银行……这才算是真正的富豪了。”
那天吃完饭，天色已经很晚了。杨老板看了看表说：“林先生，男人出门在外，总有一种寂寞的感觉。一会儿，找两个小姐陪陪你。”林福久吓坏了，连连摆手：“不行，不行，嫖娼是违法的。”杨老板笑道：“瞧你吓的，这儿是香港。没有刑事犯罪的证据，香港警察是不能随便闯入民宅的。走，我带你出去转转，体验一下香港的夜生活。”
就这样，林福久在香港足足待了一个星期。
旁听席上座无虚席
无疑，这一个星期对他来说是改换灵魂的一个星期。这一星期，他那培养多年的文人儒雅、高傲的心态，在巨大物欲冲击下，从羞愧开始不断地坍塌；他那当过16年军人挺拔的身躯，高傲的头颅，在巨大利益的冲击下，开始弯腰点头。何况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短短的时间里，他实实在在地得了600万——600万可是个天文数字，要是靠领死工资，他就是干几辈子都拿不到啊！随之，他作为司法机关公务员原本的骄傲，年轻时曾经的理想信念崩溃了，内心深处的欲望之河开始汹涌奔突。
当他在香港上完这一课，突破口被打开后，他的贪欲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
于是，在鞍山这座城市，林福久拥有了双重身份——鞍山市检察院的调研室副主任，资本初兴时期的精明商人。他变成了这个时代的特有的官场“怪物”，一边把事业做得惊天动地，一边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一边把自己放纵得穷凶极恶，一边把自己装扮得美好无比；一边是圣女教徒，一边是险恶魔鬼……
其实，早在1990年前，他就借着略懂书画、古玩，往来于鞍山与北京之间，把鞍山收购的旧货古玩，偷偷地倒到北京潘家园去卖，也了解了许多有关潘家园永远无法破译的神秘传说。比方一张旧字画，在窃窃私语中，只卖了160元，谁知日后在拍卖会上，竟驴打滚般不断翻番，卖出了22万元人民币的天价；一个破蓝花小瓷碗，声称“元青花”，标价12万元，被买主用放大镜不知看了多少遍，好说歹说，花8万元买到手中，最后经鉴定，是一个连30元都不值的仿造品；还有一个破茶壶，摆在那里，受冷落一年多无人问津，后来竟黄袍加身，被一海外行家100万元买走。据说，这把壶原是明代皇室的藏品，后来散落民间……等等。他在倒弄中，虽然没有发大财，倒小有收获赢利颇丰，长了不少见识，开了不少眼。他体验了一种冒险的快感，这为他日后敢于铤而走险奠定了基础。1990年之后，国家经济提速的时代来临，他就像当年的那些最具胆略的投机者一样，自然不会放过那为数不多的几次发大财的机会。据林福久向专案组交代，在1988年至1993年5年间，他仅与香港商人经营钢材一项，就赚到700万元；1993年，他又依靠可以拿到认购证的便利条件，以及敏锐的嗅觉，购买20万股鞍山合成的企业原始股，一年后净赚230多万元。此后，他还大胆地从黑市买下10万股合成股票认购证，倒手炒卖之后赚了180多万元。
当他做完这一切，物质上极大丰富之时，他觉得他就像一个政治赌徒，精神支柱顿时坍塌了！
他觉得他那美好的理想，就像建立在那松散沙滩上的“美丽雕塑”，就像那虚无缥缈大海上的海市蜃楼，当那急风暴雨般的红色风暴刮过，当那无比美妙的大海雾气散尽，他的最大资本青春没有了。而他在那个年代培养出来的自命不凡，舍我其谁的精神，却丝毫没有减退。而他面对的现实是：他所在的检察机关，是鞍山的特权机关；他的官衔也不高，但掌握着生杀大权；往往只要一句话，一个暗示，一个微不足道的动作，许多利益便唾手可得，且没有成本，没有麻烦，没有后顾之忧……
“酷吏”在转型投机中诞生
现在新闻的时髦说法是：林福久的腐败生涯，从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开始，又被鞍山市人民检察院终结。换句话说，他的腐败生涯是进入司法队伍开始的，也是在司法队伍中终结的。
无疑，在林福久看来，要不断地谋取私利，就必须掌握权力，并逐步掌握更大的权力。因此，他对权力看得特别重，处心积虑地接触更高的权力。他也曾掩盖起不满，努力工作，提高素质；同时不断地展示自己的书画方面的才能。为了实现这一神圣目标，他如果遇到影响他仕途发展的障碍，他如果通过主观努力无法扭转，无法打通，他都会强压怒火、忍辱负重，想方设法绕过去，重新延续他向上攀登的轨迹。
也许他早年攀登仕途备尝艰辛屡屡受挫，也许他攀登的过程中积压了太多愤怒的火焰，他人到中年得志后，把满腔的怒火，都流氓、霸道地发泄到无辜的受害者身上。这大概应验了那句老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当然，他的流氓，他的霸道，他的吝啬，也使他获得了人人皆知的钢城“黑酷吏”的雅号。
当然，这时的林福久还没有忘乎所以。正是因为为人低调，1993年4月，林福久顺利地当上了鞍山市检察院税检处处长。按照当时检察院的内部分工，检察院税检处拥有对涉嫌偷漏税企业的判定权和处罚权。因此，当上了税检处处长后，林福久有一种感觉，自己确实是权倾一方了。
以前，林福久曾多次出席过当地企业家举行的联谊宴会。然而，当他毕恭毕敬地递上自己的名片后，便开始坐“冷板凳”了。林福久虽然也是一名检察官，但在企业家眼里，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如今不同了。上任不久，林福久出席了一次企业家举办的宴会。走进包间，当地名气最大的一个私人企业老板恭维地说道：“林处长，今后，您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呀！”接着，大小富豪们争先恐后地向林福久敬酒。林福久感受了一种为官的乐趣。
手里有了权，林福久开始享用了。
在鞍山市检察院期间，林福久在举手投足之间，常常愿意以豪爽的“东北大汉”自诩，又愿意以个性张扬、不善掩饰的文人自居。
他的办公室不算大，里外套间。外间屋联翩站着一排书柜，书柜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中国书法大全》肩挨肩，《中国税法》和《国画技论》身贴身，的确是一景。
因此，自打他在1993年被任命为鞍山市检察院税检处处长开始，在漫漫的10年间，这种双重性格发展到了极致。有关“林福久太黑”的议论，就早已在鞍山市众口相传，越来越响，早就不成其为秘密了。在鞍山市政府举行的行风大评比中，他担任领导的税侦分局在103个处级单位中，曾被评为倒数第一名。不过即使如此，林福久还是安枕无忧地享受了10年的特权生活。
1993年对于林福久来说，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分水岭。在那之前，他“精明”地利用职务之便，还注意一些影响，有一些掩饰，让人们难以抓牢他的把柄；在那之后，他已经肆无忌惮地敢享受一言九鼎的乐趣，再也不愿意往自己头上套紧箍咒了，甚至不必节制对权力的使用。
事实上，林福久在担任税检处长之前，就已经攫取了2000万元横财。
是的，如果他没有升官，也许会像其他一些灰色小人物一样，利用社会转型期的法律和制度的空隙，钻国家的空子而发大财，然后及早收手保住平安，在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中暗自庆幸、孤芳自赏。
然而，大概正是他这样的人也能升官，才使他更加有恃无恐地“官场寻租”，使他更能敏锐地寻找到可以利用职权的发财空隙。
他很快发现获得财富的空隙——当时税务检查还没有实行“两权分离”制度（即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分属不同部门）。这意味着他在某种意义上执掌着企业的“生杀大权”。换句话说他既可以判定哪家企业违规，又可以决定对其如何罚款。无疑，这个空隙，使他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当时当地的潜在的“官商交易”体系。大量企业均存在税务问题，又使他的权力，具备了无所不在的广泛力量。而改革初期正常经济秩序没有建立起来，管理非常混乱，又导致了即便是没有问题的企业，也不得不臣服于权力的滥用。因此，在这个容易导致腐败发生的体系中，尽管存在着明显的甘愿与不甘愿之分，但索贿者和行贿者，都难以避免地登台，扮演自己的角色。
还是1993年，经鞍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当时的队长邵正杰同意，林福久垄断了在交警支队车检科的检车线上为受检车辆安装汽车防盗报警器的生意。每安装一台防盗器就收取898元，每台净赚500多元。他有了这样的“名正言顺”的机会，有了领导授权的上方宝剑，岂能装聋作哑？岂能不大捞一把？于是，这笔持续一年多的生意，帮他赚到了50多万元。
邵正杰升任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后，2001年因涉嫌贪污、受贿受到纪委调查。奇怪的是，在司法部门严密关注下，他却在一个凌晨逃跑了，逃得无踪无影，至今仍被公安部门通缉。
事实的真相很容易发现，那就是林福久利用职权之便，参与各种生意，是发财致富的主要渠道。而公诉方用以起诉他的索贿、贪污事实，并非其主要财源。但是，他似乎并不仅仅满足于金钱，在索贿的同时，他更要发泄昔日的郁闷，享受凌驾他人之上的快感。
为了追求这种快感，他从来不尊重他权钱交易的对手。他就像在部队时发号施令一样，要求对方只能执行命令。不通融，不谈判，不给对方留下思考的时间，每一句话都是指令。因为他发现这是掌握实权的小官们，最便捷、最省时、最减少麻烦、最讲效益的手段。
当然，这也成了被索贿者们对林福久的印象最深刻之处。无疑，他以一种“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气势索要贿赂，对企业恩威并重，威过于恩，惟我独尊。这在许多企业经营者看来，早就超出了他们能够承受的极限。但是，他们又无能为力，只要林福久在国家权力机关管事，大家就只得忍气吞声。否则，就会遭遇更大的麻烦。
鞍山市建筑工程开发公司总经理曲继成说：“林福久这个人太恶劣，他太黑，不是一般的黑，是过分的黑。”
1994年9月，鞍山市银达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黄镇，曾经被林福久叫到检察院税检处的办公室。一进屋，林福久根本没打一点伏笔，就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说：“我看你的房子盖得挺好啊，给我弄几套行不行？”无疑，面对强权豪夺，黄镇像大多数后来被索贿的企业家一样，只能无奈地先答应着说：“那你什么时候看看房子吧。”
林福久根本没有耐心，因为耐心降低了索贿的效率。为此，他拿出早已写好房号的纸条说：“不用了，你照这个单子办。”
如果对方不屈服，他就会牢记在心，三天两头派人到企业找小脚，闹得你无法正常生产；如果你屈服了，那更麻烦，他会变本加厉对那些屈服于他的企业负责人，开口就骂，稍有不逊，就以罚款惩戒。
于是，林福久以这种“黑酷吏”的方式，非常迅速地向鞍山市第四建筑工程开发公司，索要了一套219平方米的房子，价值72万元；又以一套60平方米的旧房，“换”到了银达房地产公司三套面积共255平方米、总价91万元的新房。
鞍山市银座集团的总经理王金昌，也曾深受林福久的讹诈之苦。1995年初，林福久看上了长城房屋开发公司的4套住房，他依靠自己算计精准的天赋，又联想到了银座集团。银座集团和长城房屋开发公司都涉嫌偷税，前者尚未受到林福久的查处，后者则已被查处。
于是，林福久采取了“隔山打虎”的策略，先找到已经臣服的长城房屋开发公司。在他的y威之下，长城房屋开发公司只得乖乖地将4套总面积460多平方米的房子，标出76万元的超低价，“赔着笑脸”拱手相让；而银座集团本来就有问题，当林福久上门软硬兼施一恐吓，银座集团不得不以购买建筑材料的名义，开出4张转账支票，为林福久支付了房款。这样两家公司的损失加在一起，也正是林福久的所得——130多万元。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原来林福久把3套商品房转手后，又盯上了鞍山的长城房屋开发公司推出的新楼盘，选中了这里的4套商品房。
据权威部门披露：当时，鞍山的长城房屋开发公司因涉嫌偷税漏税，已经被林福久主持工作的税检处查处了。林福久选中了4套商品房后，又开列了一张清单，走进了长城房屋开发公司总经理李某的办公室。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当李老板看林福久虎视眈眈地来了，心里有点儿发毛。赶紧张罗着敬茶敬烟。林福久抽烟品茶，慢条斯理地问道：“房子不错呀，销售进度如何？”
李老板回答：“还行。”林福久点点头，说道：“是不错，如果我们检察机关不为你们保驾护航，不查办你们偷税漏税的问题，乖乖，你们今后还会捅更大的娄子！你说对不对？”
李老板哭笑不得地回答：“对，你说得对！”
这时，林福久才感到水到渠成，便从衣袋里掏出清单道：“你们的房子，我实地考察了，确实盖得不错。李老板，我想买你4套房子，你算算，能不能优惠一点。”
李老板按了一下计算器，很快显示4套商品房，建筑面积是460平方米，价值130万元人民币。林福久瞥了一眼计算器，脸顿时变了：“我说，你别对谁都黑呀？我说优惠一下嘛，你给我打个五折怎么样！”
李老板苦笑道：“林处长，这已经是最低价了。”
林福久大嘴一咧：“什么最低价？你唬谁呀？现在市场上什么不打折呀？这样吧，我也别为难你，咱们六折图个吉利，76万元。”
李老板岂敢得罪林福久？只好自认倒霉了。而林福久呢，虽然拥有2000万元家财，却舍不得往外掏一分钱。回到检察院税检处，林福久又开始琢磨让谁来给这4套商品房买单。想来想去，林福久想到了鞍山市银座集团。
据权威部门披露：当时，鞍山市银座集团也因涉嫌偷税漏税被群众举报了，案件查处工作正在进行中。两天后，林福久亲自出马，登门拜访了银座集团总经理王某。当然，对付这样有毛病的企业，林福久向来都是丝毫不客气，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王老板，你们偷税漏税的事，上边催得太紧了。有人想让银座集团破产。我知道办企业难，一直护着你们。”
王老板连连回答：“谢谢！谢谢！”
林福久马上问：“怎么谢？拿嘴呀？你还是老总呢？这么点事理都不懂？常言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如果今天我要是不帮你，咱公事公办，罚上个几百万，很正常呀！倒过来，今天我遇到了困难，你们拔几根牛毛帮我一把，你好我好，互相帮助，不是皆大欢喜吗？”说着，林福久从衣袋里掏出4套商品房，76万元的清单说：“你替我买单吧！”
王老板看着清单吓了一跳，急忙说道：“公司没有这么多现金呀！”
林福久胸有成竹有备而来：“要现金干啥？你开4张转账支票不就行了？”
王老板有些不情愿：“那资金用途一栏填什么？”林福久瞪了王老板一眼说：“你跟我装傻？这招还用教吗？资金用途你就写‘购买建筑材料’。”
王老板只好乖乖地照办了。
权力在欲望中失去制约
失去制约的权力，在林福久手中，变成了脱缰野马，任意驰骋，且一发而不可收。
1998年，鞍山市检察院税检处，更名并改变隶属关系，正式成立鞍山市公安局税侦分局。非常荒唐的是“酷吏”林福久，并没有因为贪赃枉法被查处，反而担任了要害部门——税侦分局局长。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对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监督制约的决定》，税务人员的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两权分离”，税侦分局不具备罚款权。但是，直到他被查处之前，林福久一直无法无天地坚持越权行事。
为了表示自己的权力神圣不可犯，税侦分局不仅敢于违法关押涉税人员，甚至还安装了一只特制的铁笼子。为了表示铁笼子不是摆设，鞍钢下属某厂厂长姜某，只因为与税务人员发生了争吵，就被林福久拿来“祭刀”了。
2000年4月，姜某被办案人员带回税侦分局后，因为与办案人员意见不一样，发生了争吵。林福久感到权威受到了挑战，恼羞成怒一声令下，就把他像关动物一样，关进了狭窄的铁笼子，而且双手被吊铐在铁栏上，半站半坐地被吊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林福久还觉得不过瘾，又作出了进一步的举动，把姜某送进了拘留所。
第三天，姜某被放出来了，一想孙悟空还跳不出如来佛手心，自己的地盘在鞍山，今后还得与税侦分局打交道。于是，不得不违心地赔着笑脸请林福久吃饭。席间，他对林福久说：“林局长，你放我出来，我表示感谢，请你吃个饭。但是，你这么做是违法的，我要起诉你，我太憋屈了。”
林福久黑着脸说：“怎么，不服呀！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我不拘留你，你能认识我吗？”
事后，姜某左右权衡利弊，最终还是没有起诉林福久。但由此“认识”了林福久，试图与其建立“不打不成交”的关系。但是，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恰恰为他日后的噩梦埋下伏笔。于是，他的厄运从他们认识那天开始，频频降临了。
果然没出10天，林福久便得寸进尺了。他先以“有个朋友要在鞍山办画展”为由，让姜某拿两万块钱去“买画”。姜某以为是林福久和好的信号，所以，他二话没说就把画买走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月后，林福久又以鞍山民政局开办养老院为名，让他“赞助一下”，帮着安装一个电动门。姜某吃一堑长一智，岂敢违命，又老老实实地花了两万多元钱，把电动门安好了。于是，他满心欢喜地给林福久打电话请功，谁知林福久在电话里，却对他破口大骂：“你他妈怎么把活干一半儿，扔一半儿？”
姜某被骂愣了，在相当长时间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林福久岂能一骂了之。为了惩罚他，又指令他在养老院的电动门上，安装一个直径12米的白钢球，用于大门的装饰美观。直到林福久案发后，伴随着他罪恶行径的新闻发布，姜某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养老院，实际上正是林福久自己的庄园，难怪，他那么精心修饰！
林福久对外一言九鼎，横行霸道；在税侦分局内部，为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他要求办案大队的所有人，不得受理案件，一切案件必须由办公室直接受理，随后由林福久一个人批案，再交给办案大队调查。案件怎么处理，也由他直接向办案人交代。
因为这样一来，通过查税罚款这块“肥r”，税侦分局每年都能收缴到数百万元资金。上级有关部门只是简单规定要统一上缴财政，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具体上缴哪一级财政。因此，一些县、区财政局、乡镇财政所，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都非常积极主动地与林福久挂钩，建立起非正常的转税关系。这无疑正对林福久胃口，因为他没有必要巧立名目了，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几十万至上百万元的税款，转请托单位入库上缴。而请托单位则以高达25％～45％的比例，给税侦分局回扣提成。
几年来，林福久仅此一项，就收到贿赂110多万元。
正是在这样权力不受制约、违规行为普遍的大背景下，林福久的个人语言，渐渐向流氓无赖们的“切口”靠拢。
在向私人承包的鞍钢矿山、奇选绿达选矿厂厂长刘影索要了10万元时，林福久采取了如此荒诞的说辞：“做生意的人不要太黑了，挣10万块钱，自己花2万就行了嘛，有钱应该想着朋友，大家花。”
林福久为了索贿受贿，常常还会捏造和虚构出一个不存在的人。
2000年，林福久虽然与鞍山市合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贺殿斌不相识，但他却知道这个企业在鞍山很赢利。他先大造舆论，到处说贺殿斌自以为企业大，不知道天外有天，太傲气了，傲气得连地球都摆不下了！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欠收拾！
舆论造得贺殿斌心惊r跳后，为了给贺殿斌留一点面子，他先礼后兵地对贺殿斌说：“老贺呀，我有个老姐姐下岗了，家里挺困难，去年进了一批苹果，到现在没卖出去，你帮我买点儿苹果吧。”
林福久没有姐姐，这个“老姐姐”，就是他林福久自己。无疑，这也是林福久发家致富的诀窍之一，那就是在不同的企业负责人面前，他会分别把自己的“要求”，委托给“一位没有人管的老干部”、“我的一个下岗朋友”以及“局里的一个困难警察”等等。
有了这样光明正大的借口，他索起贿来就理直气壮。当然，在这个人情味最浓的国度里，合成股份有限公司岂能跳出三界外，岂能不懂人情世故？最后推脱不过，也乖乖地买了8万块钱的苹果，解决了他“老姐姐”的困难。
在林福久索贿的字典里，任何积压的物资和废弃的东西，都成了他点石成金——索贿的魔杖。那些腐烂的水果、枯萎的鲜花，只要贴上林福久名字的标签，都成了“金果银花”、山珍海味；都会变成滚滚而来的钞票。这在鞍山是路人皆知的秘密。比方他以140万元的代价，买下了千山区唐家房镇一座价值280万元的恒温库。
林福久接连不费吹灰之力搞到了7套商品房，尝到甜头后，“捞房”便上瘾了。据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1994年至1999年，林福久先后向鞍山市10余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索要商品房10余套，总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价值370万元人民币。此外，林福久还以“解决职工住房”和“解决领导住房”的名义，向鞍山的房地产公司索要20余套商品房。当然，在林福久看来，这20余套商品房是“合理合法所得”。为什么林福久认为这20余套商品房是“合理合法所得”呢？
据知情人透露：“林福久是个精明的人。向房地产开发公司索要这些商品房时，林福久的做法是‘以旧换新’、‘以小换大’、‘以次换好’。”一天，林福久走进一家房地产公司，要求用10平方米的破旧平房换一套105平方米的两室一厅的商品房。开发商觉得太吃亏了，没满足林福久的要求。林福久冷笑了一声，说道：“你是不是想着我立案、查税？”话音刚落，开发商马上按照林福久的要求，乖乖地办理了过户手续。
在此后多年间，林福久继续利用查税职权，先后索要住房十余套。当然，他都会打出解决单位职工或领导住房的旗号，以关心单位和关心职工的名义索取。房子到手后，他就偷梁换柱，把其中少量住房，调换给下属或同事使用；其余大部分房产，除了给自己亲属居住以外，都被他转手倒卖掉。经他手索要、调换和倒卖的房产总计多达30多套。
显然，在检察院税检处工作时期，林福久的权力很少受到制约。
据林福久向鞍山市纪委交代，他主管税检处和税侦分局期间，所掌握的不构成犯罪嫌疑的企业涉税问题，有90％没有按规定移送税务机关处理。
1999年水果大丰收，果农们都在地窖囤积和储藏了大量水果。本来林福久买水果是想在春节前大捞一把，没有想到弄巧成拙，果农们也把宝押在了春节，结果水果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暴跌销售不利。到了2000年夏天，新鲜的水果下来了，而囤积的水果，多开始腐烂变质。林福久怕“钱”烂在自己手里，急得火燎蜂房，还好，他还是想出了一个“损招”——那就是给有钱的各家企业打电话，强迫对方来买水果。最后，其他水果贩子赔得跳了楼，而林福久不仅没有赔钱，反而赚了三四十万元。
再比方他建造的那个著名大花窖吧，有人说比鞍山市著名的“二·一九公园”的花窖还要大。“二·一九公园”对面有一家酒店，这个酒店老板又开了一家出租车公司，开业那天，林福久找到老板王某：“兄弟，你公司开业了，大哥送你几盆鲜花吧。”随后，几盆鲜花被送到该公司门前。
王老板感觉林福久很赏脸，正琢磨着怎么想办法报答。没有想到几天后，林福久找上门来了：“兄弟，那几盆花得给钱啊。”
“多少？”王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不多，就10万元。”
“好……吧……”王某说他当时差点哭出声来。
一位知情者曾经给记者掐指算了一下?
第 10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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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林福久的小学同学介绍：“读小学时，林福久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算好的。他还有一个特长喜欢画画，画什么像什么，能把鱼虫鸟兽都画活。同学们都说，他将来准会成为一个画家。”
还有一位同学介绍：“小时候，林福久的家很穷。父亲是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一家6口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生活。因为贫穷，他非常珍惜上学的时光，一个铅笔头，使到最后一寸；一张废纸，写到没有空隙；晚上舍不得点煤油灯，他就借着月光读书，练习书法。后来林福久之所以能加入鞍山市美术书法家协会，决不是完完全全故弄风雅，他的字画确实有几分水平，大概就是那时酷爱画画、书法，打下的坚实基础。”
1966年，林福久初中毕业了，就在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地准备考高中、进而考大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彻底地摧毁了高考制度，同时也摧毁了他出人头地的梦境。他十分丧气地回到了贫寒的家里，过起了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
1968年2月，对于林福久来说，另一个农村人改变命运的重要机遇降临了，文革中暂停的解放军征兵制度得以恢复。尽管这是一个前途难测、充满风险的机会，但林福久决心抓住它，因为他太想离开这块给他太多痛苦、太多磨难的穷乡僻壤了。
不知是由于先天遗传，还是后天的艰苦锻炼，林福久那时已经出落成一个五官端正、体格健壮的小伙子了。再加上旧社会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按当时话说“根正苗红”，而且初中文化，写上一手好字。因此，他幸运地被应征入伍，开始了军旅生涯。
于是，林福久穿上新军装、背上军背包，坐上闷罐车，向大西北开去。那年头部队经常执行备战任务，今天往东，明天往西，调动频繁。林福久所在的部队是先头部队，南征北战，专门打先锋，为大部队提供后勤保障。
在那时，生活环境与工作条件不断变换，自然异常艰苦，常常住的是干打垒房子，吃的是一日三餐咸菜窝窝头，南方兵更是实在无法咽下。
夏天那里的蚊子，个头很大，叮人又狠又毒，施工时都得戴上面纱，捂得严严实实。这么一捂，裤子、鞋每天都能倒出汗水来。
冬天最冷时零下四十多度，当时作为一个要求改变命运的战士，他别无选择，只有起早贪黑，用大镐向坚如磐石的土地宣战，使足力气抡起大镐一镐下去，震得虎口发麻，而坚硬的地上只留下一个白点儿。等他筋疲力尽回到宿营地，连手套都脱不下来了，因为手上已经血r模糊，一使劲儿，常常会把手上的皮全撕下来……
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磨炼，没有压垮林福久的意志，这不仅仅得益于他从小是苦水里泡大的，更是因为上大学的梦破灭之后，他把军旅生涯，当成了改变命运的惟一途径。他太珍惜这条充满艰辛困苦、充满风险，又充满希望与憧憬的从军之路了。
林福久自觉地遵守部队严明的纪律，自觉地培养严格的作风，默默地承受着所有的困苦，遇到危险时也能挺身而出，冲锋陷阵。
由于林福久的出色表现，他入伍第三年后，就三喜临门，一是被评为“五好战士”，二是加入了共产党，三是当上了兵头将尾的班长。这一切，在当时的部队中，都可以称得上出类拔萃进步飞快！
哪里有付出，哪里就有收获。林福久的命运终于发生了重大转折。
1971年，某军后勤部要选调一名干部。林福久由于成绩突出，字写得好，又有文化，从基层调到团部当干事。生活环境虽然有了改善，他的经济状况仍然拮据。论理说他当时算排级干部，每月薪水45元，比当兵的6元钱高出好多倍。但是，他每月还必须给乡下的父母寄上10元。而这时候他还处了对象，尽管这个姑娘年龄比他大一些，但模样端庄、人实在本分，再加上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人，林福久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今后还会有更大的发展。于是，他们结识之后，母亲也催促他早些结婚，他大概也受了“女大三抱金砖”的影响，两个人便定下了终身。
无疑，那时他的薪水除了交伙食费，其他方面还必须省吃俭用，以便攒钱结婚。
这时，林福久在生活上比较紧张，可并不影响在仕途上大有作为。特别是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的运动中，由于他勤奋好学，不断锻炼，虽然是老三届的初中生，在部队也是难得的“秀才”。于是，曾先后被抽调搞简报、起草材料等等。由于与上级机关接触多了，他的级别也不断上升，排级、连级、营级……
1984年，在部队大裁军的背景下，林福久看到了年龄的劣势——没有希望当将军了，便毅然决定转业，离开整整锻炼了16年的部队大学校、革命大熔炉。于是，他的人生旅途又一次出现了重要转折。这一年，他转业到鞍山市人民检察院。
他本来文字基本功扎实，又在解放军大学校里培养锻炼过，保持了部队严明紧张的工作作风，再加上他有了较好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素养，起草文件和讲话稿可以说得心应手，他在单位自然很受领导器重，先后担任过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
精神在物欲冲击下坍塌
社会环境决定人的意识。
大概因为贫穷，他自私自利的习性，在早年就潜伏到内心深处了；因为穷，他的吝啬小抠，在那个红旗飘飘的年代形成了；还是因为穷，他那不甘寂寞、穷则思变的想法，在物欲渐强的社会环境影响下，也像正发酵的馒头一样，日渐膨胀起来。
当他转业来到鞍山市后，他不仅敬业，还埋头苦干，与领导、同事的关系也极为融洽，因此，很快就被提拔为鞍山市检察院调研室的副主任。检察机关的调研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部门。调研室的职责是为领导服务、为科室服务和为办案服务。表面看来，调研室的工作就是“调查研究”，没有什么限期完成的硬指标，其实，要想干好这份工作，还得有一套真本事。这个时期林福久确实干得不错。领导也比较满意。
当然，他心里非常清楚，调研室副主任尽管名声不错，可谁都清楚那是个有职无权的官位。换句话说那是权力机关的闲职。本来就没有权力，再加上一个副字，自然不像那些掌管业务审批权的部门，每天登门拜访者趋之若鹜，有案子相求者更是说客盈门。而他的办公室冷冷清清，别说有人请客送礼，就是连每年年底，挂历都得不到几本。因此，他的内心也极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促使他不得不利用自身有限的条件，通过旁门左道去获得利益，以满足自己内心被压抑的欲望。比方，他为了求业务部门帮助他的一位犯事老同事说几句公道话，他不得不每天对人家点头哈腰；还比方，他为了让领导看到他的成绩，看到他的能力，逢年过节，他都会把自己画得最好的竹子画，或者自己收集到的名画，给人家送货上门去。
一个偶然的机会，林福久不仅发了一笔小财，还让他思想开了窍。
一天，一位老同学溜到了林福久的办公室。闲聊了几句后，便切入正题，试探性问道：“想弄点活钱花吗？”林福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叫活钱？”
老同学不得不点化他：“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靠死工资永远发不了家。什么是活钱？活钱就是‘外快’呗。”
林福久还很警觉：“违法的事儿我不干。”老同学说：“我能让你干违法的事吗？事情很简单，我手里有一批工具书，你帮我推销出去，拿提成赚回扣。这是光明正大的。”林福久琢磨了半天，觉得这事儿并不违法，便帮助老同学推销了一批工具书，赚了人生的第一笔“外快”。
1988年春，是林福久人生最重大的一次转折。他在餐桌上认识了香港某公司的杨老板。杨老板问道：“林先生，鞍山是闻名世界的‘钢材之都’，你现在怎么守着金碗要饭吃呢？”
林福久和许多有责任心的官员一样，正愁鞍钢怎样起死回生、返老还童呢，根本没理解杨老板的意思。
杨老板不得不开导他：“现在内地最热门的职业就是‘倒爷’了，怎么？你不想当‘倒爷’？”
林福久回答：“检察院能倒什么？”
杨老板哈哈一笑，说道：“‘倒’钢材呀！这样吧，我带你到香港转转，开开眼。”当时，对于他这一级的政府官员来说，“出境考察”，不仅是一种“高规格”的待遇，是一种荣耀、一种奢求，还是一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没想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林福久立即来了精神头：“那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我做梦都想出去转转。”
商人无利不起早，岂能不见缝c针？杨老板点点头，说道：“好说、好说！请朋友赏光到香港玩玩小意思嘛。林先生，我明人不说暗话，想在鞍山弄点儿计划内钢材指标，这个忙你能帮吗？当然赴香港考察的费用，我全包了。”
本来上香港开开眼，就是梦寐以求的事儿。精明的林福久又算了一笔经济账。那时赴香港旅游的全部费用，大概3000多元人民币。仅这笔钱，就相当于林福久当时的两年工资，值了！
由于到香港去有极大的诱惑力，林福久尽管开始摸不着头脑，还是四处琢磨弄钢材指标。
还好，功夫不负有心人。不知是他在检察院干了几年，有点社会关系，还是他本身就有这种天赋，过去没有挖掘。反正不出10天，他还真从一位领导同志手里，搞到了一批钢材指标。杨老板大喜过望，当即与林福久签了“口头合同”，称钢材出手后，送给林福久一笔可观的利润。杨老板没有食言，两个月后来到鞍山，果真送给林福久吓了一跳的一笔巨款。据林福久交代：“杨老板送给我的佣金是600万元人民币。”
特别是1988年9月的一天，林福久接受杨老板的邀请来到了香港。那迎接他的奔驰豪华轿车；那香港某宾馆带客厅双卫的高级套房；以及在香港的一家海鲜坊签单消费，一次就12880元港元。当时，不仅把林福久吓了一跳，还增加了无限的新鲜感。没怎么见过世面的他误认为杨老板是香港的大富豪。
杨老板哈哈一笑说道：“实话实说吧，我算什么？是小老板，才10亿港币啦！这还能算是有钱人吗？在香港‘属于无产阶级喽’。你知道吗？在西方国家，什么算富有？拥有私人飞机，拥有私人游艇，最好再拥有私人银行……这才算是真正的富豪了。”
那天吃完饭，天色已经很晚了。杨老板看了看表说：“林先生，男人出门在外，总有一种寂寞的感觉。一会儿，找两个小姐陪陪你。”林福久吓坏了，连连摆手：“不行，不行，嫖娼是违法的。”杨老板笑道：“瞧你吓的，这儿是香港。没有刑事犯罪的证据，香港警察是不能随便闯入民宅的。走，我带你出去转转，体验一下香港的夜生活。”
就这样，林福久在香港足足待了一个星期。
旁听席上座无虚席
无疑，这一个星期对他来说是改换灵魂的一个星期。这一星期，他那培养多年的文人儒雅、高傲的心态，在巨大物欲冲击下，从羞愧开始不断地坍塌；他那当过16年军人挺拔的身躯，高傲的头颅，在巨大利益的冲击下，开始弯腰点头。何况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短短的时间里，他实实在在地得了600万——600万可是个天文数字，要是靠领死工资，他就是干几辈子都拿不到啊！随之，他作为司法机关公务员原本的骄傲，年轻时曾经的理想信念崩溃了，内心深处的欲望之河开始汹涌奔突。
当他在香港上完这一课，突破口被打开后，他的贪欲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
于是，在鞍山这座城市，林福久拥有了双重身份——鞍山市检察院的调研室副主任，资本初兴时期的精明商人。他变成了这个时代的特有的官场“怪物”，一边把事业做得惊天动地，一边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一边把自己放纵得穷凶极恶，一边把自己装扮得美好无比；一边是圣女教徒，一边是险恶魔鬼……
其实，早在1990年前，他就借着略懂书画、古玩，往来于鞍山与北京之间，把鞍山收购的旧货古玩，偷偷地倒到北京潘家园去卖，也了解了许多有关潘家园永远无法破译的神秘传说。比方一张旧字画，在窃窃私语中，只卖了160元，谁知日后在拍卖会上，竟驴打滚般不断翻番，卖出了22万元人民币的天价；一个破蓝花小瓷碗，声称“元青花”，标价12万元，被买主用放大镜不知看了多少遍，好说歹说，花8万元买到手中，最后经鉴定，是一个连30元都不值的仿造品；还有一个破茶壶，摆在那里，受冷落一年多无人问津，后来竟黄袍加身，被一海外行家100万元买走。据说，这把壶原是明代皇室的藏品，后来散落民间……等等。他在倒弄中，虽然没有发大财，倒小有收获赢利颇丰，长了不少见识，开了不少眼。他体验了一种冒险的快感，这为他日后敢于铤而走险奠定了基础。1990年之后，国家经济提速的时代来临，他就像当年的那些最具胆略的投机者一样，自然不会放过那为数不多的几次发大财的机会。据林福久向专案组交代，在1988年至1993年5年间，他仅与香港商人经营钢材一项，就赚到700万元；1993年，他又依靠可以拿到认购证的便利条件，以及敏锐的嗅觉，购买20万股鞍山合成的企业原始股，一年后净赚230多万元。此后，他还大胆地从黑市买下10万股合成股票认购证，倒手炒卖之后赚了180多万元。
当他做完这一切，物质上极大丰富之时，他觉得他就像一个政治赌徒，精神支柱顿时坍塌了！
他觉得他那美好的理想，就像建立在那松散沙滩上的“美丽雕塑”，就像那虚无缥缈大海上的海市蜃楼，当那急风暴雨般的红色风暴刮过，当那无比美妙的大海雾气散尽，他的最大资本青春没有了。而他在那个年代培养出来的自命不凡，舍我其谁的精神，却丝毫没有减退。而他面对的现实是：他所在的检察机关，是鞍山的特权机关；他的官衔也不高，但掌握着生杀大权；往往只要一句话，一个暗示，一个微不足道的动作，许多利益便唾手可得，且没有成本，没有麻烦，没有后顾之忧……
“酷吏”在转型投机中诞生
现在新闻的时髦说法是：林福久的腐败生涯，从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开始，又被鞍山市人民检察院终结。换句话说，他的腐败生涯是进入司法队伍开始的，也是在司法队伍中终结的。
无疑，在林福久看来，要不断地谋取私利，就必须掌握权力，并逐步掌握更大的权力。因此，他对权力看得特别重，处心积虑地接触更高的权力。他也曾掩盖起不满，努力工作，提高素质；同时不断地展示自己的书画方面的才能。为了实现这一神圣目标，他如果遇到影响他仕途发展的障碍，他如果通过主观努力无法扭转，无法打通，他都会强压怒火、忍辱负重，想方设法绕过去，重新延续他向上攀登的轨迹。
也许他早年攀登仕途备尝艰辛屡屡受挫，也许他攀登的过程中积压了太多愤怒的火焰，他人到中年得志后，把满腔的怒火，都流氓、霸道地发泄到无辜的受害者身上。这大概应验了那句老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当然，他的流氓，他的霸道，他的吝啬，也使他获得了人人皆知的钢城“黑酷吏”的雅号。
当然，这时的林福久还没有忘乎所以。正是因为为人低调，1993年4月，林福久顺利地当上了鞍山市检察院税检处处长。按照当时检察院的内部分工，检察院税检处拥有对涉嫌偷漏税企业的判定权和处罚权。因此，当上了税检处处长后，林福久有一种感觉，自己确实是权倾一方了。
以前，林福久曾多次出席过当地企业家举行的联谊宴会。然而，当他毕恭毕敬地递上自己的名片后，便开始坐“冷板凳”了。林福久虽然也是一名检察官，但在企业家眼里，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如今不同了。上任不久，林福久出席了一次企业家举办的宴会。走进包间，当地名气最大的一个私人企业老板恭维地说道：“林处长，今后，您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呀！”接着，大小富豪们争先恐后地向林福久敬酒。林福久感受了一种为官的乐趣。
手里有了权，林福久开始享用了。
在鞍山市检察院期间，林福久在举手投足之间，常常愿意以豪爽的“东北大汉”自诩，又愿意以个性张扬、不善掩饰的文人自居。
他的办公室不算大，里外套间。外间屋联翩站着一排书柜，书柜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中国书法大全》肩挨肩，《中国税法》和《国画技论》身贴身，的确是一景。
因此，自打他在1993年被任命为鞍山市检察院税检处处长开始，在漫漫的10年间，这种双重性格发展到了极致。有关“林福久太黑”的议论，就早已在鞍山市众口相传，越来越响，早就不成其为秘密了。在鞍山市政府举行的行风大评比中，他担任领导的税侦分局在103个处级单位中，曾被评为倒数第一名。不过即使如此，林福久还是安枕无忧地享受了10年的特权生活。
1993年对于林福久来说，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分水岭。在那之前，他“精明”地利用职务之便，还注意一些影响，有一些掩饰，让人们难以抓牢他的把柄；在那之后，他已经肆无忌惮地敢享受一言九鼎的乐趣，再也不愿意往自己头上套紧箍咒了，甚至不必节制对权力的使用。
事实上，林福久在担任税检处长之前，就已经攫取了2000万元横财。
是的，如果他没有升官，也许会像其他一些灰色小人物一样，利用社会转型期的法律和制度的空隙，钻国家的空子而发大财，然后及早收手保住平安，在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中暗自庆幸、孤芳自赏。
然而，大概正是他这样的人也能升官，才使他更加有恃无恐地“官场寻租”，使他更能敏锐地寻找到可以利用职权的发财空隙。
他很快发现获得财富的空隙——当时税务检查还没有实行“两权分离”制度（即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分属不同部门）。这意味着他在某种意义上执掌着企业的“生杀大权”。换句话说他既可以判定哪家企业违规，又可以决定对其如何罚款。无疑，这个空隙，使他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当时当地的潜在的“官商交易”体系。大量企业均存在税务问题，又使他的权力，具备了无所不在的广泛力量。而改革初期正常经济秩序没有建立起来，管理非常混乱，又导致了即便是没有问题的企业，也不得不臣服于权力的滥用。因此，在这个容易导致腐败发生的体系中，尽管存在着明显的甘愿与不甘愿之分，但索贿者和行贿者，都难以避免地登台，扮演自己的角色。
还是1993年，经鞍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当时的队长邵正杰同意，林福久垄断了在交警支队车检科的检车线上为受检车辆安装汽车防盗报警器的生意。每安装一台防盗器就收取898元，每台净赚500多元。他有了这样的“名正言顺”的机会，有了领导授权的上方宝剑，岂能装聋作哑？岂能不大捞一把？于是，这笔持续一年多的生意，帮他赚到了50多万元。
邵正杰升任鞍山市公安局副局长后，2001年因涉嫌贪污、受贿受到纪委调查。奇怪的是，在司法部门严密关注下，他却在一个凌晨逃跑了，逃得无踪无影，至今仍被公安部门通缉。
事实的真相很容易发现，那就是林福久利用职权之便，参与各种生意，是发财致富的主要渠道。而公诉方用以起诉他的索贿、贪污事实，并非其主要财源。但是，他似乎并不仅仅满足于金钱，在索贿的同时，他更要发泄昔日的郁闷，享受凌驾他人之上的快感。
为了追求这种快感，他从来不尊重他权钱交易的对手。他就像在部队时发号施令一样，要求对方只能执行命令。不通融，不谈判，不给对方留下思考的时间，每一句话都是指令。因为他发现这是掌握实权的小官们，最便捷、最省时、最减少麻烦、最讲效益的手段。
当然，这也成了被索贿者们对林福久的印象最深刻之处。无疑，他以一种“居高临下，指点江山”的气势索要贿赂，对企业恩威并重，威过于恩，惟我独尊。这在许多企业经营者看来，早就超出了他们能够承受的极限。但是，他们又无能为力，只要林福久在国家权力机关管事，大家就只得忍气吞声。否则，就会遭遇更大的麻烦。
鞍山市建筑工程开发公司总经理曲继成说：“林福久这个人太恶劣，他太黑，不是一般的黑，是过分的黑。”
1994年9月，鞍山市银达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黄镇，曾经被林福久叫到检察院税检处的办公室。一进屋，林福久根本没打一点伏笔，就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说：“我看你的房子盖得挺好啊，给我弄几套行不行？”无疑，面对强权豪夺，黄镇像大多数后来被索贿的企业家一样，只能无奈地先答应着说：“那你什么时候看看房子吧。”
林福久根本没有耐心，因为耐心降低了索贿的效率。为此，他拿出早已写好房号的纸条说：“不用了，你照这个单子办。”
如果对方不屈服，他就会牢记在心，三天两头派人到企业找小脚，闹得你无法正常生产；如果你屈服了，那更麻烦，他会变本加厉对那些屈服于他的企业负责人，开口就骂，稍有不逊，就以罚款惩戒。
于是，林福久以这种“黑酷吏”的方式，非常迅速地向鞍山市第四建筑工程开发公司，索要了一套219平方米的房子，价值72万元；又以一套60平方米的旧房，“换”到了银达房地产公司三套面积共255平方米、总价91万元的新房。
鞍山市银座集团的总经理王金昌，也曾深受林福久的讹诈之苦。1995年初，林福久看上了长城房屋开发公司的4套住房，他依靠自己算计精准的天赋，又联想到了银座集团。银座集团和长城房屋开发公司都涉嫌偷税，前者尚未受到林福久的查处，后者则已被查处。
于是，林福久采取了“隔山打虎”的策略，先找到已经臣服的长城房屋开发公司。在他的y威之下，长城房屋开发公司只得乖乖地将4套总面积460多平方米的房子，标出76万元的超低价，“赔着笑脸”拱手相让；而银座集团本来就有问题，当林福久上门软硬兼施一恐吓，银座集团不得不以购买建筑材料的名义，开出4张转账支票，为林福久支付了房款。这样两家公司的损失加在一起，也正是林福久的所得——130多万元。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原来林福久把3套商品房转手后，又盯上了鞍山的长城房屋开发公司推出的新楼盘，选中了这里的4套商品房。
据权威部门披露：当时，鞍山的长城房屋开发公司因涉嫌偷税漏税，已经被林福久主持工作的税检处查处了。林福久选中了4套商品房后，又开列了一张清单，走进了长城房屋开发公司总经理李某的办公室。
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当李老板看林福久虎视眈眈地来了，心里有点儿发毛。赶紧张罗着敬茶敬烟。林福久抽烟品茶，慢条斯理地问道：“房子不错呀，销售进度如何？”
李老板回答：“还行。”林福久点点头，说道：“是不错，如果我们检察机关不为你们保驾护航，不查办你们偷税漏税的问题，乖乖，你们今后还会捅更大的娄子！你说对不对？”
李老板哭笑不得地回答：“对，你说得对！”
这时，林福久才感到水到渠成，便从衣袋里掏出清单道：“你们的房子，我实地考察了，确实盖得不错。李老板，我想买你4套房子，你算算，能不能优惠一点。”
李老板按了一下计算器，很快显示4套商品房，建筑面积是460平方米，价值130万元人民币。林福久瞥了一眼计算器，脸顿时变了：“我说，你别对谁都黑呀？我说优惠一下嘛，你给我打个五折怎么样！”
李老板苦笑道：“林处长，这已经是最低价了。”
林福久大嘴一咧：“什么最低价？你唬谁呀？现在市场上什么不打折呀？这样吧，我也别为难你，咱们六折图个吉利，76万元。”
李老板岂敢得罪林福久？只好自认倒霉了。而林福久呢，虽然拥有2000万元家财，却舍不得往外掏一分钱。回到检察院税检处，林福久又开始琢磨让谁来给这4套商品房买单。想来想去，林福久想到了鞍山市银座集团。
据权威部门披露：当时，鞍山市银座集团也因涉嫌偷税漏税被群众举报了，案件查处工作正在进行中。两天后，林福久亲自出马，登门拜访了银座集团总经理王某。当然，对付这样有毛病的企业，林福久向来都是丝毫不客气，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王老板，你们偷税漏税的事，上边催得太紧了。有人想让银座集团破产。我知道办企业难，一直护着你们。”
王老板连连回答：“谢谢！谢谢！”
林福久马上问：“怎么谢？拿嘴呀？你还是老总呢？这么点事理都不懂？常言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如果今天我要是不帮你，咱公事公办，罚上个几百万，很正常呀！倒过来，今天我遇到了困难，你们拔几根牛毛帮我一把，你好我好，互相帮助，不是皆大欢喜吗？”说着，林福久从衣袋里掏出4套商品房，76万元的清单说：“你替我买单吧！”
王老板看着清单吓了一跳，急忙说道：“公司没有这么多现金呀！”
林福久胸有成竹有备而来：“要现金干啥？你开4张转账支票不就行了？”
王老板有些不情愿：“那资金用途一栏填什么？”林福久瞪了王老板一眼说：“你跟我装傻？这招还用教吗？资金用途你就写‘购买建筑材料’。”
王老板只好乖乖地照办了。
权力在欲望中失去制约
失去制约的权力，在林福久手中，变成了脱缰野马，任意驰骋，且一发而不可收。
1998年，鞍山市检察院税检处，更名并改变隶属关系，正式成立鞍山市公安局税侦分局。非常荒唐的是“酷吏”林福久，并没有因为贪赃枉法被查处，反而担任了要害部门——税侦分局局长。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对税收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监督制约的决定》，税务人员的执法权和行政管理权“两权分离”，税侦分局不具备罚款权。但是，直到他被查处之前，林福久一直无法无天地坚持越权行事。
为了表示自己的权力神圣不可犯，税侦分局不仅敢于违法关押涉税人员，甚至还安装了一只特制的铁笼子。为了表示铁笼子不是摆设，鞍钢下属某厂厂长姜某，只因为与税务人员发生了争吵，就被林福久拿来“祭刀”了。
2000年4月，姜某被办案人员带回税侦分局后，因为与办案人员意见不一样，发生了争吵。林福久感到权威受到了挑战，恼羞成怒一声令下，就把他像关动物一样，关进了狭窄的铁笼子，而且双手被吊铐在铁栏上，半站半坐地被吊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林福久还觉得不过瘾，又作出了进一步的举动，把姜某送进了拘留所。
第三天，姜某被放出来了，一想孙悟空还跳不出如来佛手心，自己的地盘在鞍山，今后还得与税侦分局打交道。于是，不得不违心地赔着笑脸请林福久吃饭。席间，他对林福久说：“林局长，你放我出来，我表示感谢，请你吃个饭。但是，你这么做是违法的，我要起诉你，我太憋屈了。”
林福久黑着脸说：“怎么，不服呀！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我不拘留你，你能认识我吗？”
事后，姜某左右权衡利弊，最终还是没有起诉林福久。但由此“认识”了林福久，试图与其建立“不打不成交”的关系。但是，这种不正常的关系，恰恰为他日后的噩梦埋下伏笔。于是，他的厄运从他们认识那天开始，频频降临了。
果然没出10天，林福久便得寸进尺了。他先以“有个朋友要在鞍山办画展”为由，让姜某拿两万块钱去“买画”。姜某以为是林福久和好的信号，所以，他二话没说就把画买走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月后，林福久又以鞍山民政局开办养老院为名，让他“赞助一下”，帮着安装一个电动门。姜某吃一堑长一智，岂敢违命，又老老实实地花了两万多元钱，把电动门安好了。于是，他满心欢喜地给林福久打电话请功，谁知林福久在电话里，却对他破口大骂：“你他妈怎么把活干一半儿，扔一半儿？”
姜某被骂愣了，在相当长时间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林福久岂能一骂了之。为了惩罚他，又指令他在养老院的电动门上，安装一个直径12米的白钢球，用于大门的装饰美观。直到林福久案发后，伴随着他罪恶行径的新闻发布，姜某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养老院，实际上正是林福久自己的庄园，难怪，他那么精心修饰！
林福久对外一言九鼎，横行霸道；在税侦分局内部，为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他要求办案大队的所有人，不得受理案件，一切案件必须由办公室直接受理，随后由林福久一个人批案，再交给办案大队调查。案件怎么处理，也由他直接向办案人交代。
因为这样一来，通过查税罚款这块“肥r”，税侦分局每年都能收缴到数百万元资金。上级有关部门只是简单规定要统一上缴财政，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具体上缴哪一级财政。因此，一些县、区财政局、乡镇财政所，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都非常积极主动地与林福久挂钩，建立起非正常的转税关系。这无疑正对林福久胃口，因为他没有必要巧立名目了，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几十万至上百万元的税款，转请托单位入库上缴。而请托单位则以高达25％～45％的比例，给税侦分局回扣提成。
几年来，林福久仅此一项，就收到贿赂110多万元。
正是在这样权力不受制约、违规行为普遍的大背景下，林福久的个人语言，渐渐向流氓无赖们的“切口”靠拢。
在向私人承包的鞍钢矿山、奇选绿达选矿厂厂长刘影索要了10万元时，林福久采取了如此荒诞的说辞：“做生意的人不要太黑了，挣10万块钱，自己花2万就行了嘛，有钱应该想着朋友，大家花。”
林福久为了索贿受贿，常常还会捏造和虚构出一个不存在的人。
2000年，林福久虽然与鞍山市合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贺殿斌不相识，但他却知道这个企业在鞍山很赢利。他先大造舆论，到处说贺殿斌自以为企业大，不知道天外有天，太傲气了，傲气得连地球都摆不下了！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欠收拾！
舆论造得贺殿斌心惊r跳后，为了给贺殿斌留一点面子，他先礼后兵地对贺殿斌说：“老贺呀，我有个老姐姐下岗了，家里挺困难，去年进了一批苹果，到现在没卖出去，你帮我买点儿苹果吧。”
林福久没有姐姐，这个“老姐姐”，就是他林福久自己。无疑，这也是林福久发家致富的诀窍之一，那就是在不同的企业负责人面前，他会分别把自己的“要求”，委托给“一位没有人管的老干部”、“我的一个下岗朋友”以及“局里的一个困难警察”等等。
有了这样光明正大的借口，他索起贿来就理直气壮。当然，在这个人情味最浓的国度里，合成股份有限公司岂能跳出三界外，岂能不懂人情世故？最后推脱不过，也乖乖地买了8万块钱的苹果，解决了他“老姐姐”的困难。
在林福久索贿的字典里，任何积压的物资和废弃的东西，都成了他点石成金——索贿的魔杖。那些腐烂的水果、枯萎的鲜花，只要贴上林福久名字的标签，都成了“金果银花”、山珍海味；都会变成滚滚而来的钞票。这在鞍山是路人皆知的秘密。比方他以140万元的代价，买下了千山区唐家房镇一座价值280万元的恒温库。
林福久接连不费吹灰之力搞到了7套商品房，尝到甜头后，“捞房”便上瘾了。据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1994年至1999年，林福久先后向鞍山市10余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索要商品房10余套，总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价值370万元人民币。此外，林福久还以“解决职工住房”和“解决领导住房”的名义，向鞍山的房地产公司索要20余套商品房。当然，在林福久看来，这20余套商品房是“合理合法所得”。为什么林福久认为这20余套商品房是“合理合法所得”呢？
据知情人透露：“林福久是个精明的人。向房地产开发公司索要这些商品房时，林福久的做法是‘以旧换新’、‘以小换大’、‘以次换好’。”一天，林福久走进一家房地产公司，要求用10平方米的破旧平房换一套105平方米的两室一厅的商品房。开发商觉得太吃亏了，没满足林福久的要求。林福久冷笑了一声，说道：“你是不是想着我立案、查税？”话音刚落，开发商马上按照林福久的要求，乖乖地办理了过户手续。
在此后多年间，林福久继续利用查税职权，先后索要住房十余套。当然，他都会打出解决单位职工或领导住房的旗号，以关心单位和关心职工的名义索取。房子到手后，他就偷梁换柱，把其中少量住房，调换给下属或同事使用；其余大部分房产，除了给自己亲属居住以外，都被他转手倒卖掉。经他手索要、调换和倒卖的房产总计多达30多套。
显然，在检察院税检处工作时期，林福久的权力很少受到制约。
据林福久向鞍山市纪委交代，他主管税检处和税侦分局期间，所掌握的不构成犯罪嫌疑的企业涉税问题，有90％没有按规定移送税务机关处理。
1999年水果大丰收，果农们都在地窖囤积和储藏了大量水果。本来林福久买水果是想在春节前大捞一把，没有想到弄巧成拙，果农们也把宝押在了春节，结果水果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暴跌销售不利。到了2000年夏天，新鲜的水果下来了，而囤积的水果，多开始腐烂变质。林福久怕“钱”烂在自己手里，急得火燎蜂房，还好，他还是想出了一个“损招”——那就是给有钱的各家企业打电话，强迫对方来买水果。最后，其他水果贩子赔得跳了楼，而林福久不仅没有赔钱，反而赚了三四十万元。
再比方他建造的那个著名大花窖吧，有人说比鞍山市著名的“二·一九公园”的花窖还要大。“二·一九公园”对面有一家酒店，这个酒店老板又开了一家出租车公司，开业那天，林福久找到老板王某：“兄弟，你公司开业了，大哥送你几盆鲜花吧。”随后，几盆鲜花被送到该公司门前。
王老板感觉林福久很赏脸，正琢磨着怎么想办法报答。没有想到几天后，林福久找上门来了：“兄弟，那几盆花得给钱啊。”
“多少？”王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不多，就10万元。”
“好……吧……”王某说他当时差点哭出声来。
一位知情者曾经给记者掐指算了一下?
第 10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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