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 作者:肉书屋
第 23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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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这一切决不会不付出代价。你大概比我记得清楚，一切是如何一下子开始崩溃的。列车的运行、城市的粮食供应、家庭生活方式的基础以及意识的道德准则如何崩溃于一旦。”
“说下去。我知道你下面要说什么了。你分析得多么透彻啊！听你说话多么快活！”
“那时谎言降临到俄国土地上。主要的灾难，未来罪恶的根源，是丧失了对个人见解价值的信念。人们想象，听从道德感觉启示的时候过去了，现在应当随声附和，按照那些陌生的、强加给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兴起了辞藻的统治，先是君主的，后是革命的。
“这是一种笼罩一切、到处感染的社会迷误。一切都置于它的影响之下。我们的家也无法抵挡它的危害。家庭中的某种东西动摇了。在一直充满我们家庭的自然欢快气氛中，渗入了荒谬的宣言成分，甚至渗入我们的谈话中，还有那种对于非谈不可的世界性话题不得不放意卖弄聪明的风气。像帕沙那样感觉敏锐、严于律己的人，像他那样准确无误地区别本质与假象的人，怎能注意不到这种隐蔽的虚伪呢？
“这时他犯了一个命中注定的错误。他把时代的风气和社会的灾祸当成家庭现象。他把不自然的语气，把我们议论时生硬的官腔归咎于自己，归咎于他是干面包，庸才，套子里的人。你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些琐事竟对我们的共同生活产生影响。你简直难以想象，这件事多么重要，帕沙出于这种幼稚干了多少蠢事。
“他去打仗，可谁也没要求他去。他这样做是为了把我们从他想象出来的压抑中解脱出来。他的疯狂就是由此而开始的。一种少年的、毫无根据的自尊心促使他对生活当中谁也不会见怪的事恼火了。他开始对事件的进程恼火，对历史恼火。于是他同历史呕气。他至今还在同它算账。这便是他那些疯狂行为带有挑衅色彩的原因。由于这种愚蠢的自负，他必死无疑。唉，要是我能挽救他就好了！”
“你爱他爱得多么真挚，多么强烈！爱吧，爱他吧。我不嫉妒你对他的感情，我不妨碍你！”
夏天不知不觉来到并过去了。医生恢复了健康。他打定主意去莫斯科，暂时在三个地方工作。飞涨的物价迫使他想尽一切办法多干几份差事。
医生天一亮就起床，出门来到商人街，沿商人街往下走，经过巨人电影院到先前乌拉尔哥萨克军团印刷所，这所印刷所现在已改为红色排字工印刷所。在市杜马的拐角，管理局的门上他看见挂着一块“索赔局”的木牌子。他穿过广场，转入小布扬诺夫卡街。经过斯捷贡工厂，他穿过医院的后院走进陆军医院门诊所。这是他主要的职务。
他所经过的一半路被从院子里伸向街道上空的树枝的浓荫所覆盖，经过的木房子大多数都是奇形怪状的，屋顶陡峭，方格栅栏，门上饰着花纹，护窗板上镶着饰框。
门诊所隔壁，在女商人戈列格利亚多娃先前的花园里，有一座与一般建筑沙然不同的、具有古俄罗斯风格的木高的房子。房子外面砌了一层棱形着釉的瓷砖。从对面看，各个边角都是锥形体，很像古代莫斯科大贵族的邮宅。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每十天都要到旧米阿斯克街利相吉家先前的住宅去，参加设在那里的尤里亚金州卫生局的会议。
在相反的一端，离陆军医院很远的地方，有一所安菲姆的父亲，叶菲姆·桑杰维亚托夫，为了悼念亡妻所捐献的房子，他妻子生了安菲姆后死于难产。在这所房子里，桑杰维亚托夫开办了一所妇产科学校，现在改为以罗莎·卢森堡命名的外科医生速成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给他们上普通病理学和几门选修课。
他办完了所有的公务，回到家里已经是夜里了，又累又饿，总碰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忙得不可开交，不是在炉灶前便是在洗衣盆前。她家常打扮，头发乱蓬蓬，袖口卷起来，下摆掖在腰里，她身上那股使人屏住呼吸的强健的魅力几乎吓坏了他，即使他突然看见她要去参加舞会，穿着使身材变高了的高跟鞋、大开领的连衣裙和引起轰动的宽裙子，他也不会如此着迷。
她做饭或者洗衣服，然后用洗过衣服的肥皂水擦地板。或者平心静气，不急不躁地缝补自己的、他的和卡坚卡的内衣。或者，做完饭、洗过衣服和打扫完房间之后，教卡坚卡读书认字。或者专心阅读教材，进行自身的政治再教育，以便重新回到新改造过的学校当教师。
这个女人和小姑娘对他越亲近，他越不敢把她们当成一家人，他对亲人的责任感和他的不忠实所带来的痛苦对他的思想也禁烟得越严厉。在他这种克制中没有任何侮辱拉拉和卡坚卡的成分。相反，这种非家庭的感情方式包含着全部的敬意，排除了放肆和押呢。
但这种双重人格永远折磨他，伤他的心，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习惯了这种双重人格，就像他能够习惯尚未长好并经常裂开的伤口一样。
这样过了两三个月。十月的一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你知道吗，看来我好像该辞职了。老一套又来了。开始的时候好得不得了。‘我们永远欢迎诚实的劳动，特别欢迎新观点’等等。怎么能木欢迎呢。欢迎欢迎。工作呀，奋斗呀，寻求呀！
“实际上，原来他们所指的新观点无非是他们的假象，颂扬革命和当局那套陈词滥调。这太乏味了，令人厌恶。我不擅长干这种事。
“也许真是他们对。我当然不同他们站在一起。但我很难容忍这种看法：他们是英雄，是光明磊落的人，而我是渺小的人，拥护黑暗和奴役的人。你听说过尼古拉·韦杰尼亚平这个名字吗？”
“当然听说过。认识你之前就听说过，后来你还经常提起他。西拉菲玛·通采娃也时常提到他。她是他的追随者。但他的书，说来惭愧，我没读过。我不喜欢纯哲学著作。照我看，哲学不过是对艺术和生活加上的少量佐料而已。专攻它就像光吃姜一样古怪。算了，对不起，我用蠢话岔开了你的话。”
“不，恰恰相反。我同意你的观点。这同我的思维方式非常接近。好啦，再说我舅舅吧。也许我真受到了他的影响的毒害。可他们异口同声喊道：天才的诊断医师，天才的诊断医师。不错，我很少误诊。可这正是他们所仇视的直觉力，仿佛这是我的罪过，一下子便能获得完整的认识。
“我对保护色的问题入了迷，也就是一种机体外表适应环境颜色的能力。在对颜色的适应中隐藏着从内向外的奇妙过渡。
“我在讲义中大胆地触及了这个问题。立刻有人喊道：”唯心主义，神秘论。歌德的自然哲学，新谢林主义。‘“该离开了。我自己请求辞掉州卫生局和速成班的职务，但还尽量留在医院里，直到他们把我赶走。我不想吓唬你，但我有时有一种感觉，不是今天便是明天，他们就会把我抓起来。”
“上帝保佑，尤罗奇卡。幸好到这一步还远着呢。但你说得对。谨慎些总不是坏事。就我所见到的，这种年轻政权的每一次确立都要经历几个阶段。开始时是理智的胜利，批判的精神，同偏见进行斗争。
“以后进入第二个阶段。‘混入革命分子’的黑暗势力占据上风。怀疑、告密、y谋和仇恨增长。你说得对，我们正处在第二阶段的开端。
“眼前就有个例子。两名工人出身的老政治犯季韦尔辛和安季波夫从霍达斯克调到这儿的革命法庭委员会里来。
“他们两人都非常了解我，其中的一个是我丈夫的父亲，我的公公。但他们一调来，不久前，我就开始为自己和卡坚卡的生命担忧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安季波夫向来不喜欢我。说不定有一天他们会为了最崇高的革命正义而把我同帕沙一块消灭掉。”
这次谈话很快就有了下文。这时，小布扬诺夫卡四十八号、门诊所旁边的格列格利亚多娃寡妇家夜间被搜查了。在寡妇家里搜出了武器库，揭发出一个反革命组织。城里很多人被捕了，搜捕仍在继续。人们交头接耳说，一部分被怀疑的人已经逃到河对岸去了。还有人发表了这样的议论：“可这能帮他们多大的忙？河跟河不一样。想必河多得很。海兰泡边上的黑龙江就是一条河，岸这边是苏维埃政权，岸那边是中国。跳进河里游过去，再见啦，一去无音信。那才算是河呢。这是另一码事儿。”
“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拉拉说，“咱们的安全时期过去了。我们，你和我，必然遭到逮捕。那时卡坚卡怎么办？我是母亲。我应当防止不幸发生，想出个办法来。对这一点我必须做好打算。一想到这儿，我便失去理智。”
“让咱们一块儿想想办法，能想出什么解救办法。我们是否有力量防止这次打击？这是命中注定的事啊。”
“无法逃脱，也无处可逃。但可以躲到隐蔽的地方，退居次要地位。比如上瓦雷金诺去。我仔细考虑过瓦雷金诺的房子。那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那里一切都荒芜了。我们在那儿不碍任何人的眼，不像在这儿。冬天快到了。我愿意上那儿过冬。在他们到我们那儿之前，我们又赢得一年的生命，这可是个胜利。桑杰维亚托夫可以帮助我们同市里联系，也许他同意接待咱们。啊？你说呢？木错，那儿现在一个人也没有，可怕，荒凉。至少我三月份在那儿的时候是那样。听说有狼。可怕。可人呢，特别是像安季波夫和季韦尔辛那样的人，现在比狼更可怕。”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才好。可你自己一直往莫斯科赶我，说服我赶快动身，不要拖延。现在容易走了。我到车站打听过。看来不管投机倒把的人了。不能把所有黄鱼都赶下火车。枪毙人枪毙累了，枪毙的人也就少了。
“我寄到莫斯科的信都没有回音，这使我很不安。得想办法上那儿去一趟，弄清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你一再这样对我说。现在又怎样理解你所说的上瓦雷金诺去的话？难道没有我，你一个人能到那荒野的地方去？”
“不，没有你当然不可能去。”
“可你自己又让我上莫斯科？”
“是的，必须如此。”
“你听我说。你知道吗，我有一个绝妙的计划。咱们一起上莫斯科。你带着卡坚卡跟我一块儿走。”
“上莫斯科？你疯啦。干什么去？不，我必须留下。我必须在附近某个地方准备好。这里决定帕沙的命运。我必须等待结果，以便需要的时候呆在他身边。”
“那咱们想想卡坚卡该怎么办吧。”
“西姆什卡，就是西玛·通采娃，时常上我这儿来。前两天我同你谈起过她。”
“是谈过。我在你这儿时常见到她。”
“你让我感到惊奇。男人的眼睛上哪儿去了。我要是你准会爱上她。多有勉力！多漂亮！个头，身材，头脑。读过很多书，心眼好，有主见。”
“我从游击队逃到这儿的那天，她姐姐，女裁缝格拉菲拉，给我理过发。”
“我知道。姐妹们都跟大姐叶夫多基娘，一个图书馆管理员，住在一起。一个诚实的劳动家庭。我想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咱们俩都被抓起来，请她们收养卡坚卡。我还没决定。”
“这确实是最坏的打算。上帝保佑，还远不亚于糟到这一步。”
“听说西玛有点那个，情绪不正常。确实不能把她当成完全正常的女人。但这是因为她的思想深刻新奇。她的学识确实罕见，但不是知识分子那种，而是民间的那种。你同她的观点极端相似。把卡佳交给她教育我完全放心。”
他又到车站去了一趟，还是空手而归。什么都没走下来。他和拉拉前途未卜。天气寒冷y沉，就像下头场雪的前夕。十字街头的上空，那儿的天空比拉长了的街道上的天空更辽阔，显出一派冬天的景色。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到家的时候，遇见拉拉的客人西姆什卡。她们俩在谈话，不过倒像客人在给主人上课。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想打搅她们。除此之外，他还想一个人呆一会儿。女人们在隔壁的房间里说话。通往她们那个房间的门半开着。门框上挂着的门帘一直垂到地板，隔着门帘，她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听得很清楚。
“我缝点东西，您可别在意，西姆什卡。我聚精会神地听你说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听过历史课和哲学课。您的思想体系很合我的心意。此外，听您说话我心里痛快得多。老是c不完的心事，我们最近这几夜都没睡好。作为卡坚卡的母亲，一旦我们遭殃的话，我有责任使她免遭危险。应当清醒地想想如何安置她。但我在这点上并不擅长。承认这一点使我很悲伤。我悲伤是因为疲倦和缺少睡眠。您的话使我心情平静。此外马上就要下雪了。在下雪的时候听聪明的长篇议论是一种享受。在下雪的时候如果向窗户斜视一眼，真的，仿佛有谁穿过院子向门前走来？您开始吧，西姆什卡，我听着呢。”
“上次我们讲到哪儿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听见拉拉回答了什么。他开始注意听西玛说话：“可以使用时代、文化这类字眼。但人们对它们的含意理解得太不相同。由于它们含意的混乱，咱们避免使用这类字眼，把它们换成别的词吧。
“我想说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上帝和工作。人类精神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分解成各别的活动。这些活动是由多少代人实现的，一个接着一个实现的。埃及是这种活动，希腊是这种活动，《圣经》中先知的神学是这种活动。从时间上来说，这种最后的活动，暂时任何别的行动都无法代替，当代全部灵感所进行的活动是基督教。
“为了让您感到完全新鲜，出乎意外，不像自己所熟悉并习以为常的那样，而是更简单明了、更直接地向您介绍它所带来的、新的、前所未有的教益，我想同您一起分析几段经文，极少的几段，并且是节略。
“大多数的颂歌都把《们日约》和《新约》中的概念并列地结合在一起。把〈们日约件的概念，如烧不成灰烬的荆棘、以色列人出埃及、火窑里的少年、鲸鱼腹中的约拿等等，同《新约》中圣母受胎和耶稣复活等概念加以对比。
“在这种经常的并列中，〈们日约》陈旧和《新约》新颖显得极其明显。
“在很多诗篇中，把马利亚的贞洁的母性同犹太人过红海相对比。比如，在诗篇《红海就像处女新娘》中说道：”红海在以色列人通过后无法穿过，就像童贞女怀孕生下基督一样不朽。‘那就是说以色列人过后海水又无法通过，童贞女生了主后仍是贞洁的，这是把两件什么性质的事并列在一起呢？两件事都是超自然的，两件事同样被认为是奇迹。各个时代，远古的原始时代和新的罗马以后时代，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的时代，怎样看待这种奇迹呢？
“在一个奇迹中，按照人民领袖、教祖摩西的命令，他的神杖一挥动，海水便分开了，放过整个民族，数不清的、由几万人组成的人流，但等最后一个以色列人过去后，海水又汇合在一起，淹没了追赶他们的埃及人。这幅古代的情景服从耶和华声音的自然力，像罗马军队行进时浩浩荡荡拥挤的人群，人民和领袖，看得到和听得见的事物，令人震惊的事物。
“在另一个奇迹中，少女是平常的人，古代世界对她毫不留意，但她悄悄地、隐秘地给婴儿以生命，在世界上产生生命，生命的奇迹，一切的生命，‘无所不在的生命’，后来都这样称呼奇迹。不仅从书呆子观点看她的非婚生育是非法的。它们还违反自然规律。少女生育并非由于必然，而是由于奇迹，凭借灵感。《圣经冲所说的这种灵感把特殊同普遍对立起来，假日同非假日对立起来，想建立一种背离任何强制的生活。
“具有何等重大意义的转变啊！从古代的观点来看是微不足道的人的私生活，何以在上苍看来竟与整个民族的迁移具有同等意义呢？因为要用上苍的眼睛并在上苍面前评价一切，而这一切都是在唯一的圣框中完成的。
“世界有所进展。罗马统治结束了，数量的权力结束了，以武器确定全体人口、全体居民生活的义务废弃了。领袖和民族已成过去。
“取而代之的是个性和对自由的宣传。个别人的生活成了上帝的纪事，充满宇宙的空间。像报喜节的赞美歌中所说的那样，亚当想当上帝，但他想错了，没当上，可现在上帝变成人，以便把亚当变成上帝（‘上帝成了人，上帝同亚当便相差无几了’）。”
西马继续说下去：“关于这个话题，我还有话要对你说，不过暂时先岔开一下。在关心劳动人民、保护母亲和同财迷政权斗争上，我们的革命时代是未曾有过的、永志不忘的时代，并具有永恒的成果。至于说到对生活的理解，现在向人们灌输的幸福哲学，简直难以相信，这是严肃地解释荒谬可笑的历史残余。如果这些歌颂领袖和人民的朗诵真能让我们回到《旧约》中所提到的畜牧部族和族长时代的话，如果它们真能使生活倒退，让历史倒转几千年的话。值得庆幸的是这是做不到的。
“再谈几句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这不是出自福音书中的故事，而是出自受难周的祈祷文，在大斋期的星期二或星期三。这些我不说您当然也清楚，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不过想提醒您一下，决不想教训您。
“在斯拉夫语系里，您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情欲这个词首先表示痛苦，上帝的情欲意味着上帝自愿受苦。此外，后来这个词在俄语中用来表示恶习和色欲。‘我的灵魂变成情欲的奴隶，我成了畜生。’‘我们已被逐出天堂，让我们克制情欲以求重返天堂。’等等。也许我的道德极其败坏，但我不喜欢斋戒前这段束缚r欲和禁绝r欲的祈祷文。我总觉得这些粗俗的、平淡的祈祷文，缺乏其他经文所具有的诗意，出自大腹便便、满脸发光的教士手笔。问题倒不在于他们自己不遵守戒律并欺骗别人。就算他们生活得问心无愧吧。问题木在他们身上，而在这几段经文的内容里。这种悲痛赋予人体的虚弱以过分的意义，不管它是营养良好还是极度疲惫。这是很讨厌的。这儿把某种肮脏的、无关紧要的次要东西抬到它所不应有的、并不属于它的高度。对不起，我离题太远了。我现在就为自己的拉杂而酬劳您。
“使我一直很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就在复活节的前一天，在临近耶稣的死和他复活的时候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而在同生命告别之际以及在生命复返的前夕提到什么是生命，却是非常适时的。现在您听着，《圣经》中提到这一点时是多么真诚坦率啊。
“不错，这是抹大拉的马利亚，或是埃及的马利亚，或是另一个马利亚，一直有争论。不论如何，她乞求主道：”请解脱我的责任，像解开我的头发一样。‘意思是说：“宽恕我的罪孽，就像我散开头发一样。’渴望宽恕和忏悔表达得多么具体！手都可以触到。
“在同一天的另一首祭祷歌中，有一段相近的祈祷文，更加详尽，确切无疑指的是抹大拉的马利亚。
“这里她极为坦率地哀痛过去，哀痛先前每夜根深蒂固的！日习煽起的性欲。‘因为黑夜勾起我无法克制的性欲，昏暗无月光便是罪恶的话语。’她乞求耶稣接受她忏悔的眼泪，倾听她内心的叹息，以便她能用头发擦干他最洁净的脚，天堂中被惊呆和受到羞辱的夏娃便躲藏在她用头发擦脚的声音中。‘让我吻你最洁净的脚，用眼泪洗它们，用头发把它们擦干，夏娃在天堂中被惊呆和受到羞辱的时候便躲藏在头发擦脚的声音中。’突然，在头发后面迸出一句祈祷词：”我的罪孽深重，你的命运何其坎坷，又有谁能查清？‘上帝和生命之间，上帝和个人之间，上帝和女人之间，多么接近，多么平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车站回来已经筋疲力尽了，这是他每工作十天之后的一次休假日。这一天，他通常都要补足十天没睡够的觉。他靠在沙发上，有时半躺着，把身子完全伸直。尽管他听西玛说话时一阵阵犯困，但她的见解仍令他感到愉快。“当然，她这一套话都是从科利亚舅舅那儿听来的。”他想道，“可这个女人多么有才华，多么聪明啊！”
他从沙发上跳起来走到窗口。窗户对着院子，就像在隔壁的房间里一样，拉拉和西姆什卡正在那儿低声说话，他已经听不清她们说什么了。
天气变坏了。院子里黑了下来。两只喜鹊飞进院子里，在院子上空盘旋，想找个地方栖息。风刮起它们的羽毛，把羽毛吹得蓬松起来。喜鹊在垃圾箱盖上落了一下，飞过栅栏，落在地上，在院子里踱起步来。
“喜鹊一来就快下雪了。”医生想道。这时他听见门帘后面西玛对拉拉说：“喜鹊一到就有消息了。您要有客人了，要不就有信。”
过了一会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久前才修好的门铃响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从门帝后面出来，赶快到前厅去开门。从门口说话的声音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出客人是西玛的姐姐格拉菲拉·谢韦里诺夫娜。
“您接妹妹来啦？”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问道。“西姆什卡在我们这儿。”
“不是，不是来接她。当然，要是她想回家，我们就一起回去。我完全是为了别的事情。有您朋友的一封信。他得谢谢我在邮局当过差。这封信经过很多人的手才转到我手里。从莫斯科来的。走了五个月。找不到收信人。可我知道他是谁。他在我那儿理过发。”
信很长，有好几张信纸，已经揉皱，弄污，信封拆开，磨烂了。这是东尼姐来的信。医生弄不明白，信怎么会到他手里，也没注意到拉拉如何把信交给他。医生开始读信的时候还意识到他在哪座城市，在谁家里，但读下去之后渐渐失去了这种意识。西玛从里屋出来，向他问好，告别，他都机械而有礼貌地回答，但并未注意到她。她的离去已从他的意识中消失。他渐渐已完全忘了他在哪里，也忘了他周围的一切。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写道：
尤拉，你知道咱们有个女儿了吗？给她取的教名叫玛莎，以表示对去世的妈妈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纪念。
现在谈另外一件事。立宪民主党和右翼社会党人中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教授梅利古诺夫、基泽维杰尔、库斯科瓦以及其他人，其中包括伯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还有我和爸爸也作为他的家庭成员，正在被赶出俄国。
这真是不幸，特别是你不在我们身旁。但只得服从，并且还要感谢上帝在这种可怕的时代只对我们采取了这样温和的驱逐方式，因为我们的遭遇还可能坏得多。如果你出现了，也在这里，你会跟我们一起走的。可你现在在哪儿？我把这封信寄到赛季波娃的地址。如果她能遇到你，会把信转交给你的。我不知道伯父的事是否也会使你受到牵连，因为你是我们的家庭成员嘛。以后，如果肯定使你受到牵连的话，你也出现了，不知能否允许你出国，这使我非常痛苦。我相信你活着，并且一定会出现。这是我的爱心告诉我的，而我相信这个声音。也许你出现的时候，俄国的生活环境变得温和了，你能够弄到一张单独出国的护照，我们又能在一个地方相聚了。但我写到这儿的时候并不相信这种幸福能够实现。
全部的不幸在于我爱你可你并不爱我。我竭力寻找这种论断的意义，解释它，为它辩解，自我反省，把我们整个的共同生活以及对自己的了解都逐一回忆了一遍，但仍找不到起因，回想不起我做了什么才招来这样的不幸。你好像错误地用不怀好意的眼光看待我，你曲解了我，就像从哈哈镜里看我一样。
可我爱你呀，唉，但愿你能想象出我是多么爱你！我爱你身上一切与众不同的东西，讨人喜欢的和不讨人喜欢的，你身上所有平凡的地方，在它们不平凡的结合中可贵的地方，由于内在的美而显得高尚的面容，如果没有这种内涵可能显得并不好看，你的才华和智慧，仿佛代替了你所完全缺乏的意志。所有这些对我都非常珍贵，我不知道还有比你更好的人了。
可你听着，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吗？即便你对我不这样珍贵，即便我爱你还没爱到这种程度，我的冷漠的可悲的事实还没显露出来，我仍然认为我爱你。不爱是一种叫人多么难堪的无情的惩罚啊！仅仅出于对这一点的恐惧，我就不可能承认我不爱你。不论是我还是你，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一点。我自己的。心会向我隐瞒，因为不爱有如谋杀，我决不会给任何人这种打击。
尽管一切都没最后决定，但我们可能到巴黎去。我将要到你小时候到过和爸爸、伯伯受过教育的遥远的异乡去。爸爸向你致意。舒拉长高了，并不漂亮，但已经是个结实的大孩子了，提起你时总要难过，非常伤心地哭泣。我不能再写了，心都要哭碎了。好啦，再见啦。让我给你画个十字，为了我们无休止的分离，为了各种考验和茫然的相见，为了你将走过的十分漫长的黑暗道路。我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责备你，决不怪你，照你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吧，只要你自己满意就行了。
在离开这个可怕的、决定我们命运的乌拉尔前夕，我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已经相当了解。谢谢她，在我困难的时候她一直守在我身边，帮我度过生产期。我应当真诚地承认，她是个好人，但我不想说昧心话，她和我是完全相反的人。我诞生于人世就是为了使生活变得单纯并寻找正确的出路，而她却要使它变得复杂，把人引入歧途。
再见啦，该结束了。他们已经采取信，也该整理行装了。嗅，尤拉，尤拉，亲爱的，我亲爱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再相见了。所以我写下了这些话，你能明白其中的含意吗？你能明白吗？他们催我了，这就像发出了拖我上刑场的信号。尤拉！尤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信上抬起茫然的、没有眼泪的眼睛。他什么也看不见，悲痛灼干了泪水，痛苦使他眼睛失神。他看不见周围的一切，什么都意识不到了。
窗外雪花飞舞。风把雪向一边刮，越刮越快，刮起的雪越来越多，仿佛以此追回失去的时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望着眼前的窗户，仿佛窗外下的不是雪，而是继续阅读东尼姬的信，在他眼前飞舞过的不是晶莹的雪花，而是白信纸上小黑字母当中的小间隔，白间隔，无穷无尽的白间隔。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双手抓住自己的胸膛。他觉得要跌倒。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沙发跟前，昏倒在沙发上。
重返瓦雷金诺冬天来到了。大雪纷飞。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医院回到家。
“科马罗夫斯基来了。”拉拉出来迎接他的时候压低嘶哑的声音说。他们站在前厅里。她神色惊慌，仿佛挨了一闷g。
“他上什么地方去？找谁？在咱们这儿？”
“不，当然木在咱们这儿。他早上来过，晚上还想来。他很快就回来。他有事要跟你谈。”
“他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他说的话我没完全听明白。他好像说经过这儿到远东去，特意拐了个弯儿到尤里亚金来看咱们。主要是为了你和帕沙。他谈了半天你们两个的事。他一再让我相信，咱们三个人，你、帕沙和我，处境极端危险，只有他能救咱们，但咱们要照他的话办。”
“我出去。我不想见他。”
拉拉大哭起来，想跪倒在医生脚下，抱住他的腿，把头贴在腿上，但他没让她那样做，制止住了她。
“我求求你为我留下。我不论从哪方面都不怕同他单独在一起。可这太让人难以忍受了。别让我单独同他会面吧。此外，这个人有阅历，办法多，也许真能给咱们出点主意。你讨厌他是很自然的。我请你克制自己，别走。”
“你怎么啦，我的天使？安静点。你干什么呀？别跪下，起来，高兴点。解除缠在你身上的魔力。他让你一辈子担惊受怕。我陪着你。如果有必要，如果你命令我的话，我就杀死他。”
半小时后夜幕降临了。天完全黑了。半年前地板上的窟窿都已堵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注意新出现的窟窿，把它们及时堵死。他们还养了一只长毛大猫，这只猫一动不动，神秘地凝视着周围的一切。老鼠并没离开屋子，但小心多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把配给的黑面包切成薄片，桌上放了一盘煮熟的土豆，等待科马罗夫斯基的到来。他们准备在旧主人的餐厅里接待客人，这个餐厅现在还当餐厅使用。餐厅里摆着几张大柞木餐桌，还有一个作木制做的策重的大黑酒柜。桌上放着一盏用药瓶罩着的蓖麻油灯，灯捻露在外面——这是医生平时携带的灯。
科马罗夫斯基从十二月的黑夜中走进来，身上落满了雪。雪片从他的皮大衣、帽子上落下来，落了一层，在地板上融化成一块水洼。科马罗夫斯基先前不留胡子，现在却留起胡子来。他的胡子上沾满了雪，像小丑演出时戴的假胡子。他穿了一套保护得很好的西服，条纹裤子熨得笔挺。他在同主人打招呼之前，先用小梳子梳了半天压皱打湿的头发，并用手绢把胡子擦干理手，然后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默默地同时伸出两只手，左手伸给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右手伸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
“可以认为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我同您的父亲很熟嘛，这您大概也知道。他死在我的怀里。我一直在端详您，想找出您像他的地方。不，看来您不像父亲。他是个胸襟豁达的人，好冲动，做事麻利。从外表上来看，您更像母亲。她是个温柔的女人，幻想家。”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您有话要对我说，要我来听听。她说您有事找我。我只好答应了她的请求。咱们的谈话是迫不得已的。我本人并无结识您的愿望，并不认为咱们是熟人。因此，请快说正题吧。您有何贵干？”
“你们好，亲爱的朋友们。一切的一切我都感觉到了，我全都明白。请原谅我斗胆说一句，你们俩太合适了。最和谐的一对儿。”
“我得打断您的话。请不要管与您不相干的事。我们并没乞求您的同情。您太放肆了。”
“您不要马上就发火嘛，年轻人。不，您还是像父亲，也是个爱冲动的人。好吧，如果您允许的话，我祝贺你们，我的孩子们。然而遗憾的是，不是我说你们是孩子，而是你们的确是孩子，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考虑。我在这儿只呆了两天，知道了你们的很多事，你们自己万万料想不到。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正在悬崖的边缘上。如果不预防危险，你们自由自在的日子，也许你们活着的日子，已经没有几天了。
“世上存在着某种共产主义方式。很少有人符合这种标准。可任何人也不像您这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如此明显地违背这种生活和思想方式。我不明白您平吗要惹是生非。您成了这个世界的活嘲弄，对它的一种侮辱。这要是您的秘密也好。但这里有从莫斯科来的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对您了解得一清二楚。你们俩很不合当地法律仆人的心意。安季波夫同志和季韦尔辛同志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和您恨得咬牙切齿。
“您是男人，您是自由的哥萨克，或者像这儿怎么说的。如果您任性胡来，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这是您神圣的权利。可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是个有牵挂的人。她是母亲。她掌握着孩子的生命，孩子的命运。她不应当异想天开，想入非非。
“我白白劝说她一个上午，劝她正视当前的情况。她根本不听我的话。请您运用您的威望影响影响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她没有权利拿卡坚卡的生命当儿戏，不应该不重视我的意见。”
“我一生中从未劝说过谁，也没强迫过谁，特别是亲近的人。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听不听您的劝告那是她的自由。这是她的事。此外，我根本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您所谓的您的意见我并不清楚。”
“真的，您越来越让我想起您的父亲，同样地固执己见。好吧，咱们谈主要的吧。这是个相当复杂的话题，您要有足够的耐心。请您听的时候别打断我。
“上面正策划大的变动。木，木，我的消息来源极为可靠，您可以不用怀疑。我所指的是向更为民主的轨道过渡，对一般法律制度的让步，这是最近就要实行的事。
“但正因为如此，必须废除的惩罚机构在它快要完蛋的时候必将更为猖獗，更急不可待地清算部分旧账。除掉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成为当务之急。您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我决不开玩笑，我亲眼看到的，您可以相信我。想想您如何逃脱吧，不然就晚了。
“但这些话不过是开场白。现在我要说到正题了。太平洋的滨海地区忠于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和被解散的立宪会议的政治力量正在集结。国家杜马成员，社会活动家，先前地方自治分子中的著名人物，生意人，工业家，都向那里聚集。白军的将军也把自己的残余军队集中到那里。
“苏维埃政权对远东共和国的出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它的边界地区组织这样一个政府对它有益，成为红色西伯利亚和外部世界的一个缓冲国。共和国将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一大半席位留给了共产党员，以便借助他们的势力在机会成熟的时候发动政变，攫取共和国。这种打算相当明显，但问题在于如何利用剩下的这点时间。
“革命前我曾在海参鼓替阿尔哈罗夫兄弟、梅尔库洛夫家族和其他几家商号和银行当过律师。那里的人知道我。政府正在组成，一半秘密、一半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默许。他们的密使给我送来一份邀请书，邀请我担任远东共和国政府的司法部长。我答应了，现在就到那里去上任。所有这一切，我刚才已说过，苏维埃政权都知道，并得到它的默许，但并不很公开，所以你们也不要声张。
“我能把您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带走。从那里您很容易走海路去找自己的家人。您当然知道他们已被驱逐出境了。整个莫斯科都在议论这件轰动一时的事。我答应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搭救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我作为莫斯科所承认的独立政府的成员，可以在东西伯利亚找到斯特列利尼科夫，并协助他进入我们的自治领域。如果他无法逃脱，我便建议用他来交换莫斯科中央政权极为关注的某个被联军扣押的人。”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费劲地理解他们的谈话内容，其中的意思常常从她耳边滑过。但科马罗夫斯基最后谈到斯特列利尼
第 23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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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这一切决不会不付出代价。你大概比我记得清楚，一切是如何一下子开始崩溃的。列车的运行、城市的粮食供应、家庭生活方式的基础以及意识的道德准则如何崩溃于一旦。”
“说下去。我知道你下面要说什么了。你分析得多么透彻啊！听你说话多么快活！”
“那时谎言降临到俄国土地上。主要的灾难，未来罪恶的根源，是丧失了对个人见解价值的信念。人们想象，听从道德感觉启示的时候过去了，现在应当随声附和，按照那些陌生的、强加给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兴起了辞藻的统治，先是君主的，后是革命的。
“这是一种笼罩一切、到处感染的社会迷误。一切都置于它的影响之下。我们的家也无法抵挡它的危害。家庭中的某种东西动摇了。在一直充满我们家庭的自然欢快气氛中，渗入了荒谬的宣言成分，甚至渗入我们的谈话中，还有那种对于非谈不可的世界性话题不得不放意卖弄聪明的风气。像帕沙那样感觉敏锐、严于律己的人，像他那样准确无误地区别本质与假象的人，怎能注意不到这种隐蔽的虚伪呢？
“这时他犯了一个命中注定的错误。他把时代的风气和社会的灾祸当成家庭现象。他把不自然的语气，把我们议论时生硬的官腔归咎于自己，归咎于他是干面包，庸才，套子里的人。你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这些琐事竟对我们的共同生活产生影响。你简直难以想象，这件事多么重要，帕沙出于这种幼稚干了多少蠢事。
“他去打仗，可谁也没要求他去。他这样做是为了把我们从他想象出来的压抑中解脱出来。他的疯狂就是由此而开始的。一种少年的、毫无根据的自尊心促使他对生活当中谁也不会见怪的事恼火了。他开始对事件的进程恼火，对历史恼火。于是他同历史呕气。他至今还在同它算账。这便是他那些疯狂行为带有挑衅色彩的原因。由于这种愚蠢的自负，他必死无疑。唉，要是我能挽救他就好了！”
“你爱他爱得多么真挚，多么强烈！爱吧，爱他吧。我不嫉妒你对他的感情，我不妨碍你！”
夏天不知不觉来到并过去了。医生恢复了健康。他打定主意去莫斯科，暂时在三个地方工作。飞涨的物价迫使他想尽一切办法多干几份差事。
医生天一亮就起床，出门来到商人街，沿商人街往下走，经过巨人电影院到先前乌拉尔哥萨克军团印刷所，这所印刷所现在已改为红色排字工印刷所。在市杜马的拐角，管理局的门上他看见挂着一块“索赔局”的木牌子。他穿过广场，转入小布扬诺夫卡街。经过斯捷贡工厂，他穿过医院的后院走进陆军医院门诊所。这是他主要的职务。
他所经过的一半路被从院子里伸向街道上空的树枝的浓荫所覆盖，经过的木房子大多数都是奇形怪状的，屋顶陡峭，方格栅栏，门上饰着花纹，护窗板上镶着饰框。
门诊所隔壁，在女商人戈列格利亚多娃先前的花园里，有一座与一般建筑沙然不同的、具有古俄罗斯风格的木高的房子。房子外面砌了一层棱形着釉的瓷砖。从对面看，各个边角都是锥形体，很像古代莫斯科大贵族的邮宅。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每十天都要到旧米阿斯克街利相吉家先前的住宅去，参加设在那里的尤里亚金州卫生局的会议。
在相反的一端，离陆军医院很远的地方，有一所安菲姆的父亲，叶菲姆·桑杰维亚托夫，为了悼念亡妻所捐献的房子，他妻子生了安菲姆后死于难产。在这所房子里，桑杰维亚托夫开办了一所妇产科学校，现在改为以罗莎·卢森堡命名的外科医生速成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给他们上普通病理学和几门选修课。
他办完了所有的公务，回到家里已经是夜里了，又累又饿，总碰到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忙得不可开交，不是在炉灶前便是在洗衣盆前。她家常打扮，头发乱蓬蓬，袖口卷起来，下摆掖在腰里，她身上那股使人屏住呼吸的强健的魅力几乎吓坏了他，即使他突然看见她要去参加舞会，穿着使身材变高了的高跟鞋、大开领的连衣裙和引起轰动的宽裙子，他也不会如此着迷。
她做饭或者洗衣服，然后用洗过衣服的肥皂水擦地板。或者平心静气，不急不躁地缝补自己的、他的和卡坚卡的内衣。或者，做完饭、洗过衣服和打扫完房间之后，教卡坚卡读书认字。或者专心阅读教材，进行自身的政治再教育，以便重新回到新改造过的学校当教师。
这个女人和小姑娘对他越亲近，他越不敢把她们当成一家人，他对亲人的责任感和他的不忠实所带来的痛苦对他的思想也禁烟得越严厉。在他这种克制中没有任何侮辱拉拉和卡坚卡的成分。相反，这种非家庭的感情方式包含着全部的敬意，排除了放肆和押呢。
但这种双重人格永远折磨他，伤他的心，不过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习惯了这种双重人格，就像他能够习惯尚未长好并经常裂开的伤口一样。
这样过了两三个月。十月的一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你知道吗，看来我好像该辞职了。老一套又来了。开始的时候好得不得了。‘我们永远欢迎诚实的劳动，特别欢迎新观点’等等。怎么能木欢迎呢。欢迎欢迎。工作呀，奋斗呀，寻求呀！
“实际上，原来他们所指的新观点无非是他们的假象，颂扬革命和当局那套陈词滥调。这太乏味了，令人厌恶。我不擅长干这种事。
“也许真是他们对。我当然不同他们站在一起。但我很难容忍这种看法：他们是英雄，是光明磊落的人，而我是渺小的人，拥护黑暗和奴役的人。你听说过尼古拉·韦杰尼亚平这个名字吗？”
“当然听说过。认识你之前就听说过，后来你还经常提起他。西拉菲玛·通采娃也时常提到他。她是他的追随者。但他的书，说来惭愧，我没读过。我不喜欢纯哲学著作。照我看，哲学不过是对艺术和生活加上的少量佐料而已。专攻它就像光吃姜一样古怪。算了，对不起，我用蠢话岔开了你的话。”
“不，恰恰相反。我同意你的观点。这同我的思维方式非常接近。好啦，再说我舅舅吧。也许我真受到了他的影响的毒害。可他们异口同声喊道：天才的诊断医师，天才的诊断医师。不错，我很少误诊。可这正是他们所仇视的直觉力，仿佛这是我的罪过，一下子便能获得完整的认识。
“我对保护色的问题入了迷，也就是一种机体外表适应环境颜色的能力。在对颜色的适应中隐藏着从内向外的奇妙过渡。
“我在讲义中大胆地触及了这个问题。立刻有人喊道：”唯心主义，神秘论。歌德的自然哲学，新谢林主义。‘“该离开了。我自己请求辞掉州卫生局和速成班的职务，但还尽量留在医院里，直到他们把我赶走。我不想吓唬你，但我有时有一种感觉，不是今天便是明天，他们就会把我抓起来。”
“上帝保佑，尤罗奇卡。幸好到这一步还远着呢。但你说得对。谨慎些总不是坏事。就我所见到的，这种年轻政权的每一次确立都要经历几个阶段。开始时是理智的胜利，批判的精神，同偏见进行斗争。
“以后进入第二个阶段。‘混入革命分子’的黑暗势力占据上风。怀疑、告密、y谋和仇恨增长。你说得对，我们正处在第二阶段的开端。
“眼前就有个例子。两名工人出身的老政治犯季韦尔辛和安季波夫从霍达斯克调到这儿的革命法庭委员会里来。
“他们两人都非常了解我，其中的一个是我丈夫的父亲，我的公公。但他们一调来，不久前，我就开始为自己和卡坚卡的生命担忧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安季波夫向来不喜欢我。说不定有一天他们会为了最崇高的革命正义而把我同帕沙一块消灭掉。”
这次谈话很快就有了下文。这时，小布扬诺夫卡四十八号、门诊所旁边的格列格利亚多娃寡妇家夜间被搜查了。在寡妇家里搜出了武器库，揭发出一个反革命组织。城里很多人被捕了，搜捕仍在继续。人们交头接耳说，一部分被怀疑的人已经逃到河对岸去了。还有人发表了这样的议论：“可这能帮他们多大的忙？河跟河不一样。想必河多得很。海兰泡边上的黑龙江就是一条河，岸这边是苏维埃政权，岸那边是中国。跳进河里游过去，再见啦，一去无音信。那才算是河呢。这是另一码事儿。”
“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拉拉说，“咱们的安全时期过去了。我们，你和我，必然遭到逮捕。那时卡坚卡怎么办？我是母亲。我应当防止不幸发生，想出个办法来。对这一点我必须做好打算。一想到这儿，我便失去理智。”
“让咱们一块儿想想办法，能想出什么解救办法。我们是否有力量防止这次打击？这是命中注定的事啊。”
“无法逃脱，也无处可逃。但可以躲到隐蔽的地方，退居次要地位。比如上瓦雷金诺去。我仔细考虑过瓦雷金诺的房子。那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那里一切都荒芜了。我们在那儿不碍任何人的眼，不像在这儿。冬天快到了。我愿意上那儿过冬。在他们到我们那儿之前，我们又赢得一年的生命，这可是个胜利。桑杰维亚托夫可以帮助我们同市里联系，也许他同意接待咱们。啊？你说呢？木错，那儿现在一个人也没有，可怕，荒凉。至少我三月份在那儿的时候是那样。听说有狼。可怕。可人呢，特别是像安季波夫和季韦尔辛那样的人，现在比狼更可怕。”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才好。可你自己一直往莫斯科赶我，说服我赶快动身，不要拖延。现在容易走了。我到车站打听过。看来不管投机倒把的人了。不能把所有黄鱼都赶下火车。枪毙人枪毙累了，枪毙的人也就少了。
“我寄到莫斯科的信都没有回音，这使我很不安。得想办法上那儿去一趟，弄清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你一再这样对我说。现在又怎样理解你所说的上瓦雷金诺去的话？难道没有我，你一个人能到那荒野的地方去？”
“不，没有你当然不可能去。”
“可你自己又让我上莫斯科？”
“是的，必须如此。”
“你听我说。你知道吗，我有一个绝妙的计划。咱们一起上莫斯科。你带着卡坚卡跟我一块儿走。”
“上莫斯科？你疯啦。干什么去？不，我必须留下。我必须在附近某个地方准备好。这里决定帕沙的命运。我必须等待结果，以便需要的时候呆在他身边。”
“那咱们想想卡坚卡该怎么办吧。”
“西姆什卡，就是西玛·通采娃，时常上我这儿来。前两天我同你谈起过她。”
“是谈过。我在你这儿时常见到她。”
“你让我感到惊奇。男人的眼睛上哪儿去了。我要是你准会爱上她。多有勉力！多漂亮！个头，身材，头脑。读过很多书，心眼好，有主见。”
“我从游击队逃到这儿的那天，她姐姐，女裁缝格拉菲拉，给我理过发。”
“我知道。姐妹们都跟大姐叶夫多基娘，一个图书馆管理员，住在一起。一个诚实的劳动家庭。我想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咱们俩都被抓起来，请她们收养卡坚卡。我还没决定。”
“这确实是最坏的打算。上帝保佑，还远不亚于糟到这一步。”
“听说西玛有点那个，情绪不正常。确实不能把她当成完全正常的女人。但这是因为她的思想深刻新奇。她的学识确实罕见，但不是知识分子那种，而是民间的那种。你同她的观点极端相似。把卡佳交给她教育我完全放心。”
他又到车站去了一趟，还是空手而归。什么都没走下来。他和拉拉前途未卜。天气寒冷y沉，就像下头场雪的前夕。十字街头的上空，那儿的天空比拉长了的街道上的天空更辽阔，显出一派冬天的景色。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回到家的时候，遇见拉拉的客人西姆什卡。她们俩在谈话，不过倒像客人在给主人上课。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想打搅她们。除此之外，他还想一个人呆一会儿。女人们在隔壁的房间里说话。通往她们那个房间的门半开着。门框上挂着的门帘一直垂到地板，隔着门帘，她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听得很清楚。
“我缝点东西，您可别在意，西姆什卡。我聚精会神地听你说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听过历史课和哲学课。您的思想体系很合我的心意。此外，听您说话我心里痛快得多。老是c不完的心事，我们最近这几夜都没睡好。作为卡坚卡的母亲，一旦我们遭殃的话，我有责任使她免遭危险。应当清醒地想想如何安置她。但我在这点上并不擅长。承认这一点使我很悲伤。我悲伤是因为疲倦和缺少睡眠。您的话使我心情平静。此外马上就要下雪了。在下雪的时候听聪明的长篇议论是一种享受。在下雪的时候如果向窗户斜视一眼，真的，仿佛有谁穿过院子向门前走来？您开始吧，西姆什卡，我听着呢。”
“上次我们讲到哪儿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没听见拉拉回答了什么。他开始注意听西玛说话：“可以使用时代、文化这类字眼。但人们对它们的含意理解得太不相同。由于它们含意的混乱，咱们避免使用这类字眼，把它们换成别的词吧。
“我想说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上帝和工作。人类精神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分解成各别的活动。这些活动是由多少代人实现的，一个接着一个实现的。埃及是这种活动，希腊是这种活动，《圣经》中先知的神学是这种活动。从时间上来说，这种最后的活动，暂时任何别的行动都无法代替，当代全部灵感所进行的活动是基督教。
“为了让您感到完全新鲜，出乎意外，不像自己所熟悉并习以为常的那样，而是更简单明了、更直接地向您介绍它所带来的、新的、前所未有的教益，我想同您一起分析几段经文，极少的几段，并且是节略。
“大多数的颂歌都把《们日约》和《新约》中的概念并列地结合在一起。把〈们日约件的概念，如烧不成灰烬的荆棘、以色列人出埃及、火窑里的少年、鲸鱼腹中的约拿等等，同《新约》中圣母受胎和耶稣复活等概念加以对比。
“在这种经常的并列中，〈们日约》陈旧和《新约》新颖显得极其明显。
“在很多诗篇中，把马利亚的贞洁的母性同犹太人过红海相对比。比如，在诗篇《红海就像处女新娘》中说道：”红海在以色列人通过后无法穿过，就像童贞女怀孕生下基督一样不朽。‘那就是说以色列人过后海水又无法通过，童贞女生了主后仍是贞洁的，这是把两件什么性质的事并列在一起呢？两件事都是超自然的，两件事同样被认为是奇迹。各个时代，远古的原始时代和新的罗马以后时代，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的时代，怎样看待这种奇迹呢？
“在一个奇迹中，按照人民领袖、教祖摩西的命令，他的神杖一挥动，海水便分开了，放过整个民族，数不清的、由几万人组成的人流，但等最后一个以色列人过去后，海水又汇合在一起，淹没了追赶他们的埃及人。这幅古代的情景服从耶和华声音的自然力，像罗马军队行进时浩浩荡荡拥挤的人群，人民和领袖，看得到和听得见的事物，令人震惊的事物。
“在另一个奇迹中，少女是平常的人，古代世界对她毫不留意，但她悄悄地、隐秘地给婴儿以生命，在世界上产生生命，生命的奇迹，一切的生命，‘无所不在的生命’，后来都这样称呼奇迹。不仅从书呆子观点看她的非婚生育是非法的。它们还违反自然规律。少女生育并非由于必然，而是由于奇迹，凭借灵感。《圣经冲所说的这种灵感把特殊同普遍对立起来，假日同非假日对立起来，想建立一种背离任何强制的生活。
“具有何等重大意义的转变啊！从古代的观点来看是微不足道的人的私生活，何以在上苍看来竟与整个民族的迁移具有同等意义呢？因为要用上苍的眼睛并在上苍面前评价一切，而这一切都是在唯一的圣框中完成的。
“世界有所进展。罗马统治结束了，数量的权力结束了，以武器确定全体人口、全体居民生活的义务废弃了。领袖和民族已成过去。
“取而代之的是个性和对自由的宣传。个别人的生活成了上帝的纪事，充满宇宙的空间。像报喜节的赞美歌中所说的那样，亚当想当上帝，但他想错了，没当上，可现在上帝变成人，以便把亚当变成上帝（‘上帝成了人，上帝同亚当便相差无几了’）。”
西马继续说下去：“关于这个话题，我还有话要对你说，不过暂时先岔开一下。在关心劳动人民、保护母亲和同财迷政权斗争上，我们的革命时代是未曾有过的、永志不忘的时代，并具有永恒的成果。至于说到对生活的理解，现在向人们灌输的幸福哲学，简直难以相信，这是严肃地解释荒谬可笑的历史残余。如果这些歌颂领袖和人民的朗诵真能让我们回到《旧约》中所提到的畜牧部族和族长时代的话，如果它们真能使生活倒退，让历史倒转几千年的话。值得庆幸的是这是做不到的。
“再谈几句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这不是出自福音书中的故事，而是出自受难周的祈祷文，在大斋期的星期二或星期三。这些我不说您当然也清楚，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我不过想提醒您一下，决不想教训您。
“在斯拉夫语系里，您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情欲这个词首先表示痛苦，上帝的情欲意味着上帝自愿受苦。此外，后来这个词在俄语中用来表示恶习和色欲。‘我的灵魂变成情欲的奴隶，我成了畜生。’‘我们已被逐出天堂，让我们克制情欲以求重返天堂。’等等。也许我的道德极其败坏，但我不喜欢斋戒前这段束缚r欲和禁绝r欲的祈祷文。我总觉得这些粗俗的、平淡的祈祷文，缺乏其他经文所具有的诗意，出自大腹便便、满脸发光的教士手笔。问题倒不在于他们自己不遵守戒律并欺骗别人。就算他们生活得问心无愧吧。问题木在他们身上，而在这几段经文的内容里。这种悲痛赋予人体的虚弱以过分的意义，不管它是营养良好还是极度疲惫。这是很讨厌的。这儿把某种肮脏的、无关紧要的次要东西抬到它所不应有的、并不属于它的高度。对不起，我离题太远了。我现在就为自己的拉杂而酬劳您。
“使我一直很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就在复活节的前一天，在临近耶稣的死和他复活的时候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而在同生命告别之际以及在生命复返的前夕提到什么是生命，却是非常适时的。现在您听着，《圣经》中提到这一点时是多么真诚坦率啊。
“不错，这是抹大拉的马利亚，或是埃及的马利亚，或是另一个马利亚，一直有争论。不论如何，她乞求主道：”请解脱我的责任，像解开我的头发一样。‘意思是说：“宽恕我的罪孽，就像我散开头发一样。’渴望宽恕和忏悔表达得多么具体！手都可以触到。
“在同一天的另一首祭祷歌中，有一段相近的祈祷文，更加详尽，确切无疑指的是抹大拉的马利亚。
“这里她极为坦率地哀痛过去，哀痛先前每夜根深蒂固的！日习煽起的性欲。‘因为黑夜勾起我无法克制的性欲，昏暗无月光便是罪恶的话语。’她乞求耶稣接受她忏悔的眼泪，倾听她内心的叹息，以便她能用头发擦干他最洁净的脚，天堂中被惊呆和受到羞辱的夏娃便躲藏在她用头发擦脚的声音中。‘让我吻你最洁净的脚，用眼泪洗它们，用头发把它们擦干，夏娃在天堂中被惊呆和受到羞辱的时候便躲藏在头发擦脚的声音中。’突然，在头发后面迸出一句祈祷词：”我的罪孽深重，你的命运何其坎坷，又有谁能查清？‘上帝和生命之间，上帝和个人之间，上帝和女人之间，多么接近，多么平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车站回来已经筋疲力尽了，这是他每工作十天之后的一次休假日。这一天，他通常都要补足十天没睡够的觉。他靠在沙发上，有时半躺着，把身子完全伸直。尽管他听西玛说话时一阵阵犯困，但她的见解仍令他感到愉快。“当然，她这一套话都是从科利亚舅舅那儿听来的。”他想道，“可这个女人多么有才华，多么聪明啊！”
他从沙发上跳起来走到窗口。窗户对着院子，就像在隔壁的房间里一样，拉拉和西姆什卡正在那儿低声说话，他已经听不清她们说什么了。
天气变坏了。院子里黑了下来。两只喜鹊飞进院子里，在院子上空盘旋，想找个地方栖息。风刮起它们的羽毛，把羽毛吹得蓬松起来。喜鹊在垃圾箱盖上落了一下，飞过栅栏，落在地上，在院子里踱起步来。
“喜鹊一来就快下雪了。”医生想道。这时他听见门帘后面西玛对拉拉说：“喜鹊一到就有消息了。您要有客人了，要不就有信。”
过了一会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久前才修好的门铃响了。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从门帝后面出来，赶快到前厅去开门。从门口说话的声音中，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听出客人是西玛的姐姐格拉菲拉·谢韦里诺夫娜。
“您接妹妹来啦？”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问道。“西姆什卡在我们这儿。”
“不是，不是来接她。当然，要是她想回家，我们就一起回去。我完全是为了别的事情。有您朋友的一封信。他得谢谢我在邮局当过差。这封信经过很多人的手才转到我手里。从莫斯科来的。走了五个月。找不到收信人。可我知道他是谁。他在我那儿理过发。”
信很长，有好几张信纸，已经揉皱，弄污，信封拆开，磨烂了。这是东尼姐来的信。医生弄不明白，信怎么会到他手里，也没注意到拉拉如何把信交给他。医生开始读信的时候还意识到他在哪座城市，在谁家里，但读下去之后渐渐失去了这种意识。西玛从里屋出来，向他问好，告别，他都机械而有礼貌地回答，但并未注意到她。她的离去已从他的意识中消失。他渐渐已完全忘了他在哪里，也忘了他周围的一切。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写道：
尤拉，你知道咱们有个女儿了吗？给她取的教名叫玛莎，以表示对去世的妈妈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纪念。
现在谈另外一件事。立宪民主党和右翼社会党人中的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教授梅利古诺夫、基泽维杰尔、库斯科瓦以及其他人，其中包括伯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还有我和爸爸也作为他的家庭成员，正在被赶出俄国。
这真是不幸，特别是你不在我们身旁。但只得服从，并且还要感谢上帝在这种可怕的时代只对我们采取了这样温和的驱逐方式，因为我们的遭遇还可能坏得多。如果你出现了，也在这里，你会跟我们一起走的。可你现在在哪儿？我把这封信寄到赛季波娃的地址。如果她能遇到你，会把信转交给你的。我不知道伯父的事是否也会使你受到牵连，因为你是我们的家庭成员嘛。以后，如果肯定使你受到牵连的话，你也出现了，不知能否允许你出国，这使我非常痛苦。我相信你活着，并且一定会出现。这是我的爱心告诉我的，而我相信这个声音。也许你出现的时候，俄国的生活环境变得温和了，你能够弄到一张单独出国的护照，我们又能在一个地方相聚了。但我写到这儿的时候并不相信这种幸福能够实现。
全部的不幸在于我爱你可你并不爱我。我竭力寻找这种论断的意义，解释它，为它辩解，自我反省，把我们整个的共同生活以及对自己的了解都逐一回忆了一遍，但仍找不到起因，回想不起我做了什么才招来这样的不幸。你好像错误地用不怀好意的眼光看待我，你曲解了我，就像从哈哈镜里看我一样。
可我爱你呀，唉，但愿你能想象出我是多么爱你！我爱你身上一切与众不同的东西，讨人喜欢的和不讨人喜欢的，你身上所有平凡的地方，在它们不平凡的结合中可贵的地方，由于内在的美而显得高尚的面容，如果没有这种内涵可能显得并不好看，你的才华和智慧，仿佛代替了你所完全缺乏的意志。所有这些对我都非常珍贵，我不知道还有比你更好的人了。
可你听着，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吗？即便你对我不这样珍贵，即便我爱你还没爱到这种程度，我的冷漠的可悲的事实还没显露出来，我仍然认为我爱你。不爱是一种叫人多么难堪的无情的惩罚啊！仅仅出于对这一点的恐惧，我就不可能承认我不爱你。不论是我还是你，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一点。我自己的。心会向我隐瞒，因为不爱有如谋杀，我决不会给任何人这种打击。
尽管一切都没最后决定，但我们可能到巴黎去。我将要到你小时候到过和爸爸、伯伯受过教育的遥远的异乡去。爸爸向你致意。舒拉长高了，并不漂亮，但已经是个结实的大孩子了，提起你时总要难过，非常伤心地哭泣。我不能再写了，心都要哭碎了。好啦，再见啦。让我给你画个十字，为了我们无休止的分离，为了各种考验和茫然的相见，为了你将走过的十分漫长的黑暗道路。我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责备你，决不怪你，照你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吧，只要你自己满意就行了。
在离开这个可怕的、决定我们命运的乌拉尔前夕，我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已经相当了解。谢谢她，在我困难的时候她一直守在我身边，帮我度过生产期。我应当真诚地承认，她是个好人，但我不想说昧心话，她和我是完全相反的人。我诞生于人世就是为了使生活变得单纯并寻找正确的出路，而她却要使它变得复杂，把人引入歧途。
再见啦，该结束了。他们已经采取信，也该整理行装了。嗅，尤拉，尤拉，亲爱的，我亲爱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永远、永远不会再相见了。所以我写下了这些话，你能明白其中的含意吗？你能明白吗？他们催我了，这就像发出了拖我上刑场的信号。尤拉！尤拉！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信上抬起茫然的、没有眼泪的眼睛。他什么也看不见，悲痛灼干了泪水，痛苦使他眼睛失神。他看不见周围的一切，什么都意识不到了。
窗外雪花飞舞。风把雪向一边刮，越刮越快，刮起的雪越来越多，仿佛以此追回失去的时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望着眼前的窗户，仿佛窗外下的不是雪，而是继续阅读东尼姬的信，在他眼前飞舞过的不是晶莹的雪花，而是白信纸上小黑字母当中的小间隔，白间隔，无穷无尽的白间隔。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双手抓住自己的胸膛。他觉得要跌倒。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沙发跟前，昏倒在沙发上。
重返瓦雷金诺冬天来到了。大雪纷飞。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医院回到家。
“科马罗夫斯基来了。”拉拉出来迎接他的时候压低嘶哑的声音说。他们站在前厅里。她神色惊慌，仿佛挨了一闷g。
“他上什么地方去？找谁？在咱们这儿？”
“不，当然木在咱们这儿。他早上来过，晚上还想来。他很快就回来。他有事要跟你谈。”
“他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他说的话我没完全听明白。他好像说经过这儿到远东去，特意拐了个弯儿到尤里亚金来看咱们。主要是为了你和帕沙。他谈了半天你们两个的事。他一再让我相信，咱们三个人，你、帕沙和我，处境极端危险，只有他能救咱们，但咱们要照他的话办。”
“我出去。我不想见他。”
拉拉大哭起来，想跪倒在医生脚下，抱住他的腿，把头贴在腿上，但他没让她那样做，制止住了她。
“我求求你为我留下。我不论从哪方面都不怕同他单独在一起。可这太让人难以忍受了。别让我单独同他会面吧。此外，这个人有阅历，办法多，也许真能给咱们出点主意。你讨厌他是很自然的。我请你克制自己，别走。”
“你怎么啦，我的天使？安静点。你干什么呀？别跪下，起来，高兴点。解除缠在你身上的魔力。他让你一辈子担惊受怕。我陪着你。如果有必要，如果你命令我的话，我就杀死他。”
半小时后夜幕降临了。天完全黑了。半年前地板上的窟窿都已堵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注意新出现的窟窿，把它们及时堵死。他们还养了一只长毛大猫，这只猫一动不动，神秘地凝视着周围的一切。老鼠并没离开屋子，但小心多了。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把配给的黑面包切成薄片，桌上放了一盘煮熟的土豆，等待科马罗夫斯基的到来。他们准备在旧主人的餐厅里接待客人，这个餐厅现在还当餐厅使用。餐厅里摆着几张大柞木餐桌，还有一个作木制做的策重的大黑酒柜。桌上放着一盏用药瓶罩着的蓖麻油灯，灯捻露在外面——这是医生平时携带的灯。
科马罗夫斯基从十二月的黑夜中走进来，身上落满了雪。雪片从他的皮大衣、帽子上落下来，落了一层，在地板上融化成一块水洼。科马罗夫斯基先前不留胡子，现在却留起胡子来。他的胡子上沾满了雪，像小丑演出时戴的假胡子。他穿了一套保护得很好的西服，条纹裤子熨得笔挺。他在同主人打招呼之前，先用小梳子梳了半天压皱打湿的头发，并用手绢把胡子擦干理手，然后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默默地同时伸出两只手，左手伸给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右手伸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
“可以认为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我同您的父亲很熟嘛，这您大概也知道。他死在我的怀里。我一直在端详您，想找出您像他的地方。不，看来您不像父亲。他是个胸襟豁达的人，好冲动，做事麻利。从外表上来看，您更像母亲。她是个温柔的女人，幻想家。”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说您有话要对我说，要我来听听。她说您有事找我。我只好答应了她的请求。咱们的谈话是迫不得已的。我本人并无结识您的愿望，并不认为咱们是熟人。因此，请快说正题吧。您有何贵干？”
“你们好，亲爱的朋友们。一切的一切我都感觉到了，我全都明白。请原谅我斗胆说一句，你们俩太合适了。最和谐的一对儿。”
“我得打断您的话。请不要管与您不相干的事。我们并没乞求您的同情。您太放肆了。”
“您不要马上就发火嘛，年轻人。不，您还是像父亲，也是个爱冲动的人。好吧，如果您允许的话，我祝贺你们，我的孩子们。然而遗憾的是，不是我说你们是孩子，而是你们的确是孩子，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考虑。我在这儿只呆了两天，知道了你们的很多事，你们自己万万料想不到。你们想过没有，你们正在悬崖的边缘上。如果不预防危险，你们自由自在的日子，也许你们活着的日子，已经没有几天了。
“世上存在着某种共产主义方式。很少有人符合这种标准。可任何人也不像您这样，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如此明显地违背这种生活和思想方式。我不明白您平吗要惹是生非。您成了这个世界的活嘲弄，对它的一种侮辱。这要是您的秘密也好。但这里有从莫斯科来的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对您了解得一清二楚。你们俩很不合当地法律仆人的心意。安季波夫同志和季韦尔辛同志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和您恨得咬牙切齿。
“您是男人，您是自由的哥萨克，或者像这儿怎么说的。如果您任性胡来，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这是您神圣的权利。可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是个有牵挂的人。她是母亲。她掌握着孩子的生命，孩子的命运。她不应当异想天开，想入非非。
“我白白劝说她一个上午，劝她正视当前的情况。她根本不听我的话。请您运用您的威望影响影响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她没有权利拿卡坚卡的生命当儿戏，不应该不重视我的意见。”
“我一生中从未劝说过谁，也没强迫过谁，特别是亲近的人。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听不听您的劝告那是她的自由。这是她的事。此外，我根本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您所谓的您的意见我并不清楚。”
“真的，您越来越让我想起您的父亲，同样地固执己见。好吧，咱们谈主要的吧。这是个相当复杂的话题，您要有足够的耐心。请您听的时候别打断我。
“上面正策划大的变动。木，木，我的消息来源极为可靠，您可以不用怀疑。我所指的是向更为民主的轨道过渡，对一般法律制度的让步，这是最近就要实行的事。
“但正因为如此，必须废除的惩罚机构在它快要完蛋的时候必将更为猖獗，更急不可待地清算部分旧账。除掉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成为当务之急。您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我决不开玩笑，我亲眼看到的，您可以相信我。想想您如何逃脱吧，不然就晚了。
“但这些话不过是开场白。现在我要说到正题了。太平洋的滨海地区忠于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和被解散的立宪会议的政治力量正在集结。国家杜马成员，社会活动家，先前地方自治分子中的著名人物，生意人，工业家，都向那里聚集。白军的将军也把自己的残余军队集中到那里。
“苏维埃政权对远东共和国的出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它的边界地区组织这样一个政府对它有益，成为红色西伯利亚和外部世界的一个缓冲国。共和国将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一大半席位留给了共产党员，以便借助他们的势力在机会成熟的时候发动政变，攫取共和国。这种打算相当明显，但问题在于如何利用剩下的这点时间。
“革命前我曾在海参鼓替阿尔哈罗夫兄弟、梅尔库洛夫家族和其他几家商号和银行当过律师。那里的人知道我。政府正在组成，一半秘密、一半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默许。他们的密使给我送来一份邀请书，邀请我担任远东共和国政府的司法部长。我答应了，现在就到那里去上任。所有这一切，我刚才已说过，苏维埃政权都知道，并得到它的默许，但并不很公开，所以你们也不要声张。
“我能把您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带走。从那里您很容易走海路去找自己的家人。您当然知道他们已被驱逐出境了。整个莫斯科都在议论这件轰动一时的事。我答应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搭救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我作为莫斯科所承认的独立政府的成员，可以在东西伯利亚找到斯特列利尼科夫，并协助他进入我们的自治领域。如果他无法逃脱，我便建议用他来交换莫斯科中央政权极为关注的某个被联军扣押的人。”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费劲地理解他们的谈话内容，其中的意思常常从她耳边滑过。但科马罗夫斯基最后谈到斯特列利尼
第 23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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