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读史 作者:肉书屋
第 5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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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然并不想这样，但封建皇权的交接，是以父死子继的形式出现的，父皇不咽最后一口气，皇子永远是储君。只有极少数情况下，老皇帝乐意地或不乐意地交权当太上皇。因此，皇子的心理状态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希望老子早死，他好早日登基；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老子一死，他面对着老子留下来的这一摊时，这世界上唯一能够是他信得过的，可以提供帮助或保护他的人，也就失去了。所以，这时候的幼帝，如同j雏刚刚走出蛋壳，是最软弱不过的了。历史上有那么多早殇的小皇帝，就是这立足未稳时被人搞掉的。他的儿子孙亮之被迫离位，就是这样的。
吴大帝的晚年（3）
孙权自己也是非常明白的，他说过：“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但他统治的这个吴政权，到了他的晚年，还是走上了袁绍这个家族内乱，自取灭亡的道路。一个知道悲剧发生的原因，却不能避免这悲剧发生的人，恐怕倒是真正的悲剧了。
桓大将军发脾气（1）
东汉时期的蔡邕，迫于压力，依附军阀董卓。卓败，表示了一点同情，被王允收下廷尉。这位王司徒，巧施连环计，将十八路诸侯联军也无可奈何的董卓，置于死地时，筹谋计划，是个很有头脑，很懂策略，同时很能忍让的政治家。不知为什么功成名立以后，变得特别的狭隘暴躁，毫无器度。估计他实际上是很爱貂蝉的，将情人作为钓饵奉献出去以后，精神损伤太大，心理变态，便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肯加以原谅。
后汉的蔡邕，是继马融、郑玄以后的大学者，知道站错了队，也知道深自悔痛，希望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大家认为他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他也确是做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王允当时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把脸一板：“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
他这句免受谤议的话，是千百年来握有权柄的人，封杀史家的嘴和笔的原因所在。虽然我们从读书那天起，就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名言。很给舞文弄墨者提气长精神。其实看看历史，完全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之谈。乱臣贼子会惧你一个耍笔杆的吗？笑话！他要是有一丝惧心的话，也就不会猖狂地为非作歹了。
但也奇怪，不光中国，全世界的恶贯满盈者，都不承认自己是乱臣贼子，他们的孝子贤孙，也讳莫如深地不愿触及这些人所做下的恶行，丑行；所犯下的罪行，兽行。无不拼命地往作恶多端的脸上涂脂抹粉，无不努力地使大家忘却他们丧心病狂的史实，这种坏事做尽，却不愿留下坏名的文化心理，大概以东方民族尤为热衷。
东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大司马桓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书监孙盛作《晋阳秋》，直书时事。”用今天的眼光看，秘书监是朝廷的写作班子，记史是一项工作任务，孙盛不过是如实地报导了一些y暗面罢了。但他触怒的是军方首脑桓温，这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这位权力正处于顶峰的大军阀，已经到了可以皇帝禅让的地步，整个东晋王朝，他一人说了算，予取予夺，气焰嚣张。后来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当时名位不低，还应该算是他的朋友，路上见了他的车队行进，也来不及地扑地叩拜。桓温觉得不好意思，赶紧着人扶起，说老兄何必如此？谢安说，连皇帝见了你，都作揖打躬，我焉敢不诚惶诚恐。
凡统治者，失败后能认输者少，而变本加厉继续其错误政策者多，地位愈高，理性愈低，也就愈不肯认错，非弄到海枯河干，实在混不下去为止。孙盛是位史家，他坚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直书桓温独断专行，造成倾全国之力的北伐，以失败告终的事实，更批评他为挽回面子，不顾国力民心，又搞这种劳民伤财的建筑工程，制造假繁荣的虚浮现象。
由于孔夫子作了《春秋》的榜样力量，使得历代有良知的史家，像孙盛先生都以此期勉，哪怕以身殉史，也以撰写真实的历史为己任。但手里握有刀枪g棒，拥有生杀大权的乱臣贼子，一点也不傻，知道他们尚能耀武扬威的时候，可以给所有不满者的嘴巴贴上封条，但他们一旦失势，一旦没落，或最终被上帝清算，进了太平间，那就无法制止后人评说。所以，正因为有桓温这样的人物，想要封住后代人的嘴，中国数千年来史书之被篡改，史家之被问罪，才会层出不穷的。
桓温见到了孙盛的《晋阳秋》，可以想像他是如何的火冒三丈。把孙盛的儿子找来兵戟林立的大司马府，当面威胁说：“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然后拂袖而去。这是再明白不过的警告，不过，没有立刻付诸行动。我觉得这位曾经口吐狂言：“倘不能流芳百世，也无妨遗臭万年”的桓温，到底要比王允失恋的心胸，多少开宽些，只是阻吓一番：你们要是不怕遭到灭门之祸的话，你就让你那糟老头子去出版他的《晋阳秋》吧！而没有马上派去刀斧手，来一个满门抄斩，表现出一种不愧为世家子弟、贵族出身的度量。尽管如此，孙家大少爷当时已吓得三魂出窍，七魄悠悠，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门，一头栽在孙盛面前：老爷子，您就高抬贵手，救救我们全家百十口子的身家性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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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大将军发脾气（2）
“时盛年老家居，性方严，有轨度，子孙虽斑白，待之愈峻。”但消息传来，全家上下，没有一个不胆破心惊的。那时的株连，可比现代人搞运动，打击面要宽泛得多，常常是成百上千的亲属，跟着掉脑袋。于是，孙男弟女，姻亲妇眷，面前黑鸦鸦地跪了一片，“号泣稽嗓”，要求他修改《晋阳秋》，如不能为桓大司马歌功颂德，至少也要将这一页掩饰过去，只当历史上没发生过这回事。
老爷子呀！他们开导这位历史学家：诸如此类的瞪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捧臭脚，将坏蛋美化为天使，把罪犯鼓吹成圣徒的文化流氓，难道还少吗；至于那些动不动就宣布某部作品成为经典，永传后世，来不来就把某位作家捧为大师，从此不朽的文学骗子，不也比比皆是吗！您老人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盛大怒，不许。”断然拒绝，这就透出史家的铮铮风骨了。
他的几个儿子，一看老爷子如此顽固倔强，毫无商量余地，又不能等着桓大司马的刀落在头上，便私下里将《晋阳秋》大大地涂抹更改，梳理润饰。中国文字的弹性，也着实是刀笔吏足以表现才华的所在。假如放在二十世纪，他儿子们准会这样改动：明明是桓温大军，仓皇败北，会说成是“战略撤退”而心安理得；明明是将舟船辎重，统统抛弃，会说成是“缴了学费”而自我安慰；失败以后，不思悔过，更加浪费民力国帑，去建造广陵城，会说是“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而更加英明；这和如今不论怎样的狗屎作品，都会有人天花乱坠地叫好一样，溢美之词，过誉之言，廉价的吹捧，不值钱的桂冠，已经和垃圾一样成灾了。
于是，总算将改定本送到大司马府，请桓温定夺，免去了一场天大的灾难。
但哪里知道孙老先生早有预见，一是料定桓温畏惧历史的谴责，必然要动用强力手段毁史；二是担心那些严重缺钙的人，骨头很软，迫于压力，必然要按统治者的口味改史。老先生未雨绸缪，据《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载：“盛先已写别本，传之外国。及孝武帝购求异书，得之于辽东人，与见本不同，遂两存之。”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该是像孙盛这样，不以谁的脸色来写史。
鲁迅先生早在文章里写过，如果你对一位c皮r生涯的小姐说：“你是妓女！”很可能还你一顿臭骂；但你若说：“姑娘勒浪做生意！”她没准会报之以嫣然一笑，然而并不改变卖y的事实。依次类推，你对一位在731部队里的哪位皇军说：“你是杀人犯！”很可能赏你一颗枪子。但你若对他说：“先生在经营大东亚共荣圈的王道乐土！”他可能给你注s鼠疫细菌时剂量减少些，让你死得慢些。即使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绞尽脑汁，用“进入”代替“侵略”这种文字的改变，能抹煞731细菌部队，在杀害中国人的历史真实吗？
早些时候，在电视新闻里报导一条海外消息，也许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人注意，如今时隔多年，更是被人们遗忘得干干净净。但历史会记住这一真理战胜邪说的镜头。画面上，是一位83岁的日本历史学家，由他的子女搀扶着，向日本最高法院走去的情景。那是个很高很长的台阶，老人走得有些吃力，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日本历史学家，专门研究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下滔天罪行的家永三郎先生，为了日本政府的文部省官员，删去他编的历史教科书里有关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的章节，而打了三十二年官司，终于得到最后宣判，法院判这位历史学家获得胜诉，那是1997年8月29日下午2时30分的事情。
这次日本文部省败诉，说明了一个真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即使被想掩盖真实历史的手，扭曲了过去，最终也会回复到真实的面貌，还历史以本相。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该像孙盛这样，像家永三郎这样，坚持真理，不畏强势，不看着谁的脸色来写作。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史家风骨，也是我们为人和为文的最需要坚持的宝贵精神。
“宁馨儿”的下场（1）
“宁馨儿”，汉语的这个字眼，出自《世说新语》、《晋书》，原是山涛在王衍儿时所说的一句话“何物老媪生宁馨儿”，遂流传至今。
这个词汇，从一开始就被人误用，“宁馨”，是晋代人的口语，作“如此”、“这个”讲。宋人洪迈在《容斋笔记》里，专门谈到它，认为“今遂以宁馨儿为佳儿，殊不然也。”可见这个硬伤，也伤得有点年头了。
据最新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931页），对“宁馨儿”的释义，则认可了已经用错了的说法。“（书）原意是‘这样的孩子’，后来用做赞美孩子的话。”
现在回过头去，重温“宁馨儿”的来历，就得拿西晋那位摇麈尾的王衍（256—311）说事，算起来，已是一千多年前的词汇，要不是有人用错了它，早埋葬在古籍里，连尸首怕也化成灰了。
《晋书》说到了这个典故：“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总角尝造山涛，涛嗟叹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山涛，竹林七贤之一，是大名士，更是“器重朝望”的政治家，以论人正确，敢于任事，著称于世。他所说的，用现代话翻译出来即是：“是哪个老太婆，生出这个小孩呀！可将来断送天下老百姓者，说不定就是他咧！”
还真是不幸而言中，王衍这个大玩家，不但清谈误国，连自己也没落一个好下场。“宁馨儿”一词，派生出漂亮标致的意思，倒是这个大玩家本人，太丰采出众，太不同凡俗，太具有魅力，太鹤立j群的缘故。一直到东晋的画家顾恺之（345—406），还认为：“夷甫天形环特，论者以为岩岩秀峙，壁立千仞”。
魏晋时期，很讲究阳刚之美，曹c就因为自己个子矮小，而自惭形秽。但男性美的形容，落实到字面上，确切的涵义，较难界定。如：“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如：“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如：“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文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世说新语》）
数年前，我在写作《嵇中散之死》时，曾请教过一位诲人不倦的明公，如何“萧萧”？如何“肃肃”？说了半天，我也不得要领。英语中用于女性的beautiful，译作“美丽”，而用于男性的handso，怎么也想不出如“美丽”般只有两个音节的汉语。也许，古代文人，十之皆多情种子，功夫全用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上去了，一到形容男人的时候，就显得口拙词穷，只有这些大而化之的空话，令人不着边际了。
这个“宁馨儿”王衍，是一位非常handso的男人，毫无疑义，否则，不会让世人如此着迷的。
顾恺之在《夷甫画像赞》中所说的“论者”，即王衍的从兄王戎，一位步步高升的官场不倒翁，一位越混越得意的政治墙头草。原话为：“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还有一个王敦，王衍的从弟，就是那个口出狂言，大丈夫倘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的大军阀，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王大将军称太尉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当然，这些自家人的言谈，多少有恭维之嫌，是算不得数的。不过，下面这段裴楷的看法，便可知当时人们的公论，大约可信。
“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强回视之。王出，（裴）语人曰：‘（王）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这位老先生，有“玉人”之称，显然也是曾经引导潮流的一时英俊，“见裴叔则如近玉山，映照人也”，但n中有糖，便有些过气之感。正如我们认识的那些老花花公子，总是不大肯退出舞台那样，跳个国标舞，搂个小媳妇，挎个照相机，打个高尔夫，还是很想抢个风头的。裴楷也不能例外，但站在眼前的年轻人，竟是如此标致风流，如此出类拔萃，看到自己一把老腰老腿老骨头，还有那一条不给劲的老命根子，难免“体中”（恐怕更是体下才对），要有一点“小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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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馨儿”的下场（2）
山涛的“宁馨儿”，从一开始就含有赞美之意，也是指其外在的体貌而言。“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则是对其未来的判断，王衍内在的人格、品行、心地、良知，还真是不怎么样。如果进一步使这个用错了的词，继续错下去，那么，“宁馨儿”，就应更分为一个人表象的“宁”和品格的“馨”才是，若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衍只能算是一半的“宁馨儿”，外貌极佳，人品极次。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部记录魏晋人物言行的书。王衍是大贵族，大官僚，大名士，同时还是一个大玩家，自然是在书中不断出现的主角。“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短短二十几个字，一下子抓住了这位名士祖师爷三个特点，整丽的外貌，玄谈的嘴巴，和他创造的清谈时的道具——麈尾。
这器物，后来失传了，那样子，究竟像拂尘，像羽扇，还是像j毛掸子，谁也说不上来。大概如现在影视界的男导演，都留很邋遢的胡子，做流行歌曲的男音乐人，都扎很肮脏的辫子一样，已成为一种图腾崇拜的象征物。麈尾也如此，由于王衍的提倡，渐渐成为风尚，自西晋至东晋至南朝三百年间，不管猫啊狗的，都拿一根j毛掸子，在手上摇着装名士。
现在，麈尾是没有了，但胡诌诗词，信笔涂鸦，乱写文章，附庸风雅的假名士，还是屡见不鲜的。细品这个王衍，的确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异现象。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像，什么玩意也拿不出来，然而，什么场合也少不了他，居然是个人物，还是个大人物，也真让人匪夷所思。安徒生死了快有一百二三十年了吧，怎么皇帝的新衣还没完没了呢？
而且，总有一支麦克风塞到这位人物的嘴下，而且，无论长篇短篇，散文随笔，宋元明清，亚非拉美，民风民俗，红白喜事，和尚尼姑，三教九流，他都能闭着眼睛，都敢张着大嘴，天南海北地瞎嘞嘞一通。而且，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成了文坛前辈，成了青年导师，成了著名的文化人，成了麻将牌里的百搭，少了他还真不开胡。有的甚至成了爷，没有爷的引见，发给小女子一张门票，文坛那道门槛，还真是迈不过来。
说白了，王衍是一个空手道，作为文人，无著述，作为名土，无名论，作为官吏，无建树，作为谈客，无高见，无足称道，狗p不是。毛泽东说的“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鲁迅说的“空头文学家”，北京人说的“瘪皮臭虫”上海人说的“空心汤团”，就是这班人的真实写照。但他善于炒作，善于拿捏，善于借风使舵，善于拉帮结派，再凭那一张嘴，手持麈尾，坐而论道，口吻生花，却能炒出极高的威望，极盛的声名。
您不得不服，这世界就属于能吹牛皮的人。
那时，洛阳城里，他的知名度，总列排行榜首位。《晋书》称王衍，“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声名藉甚，倾动当世，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晋诸公赞》曰：“夷甫好尚谈称，为时人物所宗”，《晋阳秋》曰：“夷甫有盛名，时人许以人伦鉴识”，《世说新语》举了一个例子：“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看看，他还挺忙，挺拿搪，挺端个架子。
名人崇拜，是中国人在封建社会里，磕头磕久了以后，落下的一种仰脸看人的毛病。空手道们就吃准了普通人对名流的仰慕心理，所以，出名，邀名，炒名，争名，不择手段，不管好歹，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只要能有名，削尖脑袋也干；名是无形资产，与有钱者，与有权者，同起同坐，不相上下。本是无足轻重的王衍，因为有了这份虚名，成了洛阳城里拥有话语霸权的那摩温。
当时的士流后进，文苑学子，一是相当的贱骨头，二是被他唬得够呛，很在意他的褒贬，很买账他的评论。就像时下的年轻作家，非要请名人写序，请名评论家鼓吹一样，哪怕掏大把的审读费也在所不惜。王衍半点不谦虚地认为自己有品评识鉴的特权，“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因此，成语中的“信口雌黄”，也作“口出雌黄”，也是因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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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馨儿”的下场（3）
说到底，他的背景实力也相当可观，一，出生于琅琊临沂王氏这个贵族门第；二，被人艳羡为“琳琅串玉”的王戎，王澄，王敦，王导，或掌握要害，或占据要津的实力，是他的从兄从弟，皆为羽翼；三，他老婆郭氏是皇后贾南风的娘家人，炙手可热；四，他小女儿惠风又嫁给皇太子司马遹，未来皇上的老丈人。就凭这些，也使得他的腰杆更硬，口气更冲，放p更响，话语霸权更甚。如果，他曾在美国爱荷华，或别的什么大学厮混过两天，曾在瑞典皇家科学院休息厅品尝过咖啡，那大家就得将他供起来了。
他还用得着当官吗？拥有这一份话语霸权，也就足够足够了。
君不见今天之文坛，那些小八腊子，甚至还不如王衍那样拿得出手呢，或追p族写几篇鸟评论者，或叮p族抓大头敲竹杠者，或闻p族直奔绿罗裙下者，即使有一丁点话语权，谈不上霸，不过是虎牌万金油罢了，也是要用够用足的。一个个，谁不是油头粉面，脑满肠肥，像猪八戒到高老庄招亲似的，得意忘形，神气活现。但是，王衍与上述诸君不同的，他是个大牌人物，他是个不甘寂寞，不易满足的大玩家，玩名士，玩麈尾，玩清谈，玩黄老的同时，他一刻也不闲地玩乌纱，玩权术，玩政治，玩官场。
所以，此公可是大错而特错了。
一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好做什么，最好不做什么，是要有最起码的自知之明。最好在磅秤上约约自己，毛重多少，净重多少，去皮以后，减去蚀耗，知道几斤几两的实数，在哪个量级，做多大事情，这才心里有数。
为文，就老老实实爬格子，为官，就兢兢业业等因奉此，为车夫，就规规矩矩遵守交通规则，为小萝卜头，就永远看着上司的眼色行事。王衍，奢谈黄老，天花乱坠，是他的强项，当官做吏，率兵打仗，是他的软肋。黄老这一套，练练嘴皮子是可以的，指着治国平天下，就非坏事不可。
后来，我也悟过来了，凡文人，一旦弄不出文，或弄不好文，就只有染指权力一途。因为当这个长，当那个长，是无师自通的行业，用不着什么正经学问。老实说，除了未庄的阿q先生，谁不会将圈画得很圆？但是，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权力对文人来说，永远是一杯鸩酒，是绝对饮不得的。
我们可以为他设想，若是摇麈尾，尚清谈，好黄老，崇虚无，作一位名士班头，贵族领袖，情场魁首，风流太岁，在洛阳城里，他应该是天字第一号快活之人。
“宁馨儿”就倒霉在不识数上面了。这个王衍，据《晋书》：“泰始八年（272），故尚书卢钦举（衍）为辽东太守，不就。”因为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那时还算是有点清醒。后来，就一直浮沉官场，虽然也有两次辞官之举，永康元年（300），“赵王伦篡位，衍阳狂斫婢以自兔。”次年，“齐王冏有匡复之功，而专权自恣，衍以病去官。”实际上，人去心留，并未完全跳出政治漩涡，知识分子待价而沽的心态，加之人捧自抬，相信自己果然是既宁且馨的超重量级人物，就更下不了狠心与权力场彻底决裂。
于是，八王之乱以后，死的死了，亡的亡了，他一步步从尚书仆s，领吏部，拜尚书令，到司空，司徒，成了“居宰辅之重”的政界一把手，又从都督征讨诸军事，持节，假黄钺，以太尉为太傅军司，成了“众共推为元帅”的军界一把手，这位空手道竟混到亦文亦武，亦政亦军的领袖地步，他自己也觉得有点犯晕，尤其司马越病死以后，他手里的白玉柄麈尾，也耍得不那么利落了。
现在，大玩家攀登到权力的顶峰，得到了一切，但是，他生命也到了终点。因为，他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在北疆边外崛起的游牧部落首领石勒，这位一直觊觎中原的匈奴后代，乘虚而入，紧追着抛开洛阳南逃的晋军主力不放，而王衍，恰巧是这支部队的总司令。当石勒还是十四岁的部落小卒时，大概在洛阳上东门，摆过地摊，贩过牛羊，那高亢的叫卖之声，曾经吸引了路过那儿的王衍，算是有过一面之交。现在，王衍统率的部队到达河南郫城，却落入石勒大股骑兵的包围之下，不经一战，全军溃败，从前的大老爷，现在的阶下囚，而过去的小盲流，却是能决定他生死的阎罗王。
“宁馨儿”的下场（4）
这一次见面，有点滑稽，如同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那位红军战士，进了冬宫，看见骑着高头大马的沙皇将军，来不及举手敬礼一样，石勒认出俘虏队里的王衍，想起当年上东门摆摊的经历，不觉自惭形秽，竟连忙趋前致意，“勒呼王公，与之相见。”“勒甚悦之，与语移日。”
王衍终究是徒有外表，而绝无人格力量的文人，为了苟且求生，一方面推卸自己的责任，说自己不过是个大玩家，不问政治；一方面无耻地向那个胡服左衽，说不定脑袋上留一撮毛的胡人首领献媚，要他称尊号，做皇帝，跟他做起政治交易。
石勒对这个handso的男人，一是折服他的口齿，二是欣赏他的仪态，三是他内心深处对于中原文化的景慕，才有这次坐下来交谈的可能。想不到此公如此表里不一，整个一个j佞之徒，听到这里，不由得勃然大怒，“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以下均见《晋书》）
的确，有那么一刹那间，石勒犹豫过，对这位中朝衣冠的代表人物，怎么处置，动摇过，曾问过手下人：“当可活否？”然而，当他听到这位知识分子的话语，心灵之中，竟是如此漆黑一团，竟是如此卑鄙龌龊时，他觉得面前这个中原文人，尽管非常handso，活在世界上也是十分多余的了。
于是，呼左右挟出，关在一间土屋里。不是将他杀死，而是半夜里派士兵将四堵墙推倒，将他压死在里面，给这位宁馨儿保留一具完整的尸体。
这条来自北方的狼，想不到倒是一个艺术上的完美主义者。
宁馨儿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名和实，表和里，外面看得见的东西，和内里看不见的东西，夸张虚浮哄抬起来的声名，和实实在在的学问才华，并不总是那么一致的。有这点清醒认识，无论看人，还是待己，能够一分为二，能够实事求是，也许不无裨益。
博士买驴（1）
“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这句话出自《颜氏家训》。如果这位南北朝时代的博士官，有兴趣写小说的话，一定会得到现代派和新锐的评价。买一头驴，立字契，洋洋洒洒，写了三大篇纸，硬是没有接触到这篇字契的主题——那头正在牲口市里尥蹶子嗷嗷叫的毛驴。这等功夫，恐怕不能不令时下的先锋作家望洋兴叹、自愧弗如的。
提起颜之推的这部《家训》和朱柏庐“黎明即起，打扫庭院”的《治家格言》，应该说是同一范畴的家庭教育读物。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认为这是一个应该维系紧密的集体。反之，则视为不正常。西方社会不这样看，儿女长大成人，劳燕分飞，各奔东西。你不养我，我也不养你，属于天经地义。所以，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美国的老头、老太太，孤独凄凉地死在自己的公寓里，很长时间不会被人发现，直到尸臭从门缝传出来，邻居才会去报警。张爱玲最后就是这样结果的，如果她的晚年是在国内度过的，这种悲剧大概就不会发生了。
在儒家哲学体系里，家和国是等同物，不过大小之分罢了。无国则无家，这才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壮志；有家才有国，“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旧时的中国男人，从小读《四书》时，就要立下的抱负。若是父母死在阁楼上，楼下还在打麻将，这种人连个家都齐不了，焉谈治国？所以，古人视家庭为国家的细胞，国有国规，家有家训，因此，古籍中就有了“家训”这一类书。
这部《颜氏家训》与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稍有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文化品味超越了实用意义。本来作为维系家族传统精神，对家庭成员进行自我约束用的规劝文本，由于触及到南北朝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诸多状况，因而具有独特的价值。琅玡颜氏是大族，从晋代起，就是很负声望的高门，也是少数没有沾染魏晋玄风，还保持着传统经学的贵族门第。颜之推本人，初仕于南梁，再俘于北周，后逃于北齐，一直活到隋代。因此，这个家族辗转迁移的历史，其家训是研究南北朝时代人文情况、生存状态、社会背景、时代风貌的一部很有用的书籍。
由于这样的家风，颜之推自然是那种比较正经也比较传统的士大夫，即使不那么正襟危坐，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尚通脱、好黄老、喜玄谈、求自在的文化人相比，也正经太多了些。所以，他在这部很正统的著作中，对于古往今来的文人，其看法往往更着重在为文以外的人品方面，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于是，他点了一大串名，用来告诫他的子孙们，要汲取经验教训，好好作文的同时，更要好好地做人。幸好，他只是用心良多的家长，而不是手握权柄的官长，倘若他是管理文化人的人，作家恐怕就要有挨收拾的准备了。
他说：“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c；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马季常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许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煽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
按他的这个逻辑，一部上古文学史，几乎是洪d县里无好人了。
应该看到，颜之推这种比较偏激的评价，是对自魏晋以来那些放达自命、不修边幅、率意任性、狂悖荒谬，以致越出常理的文人们的否定。琅玡颜氏当然是沿袭东汉的马融、郑玄的经学传统，推崇儒术，埋头学问；但从曹魏时期的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起，就不愿意钻牛角尖，做老雕虫，而是走出传统，反对礼教，崇尚性灵，追求自我。越不为世所容的行径，越不为人所接受的奇谈怪论，越成为他们浪漫的目标。风气所及，一个个身体力行，甚至在家里连裤子都不穿，一醉三个月不醒，服用那种绝对是属于自虐的五石散，男性以涂脂抹粉为荣……诸如此类的表演，比之现在那些泡吧、玩妞、唱怪调、做鬼脸的文坛新秀，不知风流放荡多少倍？
博士买驴（2）
也难怪这位颜夫子看不惯，到了南北朝，尽管战乱频仍，好像也并不影响士人们的快活，甚至做皇帝的，也兴致勃勃地舞文弄墨，如梁文帝萧纲，就大力提倡写y艳的“宫体诗”，搞色情文学；如梁元帝萧绎，颜之推曾经侍候过的君主，最后失败时，归咎自己读书太多才丢了江山，一气之下，把历年收集的公私图籍付之一炬。这些人，只要战火不烧到屋檐下，利刃不架在脖子上，都是倜傥不群、傲视万物、佻达自由、洒脱不羁的风流种子。
宋刘时的谢灵运，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他自称，天下的才华总量只有一石，曹子建得八斗，他得一斗，余下的，众人分之，狂得实在够可以的了。他在浙东地区游山玩水，差不多要一个营的兵力，为他开山辟水，搭桥铺路。那一份兴师动众，使得深山老林里的老百姓，直以为来了打家劫舍的匪盗。若是他不这么求快活，而且官瘾也不这么强烈，他的一斗之才，说不定会有更辉煌的成就。
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总势，前不如汉，后不如唐。看来，作家们太潇洒了，神采俊逸是有的，但指望深沉凝重，就未必如此了。酒足饭饱、一劲儿打嗝，是无法体会饥饿是什么滋味的；帷幄重裘、熏笼香浓，哪里能知道数九寒天薄衣单衫的可怜。对作家来讲，太快活了，说不定倒是文学的厄运。
从《颜氏家训》一书，我们知道，造成这一时期的士风，也就是今之所谓知识分子一群人的颓唐习气、浮华文风，有其客观上所给予的物质条件：
南北朝169年间，双方时有夺城掠地、生灵涂炭的战争，也有相安无事、互派来使的和平。那个写过《哀江南赋》的庾信，就担任过南朝梁国驻北朝西魏国的大使。在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两边都照样地歌舞升平，吟诗唱和，游山逛水，欢宴不断，而江南，斯风犹盛。因为，“晋朝南渡，优惜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已上，典掌机要。”
但大多数“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加之这班人，由于“中兴渡江，卒为羁旅，至今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悉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整个社会，从统治者，到豪门贵族，到士大夫，竞相侈靡、贪图安逸、y奢享乐、空谈误国。杜甫称“庾信文章老更成”，所谓“老”，是指他逗留北方，不得回归的时期中，在怀念故国和感伤身世的情绪中，才形成他苍劲悲凉的独特风格的。像这样的文章高手，在未“老”之年，青衣短袖，面白唇红，出入梁国宫廷，在那样的脂粉香腻、玉体横陈的氛围中，也不过是一位在追星族的包围中，擅写绮丽诗文的“青春派歌手”而已。
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快活文人，颜之推是这样描写的：“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时明经求第，则顾人答，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
于是，联想起时下明星出书，全赖枪手c刀；作家炒作，忙于抛头露面；江郎才尽，犹在制造泡沫；美人迟暮，奔走声名更急的文坛众生相，这一切，与颜之推在书中所言，简直不谋而合。“当今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恰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校订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更有甚者，一些半瓶子醋，尤为可笑。“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撆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夫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
博士买驴（3）
想到当代文坛的式式种种，原来都不过是古已有之的现象翻版，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但是，我始终在琢磨，沉醉于优裕的生活之中，对作家而言，也许会衍生出一种文学上的催眠作用。曹雪芹为什么在喝莲叶羹时不写《红楼梦》，偏要饿到只有稀粥咸菜可吃时才写？饿，不一定就产生文学，但饿与饱比，可能靠文学更近一点。南北朝文学，比之他朝，相对来讲，较少大家力作的主要原因，不知是否与那时太甜美、太甘醇、太轻松、太舒服的日子使作家多了些惰性有关？
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乘舆，入则扶持，城郭之内，无乘马者。”弄得满城的人，都不识马为何物？最好笑者，建康令王复，也就是当时梁国的首都市长，不但没有乘过马，更未骑过马，有一天，牵来了一匹马，咻咻嘶吼，四蹄跃跳，把他胆子都吓破了，于是埋怨他的下属：“你们怎么搞的，这分明是老虎，怎么骗我是马呢？”
所以，到了侯景之乱，建康从被围到城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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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然并不想这样，但封建皇权的交接，是以父死子继的形式出现的，父皇不咽最后一口气，皇子永远是储君。只有极少数情况下，老皇帝乐意地或不乐意地交权当太上皇。因此，皇子的心理状态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希望老子早死，他好早日登基；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老子一死，他面对着老子留下来的这一摊时，这世界上唯一能够是他信得过的，可以提供帮助或保护他的人，也就失去了。所以，这时候的幼帝，如同j雏刚刚走出蛋壳，是最软弱不过的了。历史上有那么多早殇的小皇帝，就是这立足未稳时被人搞掉的。他的儿子孙亮之被迫离位，就是这样的。
吴大帝的晚年（3）
孙权自己也是非常明白的，他说过：“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但他统治的这个吴政权，到了他的晚年，还是走上了袁绍这个家族内乱，自取灭亡的道路。一个知道悲剧发生的原因，却不能避免这悲剧发生的人，恐怕倒是真正的悲剧了。
桓大将军发脾气（1）
东汉时期的蔡邕，迫于压力，依附军阀董卓。卓败，表示了一点同情，被王允收下廷尉。这位王司徒，巧施连环计，将十八路诸侯联军也无可奈何的董卓，置于死地时，筹谋计划，是个很有头脑，很懂策略，同时很能忍让的政治家。不知为什么功成名立以后，变得特别的狭隘暴躁，毫无器度。估计他实际上是很爱貂蝉的，将情人作为钓饵奉献出去以后，精神损伤太大，心理变态，便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肯加以原谅。
后汉的蔡邕，是继马融、郑玄以后的大学者，知道站错了队，也知道深自悔痛，希望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愿黥首为刑以继汉史”。大家认为他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他也确是做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王允当时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把脸一板：“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戎马在郊，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徒并受谤议。”
他这句免受谤议的话，是千百年来握有权柄的人，封杀史家的嘴和笔的原因所在。虽然我们从读书那天起，就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名言。很给舞文弄墨者提气长精神。其实看看历史，完全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之谈。乱臣贼子会惧你一个耍笔杆的吗？笑话！他要是有一丝惧心的话，也就不会猖狂地为非作歹了。
但也奇怪，不光中国，全世界的恶贯满盈者，都不承认自己是乱臣贼子，他们的孝子贤孙，也讳莫如深地不愿触及这些人所做下的恶行，丑行；所犯下的罪行，兽行。无不拼命地往作恶多端的脸上涂脂抹粉，无不努力地使大家忘却他们丧心病狂的史实，这种坏事做尽，却不愿留下坏名的文化心理，大概以东方民族尤为热衷。
东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大司马桓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秘书监孙盛作《晋阳秋》，直书时事。”用今天的眼光看，秘书监是朝廷的写作班子，记史是一项工作任务，孙盛不过是如实地报导了一些y暗面罢了。但他触怒的是军方首脑桓温，这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这位权力正处于顶峰的大军阀，已经到了可以皇帝禅让的地步，整个东晋王朝，他一人说了算，予取予夺，气焰嚣张。后来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当时名位不低，还应该算是他的朋友，路上见了他的车队行进，也来不及地扑地叩拜。桓温觉得不好意思，赶紧着人扶起，说老兄何必如此？谢安说，连皇帝见了你，都作揖打躬，我焉敢不诚惶诚恐。
凡统治者，失败后能认输者少，而变本加厉继续其错误政策者多，地位愈高，理性愈低，也就愈不肯认错，非弄到海枯河干，实在混不下去为止。孙盛是位史家，他坚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直书桓温独断专行，造成倾全国之力的北伐，以失败告终的事实，更批评他为挽回面子，不顾国力民心，又搞这种劳民伤财的建筑工程，制造假繁荣的虚浮现象。
由于孔夫子作了《春秋》的榜样力量，使得历代有良知的史家，像孙盛先生都以此期勉，哪怕以身殉史，也以撰写真实的历史为己任。但手里握有刀枪g棒，拥有生杀大权的乱臣贼子，一点也不傻，知道他们尚能耀武扬威的时候，可以给所有不满者的嘴巴贴上封条，但他们一旦失势，一旦没落，或最终被上帝清算，进了太平间，那就无法制止后人评说。所以，正因为有桓温这样的人物，想要封住后代人的嘴，中国数千年来史书之被篡改，史家之被问罪，才会层出不穷的。
桓温见到了孙盛的《晋阳秋》，可以想像他是如何的火冒三丈。把孙盛的儿子找来兵戟林立的大司马府，当面威胁说：“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然后拂袖而去。这是再明白不过的警告，不过，没有立刻付诸行动。我觉得这位曾经口吐狂言：“倘不能流芳百世，也无妨遗臭万年”的桓温，到底要比王允失恋的心胸，多少开宽些，只是阻吓一番：你们要是不怕遭到灭门之祸的话，你就让你那糟老头子去出版他的《晋阳秋》吧！而没有马上派去刀斧手，来一个满门抄斩，表现出一种不愧为世家子弟、贵族出身的度量。尽管如此，孙家大少爷当时已吓得三魂出窍，七魄悠悠，一路跌跌撞撞地回到家门，一头栽在孙盛面前：老爷子，您就高抬贵手，救救我们全家百十口子的身家性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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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大将军发脾气（2）
“时盛年老家居，性方严，有轨度，子孙虽斑白，待之愈峻。”但消息传来，全家上下，没有一个不胆破心惊的。那时的株连，可比现代人搞运动，打击面要宽泛得多，常常是成百上千的亲属，跟着掉脑袋。于是，孙男弟女，姻亲妇眷，面前黑鸦鸦地跪了一片，“号泣稽嗓”，要求他修改《晋阳秋》，如不能为桓大司马歌功颂德，至少也要将这一页掩饰过去，只当历史上没发生过这回事。
老爷子呀！他们开导这位历史学家：诸如此类的瞪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捧臭脚，将坏蛋美化为天使，把罪犯鼓吹成圣徒的文化流氓，难道还少吗；至于那些动不动就宣布某部作品成为经典，永传后世，来不来就把某位作家捧为大师，从此不朽的文学骗子，不也比比皆是吗！您老人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盛大怒，不许。”断然拒绝，这就透出史家的铮铮风骨了。
他的几个儿子，一看老爷子如此顽固倔强，毫无商量余地，又不能等着桓大司马的刀落在头上，便私下里将《晋阳秋》大大地涂抹更改，梳理润饰。中国文字的弹性，也着实是刀笔吏足以表现才华的所在。假如放在二十世纪，他儿子们准会这样改动：明明是桓温大军，仓皇败北，会说成是“战略撤退”而心安理得；明明是将舟船辎重，统统抛弃，会说成是“缴了学费”而自我安慰；失败以后，不思悔过，更加浪费民力国帑，去建造广陵城，会说是“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而更加英明；这和如今不论怎样的狗屎作品，都会有人天花乱坠地叫好一样，溢美之词，过誉之言，廉价的吹捧，不值钱的桂冠，已经和垃圾一样成灾了。
于是，总算将改定本送到大司马府，请桓温定夺，免去了一场天大的灾难。
但哪里知道孙老先生早有预见，一是料定桓温畏惧历史的谴责，必然要动用强力手段毁史；二是担心那些严重缺钙的人，骨头很软，迫于压力，必然要按统治者的口味改史。老先生未雨绸缪，据《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载：“盛先已写别本，传之外国。及孝武帝购求异书，得之于辽东人，与见本不同，遂两存之。”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该是像孙盛这样，不以谁的脸色来写史。
鲁迅先生早在文章里写过，如果你对一位c皮r生涯的小姐说：“你是妓女！”很可能还你一顿臭骂；但你若说：“姑娘勒浪做生意！”她没准会报之以嫣然一笑，然而并不改变卖y的事实。依次类推，你对一位在731部队里的哪位皇军说：“你是杀人犯！”很可能赏你一颗枪子。但你若对他说：“先生在经营大东亚共荣圈的王道乐土！”他可能给你注s鼠疫细菌时剂量减少些，让你死得慢些。即使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绞尽脑汁，用“进入”代替“侵略”这种文字的改变，能抹煞731细菌部队，在杀害中国人的历史真实吗？
早些时候，在电视新闻里报导一条海外消息，也许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人注意，如今时隔多年，更是被人们遗忘得干干净净。但历史会记住这一真理战胜邪说的镜头。画面上，是一位83岁的日本历史学家，由他的子女搀扶着，向日本最高法院走去的情景。那是个很高很长的台阶，老人走得有些吃力，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日本历史学家，专门研究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所犯下滔天罪行的家永三郎先生，为了日本政府的文部省官员，删去他编的历史教科书里有关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的章节，而打了三十二年官司，终于得到最后宣判，法院判这位历史学家获得胜诉，那是1997年8月29日下午2时30分的事情。
这次日本文部省败诉，说明了一个真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即使被想掩盖真实历史的手，扭曲了过去，最终也会回复到真实的面貌，还历史以本相。
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应该像孙盛这样，像家永三郎这样，坚持真理，不畏强势，不看着谁的脸色来写作。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史家风骨，也是我们为人和为文的最需要坚持的宝贵精神。
“宁馨儿”的下场（1）
“宁馨儿”，汉语的这个字眼，出自《世说新语》、《晋书》，原是山涛在王衍儿时所说的一句话“何物老媪生宁馨儿”，遂流传至今。
这个词汇，从一开始就被人误用，“宁馨”，是晋代人的口语，作“如此”、“这个”讲。宋人洪迈在《容斋笔记》里，专门谈到它，认为“今遂以宁馨儿为佳儿，殊不然也。”可见这个硬伤，也伤得有点年头了。
据最新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931页），对“宁馨儿”的释义，则认可了已经用错了的说法。“（书）原意是‘这样的孩子’，后来用做赞美孩子的话。”
现在回过头去，重温“宁馨儿”的来历，就得拿西晋那位摇麈尾的王衍（256—311）说事，算起来，已是一千多年前的词汇，要不是有人用错了它，早埋葬在古籍里，连尸首怕也化成灰了。
《晋书》说到了这个典故：“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总角尝造山涛，涛嗟叹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山涛，竹林七贤之一，是大名士，更是“器重朝望”的政治家，以论人正确，敢于任事，著称于世。他所说的，用现代话翻译出来即是：“是哪个老太婆，生出这个小孩呀！可将来断送天下老百姓者，说不定就是他咧！”
还真是不幸而言中，王衍这个大玩家，不但清谈误国，连自己也没落一个好下场。“宁馨儿”一词，派生出漂亮标致的意思，倒是这个大玩家本人，太丰采出众，太不同凡俗，太具有魅力，太鹤立j群的缘故。一直到东晋的画家顾恺之（345—406），还认为：“夷甫天形环特，论者以为岩岩秀峙，壁立千仞”。
魏晋时期，很讲究阳刚之美，曹c就因为自己个子矮小，而自惭形秽。但男性美的形容，落实到字面上，确切的涵义，较难界定。如：“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如：“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如：“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文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世说新语》）
数年前，我在写作《嵇中散之死》时，曾请教过一位诲人不倦的明公，如何“萧萧”？如何“肃肃”？说了半天，我也不得要领。英语中用于女性的beautiful，译作“美丽”，而用于男性的handso，怎么也想不出如“美丽”般只有两个音节的汉语。也许，古代文人，十之皆多情种子，功夫全用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上去了，一到形容男人的时候，就显得口拙词穷，只有这些大而化之的空话，令人不着边际了。
这个“宁馨儿”王衍，是一位非常handso的男人，毫无疑义，否则，不会让世人如此着迷的。
顾恺之在《夷甫画像赞》中所说的“论者”，即王衍的从兄王戎，一位步步高升的官场不倒翁，一位越混越得意的政治墙头草。原话为：“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还有一个王敦，王衍的从弟，就是那个口出狂言，大丈夫倘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的大军阀，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王大将军称太尉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当然，这些自家人的言谈，多少有恭维之嫌，是算不得数的。不过，下面这段裴楷的看法，便可知当时人们的公论，大约可信。
“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强回视之。王出，（裴）语人曰：‘（王）双眸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这位老先生，有“玉人”之称，显然也是曾经引导潮流的一时英俊，“见裴叔则如近玉山，映照人也”，但n中有糖，便有些过气之感。正如我们认识的那些老花花公子，总是不大肯退出舞台那样，跳个国标舞，搂个小媳妇，挎个照相机，打个高尔夫，还是很想抢个风头的。裴楷也不能例外，但站在眼前的年轻人，竟是如此标致风流，如此出类拔萃，看到自己一把老腰老腿老骨头，还有那一条不给劲的老命根子，难免“体中”（恐怕更是体下才对），要有一点“小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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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馨儿”的下场（2）
山涛的“宁馨儿”，从一开始就含有赞美之意，也是指其外在的体貌而言。“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则是对其未来的判断，王衍内在的人格、品行、心地、良知，还真是不怎么样。如果进一步使这个用错了的词，继续错下去，那么，“宁馨儿”，就应更分为一个人表象的“宁”和品格的“馨”才是，若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衍只能算是一半的“宁馨儿”，外貌极佳，人品极次。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部记录魏晋人物言行的书。王衍是大贵族，大官僚，大名士，同时还是一个大玩家，自然是在书中不断出现的主角。“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短短二十几个字，一下子抓住了这位名士祖师爷三个特点，整丽的外貌，玄谈的嘴巴，和他创造的清谈时的道具——麈尾。
这器物，后来失传了，那样子，究竟像拂尘，像羽扇，还是像j毛掸子，谁也说不上来。大概如现在影视界的男导演，都留很邋遢的胡子，做流行歌曲的男音乐人，都扎很肮脏的辫子一样，已成为一种图腾崇拜的象征物。麈尾也如此，由于王衍的提倡，渐渐成为风尚，自西晋至东晋至南朝三百年间，不管猫啊狗的，都拿一根j毛掸子，在手上摇着装名士。
现在，麈尾是没有了，但胡诌诗词，信笔涂鸦，乱写文章，附庸风雅的假名士，还是屡见不鲜的。细品这个王衍，的确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异现象。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像，什么玩意也拿不出来，然而，什么场合也少不了他，居然是个人物，还是个大人物，也真让人匪夷所思。安徒生死了快有一百二三十年了吧，怎么皇帝的新衣还没完没了呢？
而且，总有一支麦克风塞到这位人物的嘴下，而且，无论长篇短篇，散文随笔，宋元明清，亚非拉美，民风民俗，红白喜事，和尚尼姑，三教九流，他都能闭着眼睛，都敢张着大嘴，天南海北地瞎嘞嘞一通。而且，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成了文坛前辈，成了青年导师，成了著名的文化人，成了麻将牌里的百搭，少了他还真不开胡。有的甚至成了爷，没有爷的引见，发给小女子一张门票，文坛那道门槛，还真是迈不过来。
说白了，王衍是一个空手道，作为文人，无著述，作为名土，无名论，作为官吏，无建树，作为谈客，无高见，无足称道，狗p不是。毛泽东说的“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鲁迅说的“空头文学家”，北京人说的“瘪皮臭虫”上海人说的“空心汤团”，就是这班人的真实写照。但他善于炒作，善于拿捏，善于借风使舵，善于拉帮结派，再凭那一张嘴，手持麈尾，坐而论道，口吻生花，却能炒出极高的威望，极盛的声名。
您不得不服，这世界就属于能吹牛皮的人。
那时，洛阳城里，他的知名度，总列排行榜首位。《晋书》称王衍，“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声名藉甚，倾动当世，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晋诸公赞》曰：“夷甫好尚谈称，为时人物所宗”，《晋阳秋》曰：“夷甫有盛名，时人许以人伦鉴识”，《世说新语》举了一个例子：“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看看，他还挺忙，挺拿搪，挺端个架子。
名人崇拜，是中国人在封建社会里，磕头磕久了以后，落下的一种仰脸看人的毛病。空手道们就吃准了普通人对名流的仰慕心理，所以，出名，邀名，炒名，争名，不择手段，不管好歹，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只要能有名，削尖脑袋也干；名是无形资产，与有钱者，与有权者，同起同坐，不相上下。本是无足轻重的王衍，因为有了这份虚名，成了洛阳城里拥有话语霸权的那摩温。
当时的士流后进，文苑学子，一是相当的贱骨头，二是被他唬得够呛，很在意他的褒贬，很买账他的评论。就像时下的年轻作家，非要请名人写序，请名评论家鼓吹一样，哪怕掏大把的审读费也在所不惜。王衍半点不谦虚地认为自己有品评识鉴的特权，“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因此，成语中的“信口雌黄”，也作“口出雌黄”，也是因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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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馨儿”的下场（3）
说到底，他的背景实力也相当可观，一，出生于琅琊临沂王氏这个贵族门第；二，被人艳羡为“琳琅串玉”的王戎，王澄，王敦，王导，或掌握要害，或占据要津的实力，是他的从兄从弟，皆为羽翼；三，他老婆郭氏是皇后贾南风的娘家人，炙手可热；四，他小女儿惠风又嫁给皇太子司马遹，未来皇上的老丈人。就凭这些，也使得他的腰杆更硬，口气更冲，放p更响，话语霸权更甚。如果，他曾在美国爱荷华，或别的什么大学厮混过两天，曾在瑞典皇家科学院休息厅品尝过咖啡，那大家就得将他供起来了。
他还用得着当官吗？拥有这一份话语霸权，也就足够足够了。
君不见今天之文坛，那些小八腊子，甚至还不如王衍那样拿得出手呢，或追p族写几篇鸟评论者，或叮p族抓大头敲竹杠者，或闻p族直奔绿罗裙下者，即使有一丁点话语权，谈不上霸，不过是虎牌万金油罢了，也是要用够用足的。一个个，谁不是油头粉面，脑满肠肥，像猪八戒到高老庄招亲似的，得意忘形，神气活现。但是，王衍与上述诸君不同的，他是个大牌人物，他是个不甘寂寞，不易满足的大玩家，玩名士，玩麈尾，玩清谈，玩黄老的同时，他一刻也不闲地玩乌纱，玩权术，玩政治，玩官场。
所以，此公可是大错而特错了。
一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好做什么，最好不做什么，是要有最起码的自知之明。最好在磅秤上约约自己，毛重多少，净重多少，去皮以后，减去蚀耗，知道几斤几两的实数，在哪个量级，做多大事情，这才心里有数。
为文，就老老实实爬格子，为官，就兢兢业业等因奉此，为车夫，就规规矩矩遵守交通规则，为小萝卜头，就永远看着上司的眼色行事。王衍，奢谈黄老，天花乱坠，是他的强项，当官做吏，率兵打仗，是他的软肋。黄老这一套，练练嘴皮子是可以的，指着治国平天下，就非坏事不可。
后来，我也悟过来了，凡文人，一旦弄不出文，或弄不好文，就只有染指权力一途。因为当这个长，当那个长，是无师自通的行业，用不着什么正经学问。老实说，除了未庄的阿q先生，谁不会将圈画得很圆？但是，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权力对文人来说，永远是一杯鸩酒，是绝对饮不得的。
我们可以为他设想，若是摇麈尾，尚清谈，好黄老，崇虚无，作一位名士班头，贵族领袖，情场魁首，风流太岁，在洛阳城里，他应该是天字第一号快活之人。
“宁馨儿”就倒霉在不识数上面了。这个王衍，据《晋书》：“泰始八年（272），故尚书卢钦举（衍）为辽东太守，不就。”因为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那时还算是有点清醒。后来，就一直浮沉官场，虽然也有两次辞官之举，永康元年（300），“赵王伦篡位，衍阳狂斫婢以自兔。”次年，“齐王冏有匡复之功，而专权自恣，衍以病去官。”实际上，人去心留，并未完全跳出政治漩涡，知识分子待价而沽的心态，加之人捧自抬，相信自己果然是既宁且馨的超重量级人物，就更下不了狠心与权力场彻底决裂。
于是，八王之乱以后，死的死了，亡的亡了，他一步步从尚书仆s，领吏部，拜尚书令，到司空，司徒，成了“居宰辅之重”的政界一把手，又从都督征讨诸军事，持节，假黄钺，以太尉为太傅军司，成了“众共推为元帅”的军界一把手，这位空手道竟混到亦文亦武，亦政亦军的领袖地步，他自己也觉得有点犯晕，尤其司马越病死以后，他手里的白玉柄麈尾，也耍得不那么利落了。
现在，大玩家攀登到权力的顶峰，得到了一切，但是，他生命也到了终点。因为，他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在北疆边外崛起的游牧部落首领石勒，这位一直觊觎中原的匈奴后代，乘虚而入，紧追着抛开洛阳南逃的晋军主力不放，而王衍，恰巧是这支部队的总司令。当石勒还是十四岁的部落小卒时，大概在洛阳上东门，摆过地摊，贩过牛羊，那高亢的叫卖之声，曾经吸引了路过那儿的王衍，算是有过一面之交。现在，王衍统率的部队到达河南郫城，却落入石勒大股骑兵的包围之下，不经一战，全军溃败，从前的大老爷，现在的阶下囚，而过去的小盲流，却是能决定他生死的阎罗王。
“宁馨儿”的下场（4）
这一次见面，有点滑稽，如同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那位红军战士，进了冬宫，看见骑着高头大马的沙皇将军，来不及举手敬礼一样，石勒认出俘虏队里的王衍，想起当年上东门摆摊的经历，不觉自惭形秽，竟连忙趋前致意，“勒呼王公，与之相见。”“勒甚悦之，与语移日。”
王衍终究是徒有外表，而绝无人格力量的文人，为了苟且求生，一方面推卸自己的责任，说自己不过是个大玩家，不问政治；一方面无耻地向那个胡服左衽，说不定脑袋上留一撮毛的胡人首领献媚，要他称尊号，做皇帝，跟他做起政治交易。
石勒对这个handso的男人，一是折服他的口齿，二是欣赏他的仪态，三是他内心深处对于中原文化的景慕，才有这次坐下来交谈的可能。想不到此公如此表里不一，整个一个j佞之徒，听到这里，不由得勃然大怒，“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以下均见《晋书》）
的确，有那么一刹那间，石勒犹豫过，对这位中朝衣冠的代表人物，怎么处置，动摇过，曾问过手下人：“当可活否？”然而，当他听到这位知识分子的话语，心灵之中，竟是如此漆黑一团，竟是如此卑鄙龌龊时，他觉得面前这个中原文人，尽管非常handso，活在世界上也是十分多余的了。
于是，呼左右挟出，关在一间土屋里。不是将他杀死，而是半夜里派士兵将四堵墙推倒，将他压死在里面，给这位宁馨儿保留一具完整的尸体。
这条来自北方的狼，想不到倒是一个艺术上的完美主义者。
宁馨儿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名和实，表和里，外面看得见的东西，和内里看不见的东西，夸张虚浮哄抬起来的声名，和实实在在的学问才华，并不总是那么一致的。有这点清醒认识，无论看人，还是待己，能够一分为二，能够实事求是，也许不无裨益。
博士买驴（1）
“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这句话出自《颜氏家训》。如果这位南北朝时代的博士官，有兴趣写小说的话，一定会得到现代派和新锐的评价。买一头驴，立字契，洋洋洒洒，写了三大篇纸，硬是没有接触到这篇字契的主题——那头正在牲口市里尥蹶子嗷嗷叫的毛驴。这等功夫，恐怕不能不令时下的先锋作家望洋兴叹、自愧弗如的。
提起颜之推的这部《家训》和朱柏庐“黎明即起，打扫庭院”的《治家格言》，应该说是同一范畴的家庭教育读物。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认为这是一个应该维系紧密的集体。反之，则视为不正常。西方社会不这样看，儿女长大成人，劳燕分飞，各奔东西。你不养我，我也不养你，属于天经地义。所以，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美国的老头、老太太，孤独凄凉地死在自己的公寓里，很长时间不会被人发现，直到尸臭从门缝传出来，邻居才会去报警。张爱玲最后就是这样结果的，如果她的晚年是在国内度过的，这种悲剧大概就不会发生了。
在儒家哲学体系里，家和国是等同物，不过大小之分罢了。无国则无家，这才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壮志；有家才有国，“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旧时的中国男人，从小读《四书》时，就要立下的抱负。若是父母死在阁楼上，楼下还在打麻将，这种人连个家都齐不了，焉谈治国？所以，古人视家庭为国家的细胞，国有国规，家有家训，因此，古籍中就有了“家训”这一类书。
这部《颜氏家训》与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稍有不同之处，在于它的文化品味超越了实用意义。本来作为维系家族传统精神，对家庭成员进行自我约束用的规劝文本，由于触及到南北朝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诸多状况，因而具有独特的价值。琅玡颜氏是大族，从晋代起，就是很负声望的高门，也是少数没有沾染魏晋玄风，还保持着传统经学的贵族门第。颜之推本人，初仕于南梁，再俘于北周，后逃于北齐，一直活到隋代。因此，这个家族辗转迁移的历史，其家训是研究南北朝时代人文情况、生存状态、社会背景、时代风貌的一部很有用的书籍。
由于这样的家风，颜之推自然是那种比较正经也比较传统的士大夫，即使不那么正襟危坐，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尚通脱、好黄老、喜玄谈、求自在的文化人相比，也正经太多了些。所以，他在这部很正统的著作中，对于古往今来的文人，其看法往往更着重在为文以外的人品方面，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于是，他点了一大串名，用来告诫他的子孙们，要汲取经验教训，好好作文的同时，更要好好地做人。幸好，他只是用心良多的家长，而不是手握权柄的官长，倘若他是管理文化人的人，作家恐怕就要有挨收拾的准备了。
他说：“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c；王褒过章《僮约》；扬雄德败《美新》；李陵降辱夷虏；刘歆反复莽世；傅毅党附权门；班固盗窃父史；马季常佞媚获诮；蔡伯喈同恶受诛；吴质诋许乡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笃乞假无厌；路粹隘狭已甚；陈琳实号粗疏；繁钦性无检格；刘桢屈强输作；王粲率躁见嫌；孔融、祢衡，诞傲致殒；杨修、丁廙，煽动取毙；阮籍无礼败俗；嵇康凌物凶终；陆机犯顺履险；潘岳乾没取危；颜延年负气摧黜；谢灵运空疏乱纪……”
按他的这个逻辑，一部上古文学史，几乎是洪d县里无好人了。
应该看到，颜之推这种比较偏激的评价，是对自魏晋以来那些放达自命、不修边幅、率意任性、狂悖荒谬，以致越出常理的文人们的否定。琅玡颜氏当然是沿袭东汉的马融、郑玄的经学传统，推崇儒术，埋头学问；但从曹魏时期的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起，就不愿意钻牛角尖，做老雕虫，而是走出传统，反对礼教，崇尚性灵，追求自我。越不为世所容的行径，越不为人所接受的奇谈怪论，越成为他们浪漫的目标。风气所及，一个个身体力行，甚至在家里连裤子都不穿，一醉三个月不醒，服用那种绝对是属于自虐的五石散，男性以涂脂抹粉为荣……诸如此类的表演，比之现在那些泡吧、玩妞、唱怪调、做鬼脸的文坛新秀，不知风流放荡多少倍？
博士买驴（2）
也难怪这位颜夫子看不惯，到了南北朝，尽管战乱频仍，好像也并不影响士人们的快活，甚至做皇帝的，也兴致勃勃地舞文弄墨，如梁文帝萧纲，就大力提倡写y艳的“宫体诗”，搞色情文学；如梁元帝萧绎，颜之推曾经侍候过的君主，最后失败时，归咎自己读书太多才丢了江山，一气之下，把历年收集的公私图籍付之一炬。这些人，只要战火不烧到屋檐下，利刃不架在脖子上，都是倜傥不群、傲视万物、佻达自由、洒脱不羁的风流种子。
宋刘时的谢灵运，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他自称，天下的才华总量只有一石，曹子建得八斗，他得一斗，余下的，众人分之，狂得实在够可以的了。他在浙东地区游山玩水，差不多要一个营的兵力，为他开山辟水，搭桥铺路。那一份兴师动众，使得深山老林里的老百姓，直以为来了打家劫舍的匪盗。若是他不这么求快活，而且官瘾也不这么强烈，他的一斗之才，说不定会有更辉煌的成就。
所以，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总势，前不如汉，后不如唐。看来，作家们太潇洒了，神采俊逸是有的，但指望深沉凝重，就未必如此了。酒足饭饱、一劲儿打嗝，是无法体会饥饿是什么滋味的；帷幄重裘、熏笼香浓，哪里能知道数九寒天薄衣单衫的可怜。对作家来讲，太快活了，说不定倒是文学的厄运。
从《颜氏家训》一书，我们知道，造成这一时期的士风，也就是今之所谓知识分子一群人的颓唐习气、浮华文风，有其客观上所给予的物质条件：
南北朝169年间，双方时有夺城掠地、生灵涂炭的战争，也有相安无事、互派来使的和平。那个写过《哀江南赋》的庾信，就担任过南朝梁国驻北朝西魏国的大使。在相对平静的日子里，两边都照样地歌舞升平，吟诗唱和，游山逛水，欢宴不断，而江南，斯风犹盛。因为，“晋朝南渡，优惜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已上，典掌机要。”
但大多数“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加之这班人，由于“中兴渡江，卒为羁旅，至今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悉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整个社会，从统治者，到豪门贵族，到士大夫，竞相侈靡、贪图安逸、y奢享乐、空谈误国。杜甫称“庾信文章老更成”，所谓“老”，是指他逗留北方，不得回归的时期中，在怀念故国和感伤身世的情绪中，才形成他苍劲悲凉的独特风格的。像这样的文章高手，在未“老”之年，青衣短袖，面白唇红，出入梁国宫廷，在那样的脂粉香腻、玉体横陈的氛围中，也不过是一位在追星族的包围中，擅写绮丽诗文的“青春派歌手”而已。
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快活文人，颜之推是这样描写的：“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时明经求第，则顾人答，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
于是，联想起时下明星出书，全赖枪手c刀；作家炒作，忙于抛头露面；江郎才尽，犹在制造泡沫；美人迟暮，奔走声名更急的文坛众生相，这一切，与颜之推在书中所言，简直不谋而合。“当今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恰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校订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更有甚者，一些半瓶子醋，尤为可笑。“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撆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夫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
博士买驴（3）
想到当代文坛的式式种种，原来都不过是古已有之的现象翻版，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但是，我始终在琢磨，沉醉于优裕的生活之中，对作家而言，也许会衍生出一种文学上的催眠作用。曹雪芹为什么在喝莲叶羹时不写《红楼梦》，偏要饿到只有稀粥咸菜可吃时才写？饿，不一定就产生文学，但饿与饱比，可能靠文学更近一点。南北朝文学，比之他朝，相对来讲，较少大家力作的主要原因，不知是否与那时太甜美、太甘醇、太轻松、太舒服的日子使作家多了些惰性有关？
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乘舆，入则扶持，城郭之内，无乘马者。”弄得满城的人，都不识马为何物？最好笑者，建康令王复，也就是当时梁国的首都市长，不但没有乘过马，更未骑过马，有一天，牵来了一匹马，咻咻嘶吼，四蹄跃跳，把他胆子都吓破了，于是埋怨他的下属：“你们怎么搞的，这分明是老虎，怎么骗我是马呢？”
所以，到了侯景之乱，建康从被围到城破，“数?
第 5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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