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Ⅳ 作者:肉书屋
第 5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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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的发明，家庭工厂又开始复兴，彼得？克鲁泡特金把它视为通往光明的自由之路。
法国另一种类型的家庭经济是小型家庭工商业——商店或者工厂，尽管它们非常脆弱，经不起破产的打击，也受到家庭地位衰落的威胁，但是它们还是坚强地挺过来了。
转包商在一些重工业的分支体系中茁壮成长，成为自己的老板是他们深埋在心底的最大梦想。而在乡村，能够在自己家里工作生产是最理想的方式，人们不习惯提着饭盒，或者去自助餐厅，到了中午，他们更喜欢让贤内助把刚做好的热气腾腾的午饭端过来吃。而且老板们还设了栅栏，当任务紧急老板决定免去吃饭和午休时间的时候，就会把这种护栏围起来，以防止工人偷偷溜回家（1827年发生在鲁昂的霍尔姆事件）。这种家庭经济就成了乡村经济生活的主体。法国的产业化进程必须要慎重考虑这些社会现实。把工厂设在乡村，那里有丰富的人力资源，而家庭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得到雇用，再作为一个单元来支付工资；在纺织工厂中，男x纺织工人起主要的作用，他的妻子作为他的助手，还可以监督儿子的工作。这样工厂管理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工厂业主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住在附近，有时他们的家就是工厂。妻子就是现金出纳，他雇的工人分工合作，各负其责。家长式管理是劳资关系中最先出现的管理模式，它惠及了一群最为可靠的主要技术工人。只要工人自愿住在工厂附近，这一体制就可以得到实施。家长制工业模式唱的是家庭戏：业主是“父亲”；工人就是整个家庭所有其他成员；但破产也就相当于集体“自杀”。
如果所有成员意见不统一，那么这一系统就会立即崩溃。19世纪后半叶，一些合作组织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些组织实际上实行的是“实物工资制”。工人要求得到现金工资而不是实物工资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因为以实物付款的方式让工人对业主产生了强烈的依附关系，被视为是现代的“奴役制”。很容易在“自然家庭”危机和工业家庭危机之间划等号，因为它们同样都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兴起而导致的。
工作与家庭经济（2）
即使在家庭之外，也有一种严格的家庭经济在控制着工人的生活条件。父亲的工资主要用于购置生活必需品，但是他的收入很快就会由孩子们的劳动所得来补偿。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工人家庭的人口生育率居高不下的原因。禁止使用童工的建议受到这些家庭的强力反对，因为社会决策者的长远观点与工人家庭的短期利益发生了冲突。决策者想取得一种不同的经济平衡，采取一种不同的就业结构，但对于工人来说，控制生育就像其他儿童救助措施一样，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无法开展。
女x的工作，在生儿育女之后就会中断，同样还要受到家庭生活需要的制约。在任何情况下，女x的工资都只能是她丈夫工资的一点补充。但是在19世纪，补充工资这一观念展现出新的含义。有时女x的工资收入对于家庭主妇来说确实非常重要，尤其是正在哺育婴儿和主持家务的女x，因为这些微薄的工资增强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而男人们对女x也是一再赞扬，认为她们在家庭事务中必不可少，并且在意识形态上对她们进行了重新定义，这些都是出于经济原因。女x在家庭中的半职业地位被描绘成她们“自然”能力的一部分，也是对经济的一种支援。她们从事的是一种以没有收益和产出物为特征的职业。在艰苦的岁月里，女x的收入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一些在1884年的好几个月中都没有找到工作的工人幸存了下来，他们很感慨地说，这是因为他们的妻子为别人洗衣服，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艰苦劳动。对于大多数女x来说，艰苦岁月来临的时候就是她们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一点不假。
家庭花园——许多城市家庭屋后的，甚至靠近巴黎的城堡的小菜园，也是那些穷苦工人家庭对付贫穷和痛苦的一种方式，就像在物物j换经济中r常用品和服务的相互j换一样。这种j换行为确实需要这样的团体存在。它们一旦消失，当代社会就会经不起失业的考验而更多地去依赖国家而不是社会。而只要这样的团体继续存在，比如在意大利和希腊，以家庭和邻里关系为基础的地下经济就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家庭不仅仅是锅碗瓢盆和家庭开支花销这么简单，它还对以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家庭为主所形成的家族社会中的同族婚姻策略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家庭同样还对工人区域流动x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还是社会变革的重要载体。
对于工人们来说，移民和住所的变化并非出于偶然；对亲缘关系的考虑和职业是他们流往何处的决定因素。如果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有他们认识的亲戚或者同业者，那么他就会在一个新的环境中迅速站稳脚跟。实在不行，他就会撤回到原地，因为在他离开之前，他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有亲戚和朋友。利摩r的一个瓷器工人西蒙？帕维里在一次事故中突然受伤以后，能够回到一个家庭农场继续养伤。家庭同时还能提供必要的服务，起到职业介绍所和银行的作用。对结构高度紧密的种族，比如法国的奥弗涅群体，家庭有助于制定社会发展策略，在家庭的帮助下，“野蛮人”被驯服，并开始遵守社会规范。
在义务教育时代到来之前，家庭担负着教育孩子的重任，尤其是读书（所谓的“雅各托”方法就是有意提供给父母的，但是这种方法比想象的更趋于书面说教）。拉斯帕伊依靠家庭传播医学信息和诊断技术。工人阶级家庭并非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副本，而是像雅各托？朗西拉所说的，“是一个知识传播和穷人获得解放的自然场所。”书包网 。 想百~万\小!说来书包网
工作与家庭经济（3）
在19世纪，家庭可以通过资本积累为资本主义服务；这是最主要的焦点，有时也被称为原始积累。商业历史主要就是家族历史——一种建立在婚姻与葬礼上重大历史事件基础上的历史。核心家庭要具有在工业起飞阶段中繁荣发展所需要的潜能，“家庭精神和私人生活观念要与工业化早期一样，需要不声不响地、像蚂蚁一样埋头苦g。”
雇主依靠家庭体系来为工人提供支援和纪律约束。家庭秘密就是商业秘密。婚约达到了合并和多样化的效果。有能力的后代继承祖辈的家业后会把它发扬光大，甚至会有长足的发展，但是一旦落到了愚蠢、不务正业的子孙手里，整个家族就彻底完蛋了，曾经一度辉煌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有的家庭实业甚至由家庭成员的几个股份组成。有限股份反映了家庭结构在自筹资金企业时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867年以后，家庭适应了新的公司组织结构形式，这使得他们增加了公司的资本，但是仍然保留了大部分股份，这样既能保护个人财产，又可以对商业行为进行有效控制。
这一时期商业错综复杂的关系反映了控制公司家族的亲缘关系。北部省的纺织工业通过家族关系而迅速发展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例如在鲁贝，莫蒂斯家族与众多的工业家庭建立起了关系：波叙茨、拉加赫斯、布雷达、瓦丁内斯、德瓦林以及其他家族。波洛特家族拥有“棱堡”。在里尔，蒂埃尔兹和瓦尔埃特家族在当地的工业界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就像近代的维尔特家族一样。商业还会受到个人的意识形态和个人的人格特x影响。在诺曼底，贵族的怀旧之情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婚姻的限制条件非常苛刻，由此而引起的家庭的排外x和趋势结果证明对工业发展极为有利。从事钢铁业的施奈德和温德尔家族并没有纺织业企业家那样的勃勃雄心，但是他们在当地深厚的根基使他们得以发展成一种贵族式家长制模式。拉克鲁索特公司城则以另一种半封建制的模式统治着该地区和当地人民。
大型百货公司的创始人把“幸福家庭”提升到了荣誉的最高地位。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富有教育意义的科涅克传奇，他的妻子路易丝？杰伊的透视画出现在他公司的巴黎分支机构的顶楼上。一个专门小组称赞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他们俩是一对完美的组合。白天做工，晚上回家后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审核账目，当邦？马尔什老板死后，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年富力强的合适人选来继承他的企业，他的遗孀布西科夫人只好决定把经营管理权收回到家庭里来，由她本人来担负这一重任，她后来的继任者通过鼓励百货店经理和大股东之间的联姻来保持对公司的绝对忠诚。还有一种与劳动有关的合法资产策略是从公司内部人员中选拔经理和主管人员，这样就组成了一种“精神道德层面的而非生物关系上的家庭”。这一新的实践导致对主要执行人员私人生活的严格监督以及对公司“无情的驯服和教化”。
家庭统治不应该被视为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路易斯？贝尔热注意到，“大的私人企业、大众工业真正脱离家庭统治的比我们预想的要少……在那些工商业领导者中，家庭的亲带关系仍然决定着他们事业的发展轨迹。”在对科塞—布里萨克、皮埃尔？布尔杜和莫尼克？德？对圣马丁这些家庭的研究中，专家们对私人关系在当代公共生活中的影响的分析告诉我们家庭的亲带关系是如何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的，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国家已经被某些特殊的家庭控制了。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家庭事务有时就成了国家秘密，反之亦然。
一个家庭的遗产不仅仅是有形的物质财产，它是一种资产组合，包括名誉、家庭的境况和社会经济地位、“职业c守和品德”。
总之，继承是最大的保护、最少的不平等x。在“包法利夫人”时期，福楼拜在给他的哥哥阿希尔的信中写道：“他们应该知道在鲁昂的内政部，我们就是他们所说的一家子，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地区有深厚的根基，如果对我有不道德的诋毁，那么同时将有许多人受到伤害。”（1857年1月3r）
家庭：x与血缘
家庭还担负着其他使命：传宗接代，生育出许许多多身体健康、生育力强的子孙后代，同时还能够满足x的需要，而且不带有任何虚伪、不道德或软弱无力。这些使命随着时代的前进显得更加迫切，因为到19世纪后半叶，生育率急剧下滑，人们担心人口会退化。
婚姻被认为是获得健康的x的最保险、最谨慎的方法，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米歇尔？福科特已经表明，一种适度的夫妻生活的理想模式是如何在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们的支持下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在19世纪，尽管没有任何新发明，但共和党人极力提出援用这一古老方式的要求。关于此，有一本深受读者欢迎，而且一再翻版的书，本杰明？富兰克林写的《可怜的理查德？埃曼》。这本书鼓吹不浪费、不需要、所有的事情都要有节制的教条。医生、现代牧师、神圣的婚姻都是我们精神活力的主要调节者，同时也是我们避免与发生关系而对我们种族产生危险的最好方法。
在19世纪的后半叶，出于对诸如肺结核、酒精中毒和梅毒这样的巨大“社会灾祸”的恐慌，以及对通过受到感染的血y传播疾病的恐惧，医师和小说家们将让？鲍里称之为“遗传的神话”的东西进一步发展了。由于这些遗传弱点的存在，家族逐渐被视为一条脆弱的链环，应该对其保持持续的警惕，保护其免遭危险。保持童贞得到推崇，即便是对于年轻男子也是这样，他们的异常出轨行为曾被视为具有男子气的标志而加以容忍，而年轻的女x却被要求保持贞洁。
小家庭是正常x行为的殿堂，建立起了这方面的规范，并认为家庭之外的x行为是可耻的。婚床是用来进行x仪式庆典的公认的圣坛，它的周围不会再用布帘遮掩。取而代之的是厚厚的卧室墙壁和一扇带锁的门的保护，孩子们是几乎不被允许通过这扇门的，而父母则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孩子们的卧室。以前教堂总会谨小慎微地建议神父们不要惹恼那些急事缠身的已婚者——尤其是已婚的妇女。神圣的婚床被安静地置于一边。用佛科的话说，家庭是“x的结晶”，也是血脉的守护者，是种族健康的保护神。要谨防链条中脆弱的链环。甚至是信奉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也屈从于优生学的呼吁，以及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模糊教条中衍生出的种族净化的梦想，渴盼将妇女和穷人从毫无控制的繁殖负担中解放出来。
这样，家庭就受到了矛盾力量的双重打击。一方面，家庭建立时被赋予的角s着重强调的是家庭的普遍存在、它的力量和权力，这驱使它对其惊人的秘密加以重重封锁。家庭越来越担心其私密受到g扰，同时它的焦虑也在加深。对于一个为抚养孩子而担忧的女人，弗洛伊德有过评论：“永远别在意。无论你做什么都是错误的。”
另外一方面，随着r益意识到家庭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角s，迫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和机构——慈善家、医师和国家——将家庭置于关怀之中，d悉它的神秘之处，并侵入它的堡垒。最初，g涉的矛头指向的是穷人家庭，富裕家庭受到的g预最少。g涉的内容主要在于那些角s表现上不称职的方面，尤其是在照顾孩子方面。到20世纪开始时，法官、医生和警察都在援引有关“孩子的利益”的条文来证明那些对私人空间不断扩张的侵入是合法的、正确的。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家庭本身却饱受猜疑的折磨，面临困难和内部的摩擦时，自愿寻求外部的g涉。社会控制不只是来自外部的关注，不只是加强监控那么简单，而是在愿望和委屈之间的一种非常复杂的j互影响。在19世纪末的热沃当，来自家庭或是受到家庭的个人要求司法介入的呼声r益高涨。
家庭是社会“看不见的手”，是经济“隐藏着的上帝”，而有时可能又是政治核心内部的一个y谋家；它坐落在公众与私人之间模糊的边界上。这条边界蜿蜒前行，穿过家庭的中心，其位置随时间、地点和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所有这些背景，对于我们理解这种驱动家庭的能量的强度、将家庭撕裂开来的冲突以及在其内部涌动着的热情，都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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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类型和私生活
米什莱说：“那是家庭的一个问题”，就像是一个好心的雅各宾党人。而在现实的进程中，却不是某个家庭，而是众多家庭。尽管使用单数是错误的，但有时我们还是会用到。文学的焦点被集中在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上，巴黎人沉迷于作品当中，但其中的某些错误观点也应受到指责。法国民族特x得以建立的方式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应该使用复数，因为家庭类型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在私人生活的历史上，城乡之间的分离是一条断层主线；其他的差别则来源于社会环境、宗教影响，甚至政治联系。做一个天主教徒、新教徒或是犹太教徒，又是如何影响到私人活动的呢？一位加尔文教徒父亲和一位犹太教徒母亲之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自由思考真的改变了两x之间的关系或是人们观看r体的方式了吗？存在着切实有效的社会主义道德吗？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会影响情感行为吗？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阿曼德使自由恋爱成为个x解放的标准，他的报纸对同伴们在这方面关系中的经历进行了报道，然而，维克多？科埃塞克的历史却表明在这一领域存在的抵抗力是多么地强大。从理论到实践的路还很长。
司汤达曾回忆起他母亲的死，并描述了她的感觉和表达感觉的方式，把“王妃的内心”和“巴黎人的内心”进行了对比，“王妃有自己的感觉方式，一种活生生的、固执己见的、喜好争辩的方式，这种方式我在其他地方从未遇到过。对于敏锐的双眼来说，纬度每变化3度，那里的音乐、舞台布景和小说看上去肯定是不一样的。”
关于司汤达利用自己对地区差异非凡的d察力对思潮所做的解释，勒？布莱斯和托德将其归因于法国家庭结构的极端多样x，极端到“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法国是本不该存在的”。他们批评那种更关注时间变换而不是地理多样x变化的综合x历史观点，强调在法国不同地区建立起来的血族关系体制具有多样x。在这方面，“诺曼底与利穆赞省之间的不同就如同英国和俄国之间的不同”。他们将家庭类型确定为三种主要地域形式：第一种，核心家庭结构地区，那里的婚嫁年龄和独身比例没有其他地区那么稳定——比如诺曼底、法国西部的内陆部分、香槟、洛林、奥兰内斯、博甘迪以及弗朗什－孔泰；第二种，复合家庭结构地区，那里的婚姻只受到松散的控制，包括法国的西南部、普罗旺斯和北部省；第三种，同样是复合家庭结构地区，但那里的婚姻控制比较严格，包括布列塔尼半岛、巴斯克乡村、南部山丘中心区、萨伏伊地区和阿尔萨斯。
在每一个地区，人们都会发现以不同的家庭行为为基础的权力体制。这些体制不仅影响到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还会影响到婚嫁的年龄和夫妻间的关系。“这些主要家庭形式中的每一种，都对应着一个特殊的家庭感情类型……每一种家庭结构都有其具体的紧张状态和病理形式。”私生子和自杀的比率，暴力的形式，甚至是政治观点，都与这种影响深远的变量有着强烈的关联关系。勒？布莱斯和托德的争论具有高度的示意x，有必要予以简单化，并且我们并非在每个细节上都赞同他们的见解，但是，我们确实承认，我们的分析还不够专注于社会差别，在地区差别上的分析仍然过多。
这个问题部分是由于缺乏第一手的资料，不过法国民族学校的工作是不容抹煞的，尤其是伊丽莎白？克莱维力和皮埃尔？拉梅森，他们的工作对于本书的课题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他们得出的结果是以广泛深入的司法档案调研为基础的，这可能会使他们过分强调冲突x。不管怎样，对于那种认为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生活甜蜜而宁静的观点来说，他们的工作仍是深受欢迎的矫正之道。大量有关文化和结构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均指向社会生活中稳定和不变的东西，其结果就是给人以一种静态社会的印象。然而，19世纪的社会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态的，即使是在最边远的农村地区也是如此。社会持续地处于动荡之中，既影响到了公众和私人之间的界限，也影响到了生活、感觉、恋爱以及死亡的方式。
确定无疑的是，强有力的凝结因素在发挥作用：法律，机构，语言，差异的压路机——学校，媒介，以及在全国传播“巴黎时尚”的消费项目。首都得到的崇拜和得到的敬畏一样多，对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男人们和其他事物在巴黎与外省间往来穿梭，这种循环方式使私人生活的方式趋于标准化。
然而，对这种标准化的抵抗也是令人惊异地顽强。按照欧仁？韦贝尔的话，这种情况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告一段落。家庭秘密和个人私密继续存在着、变化着，而这些人们几乎难得偶尔一瞥的秘密与私密，正是我们现在所要努力理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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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1）
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家庭通过生生不息的血缘、财富、情感、秘密和记忆来自我描述、自我思考和自我表现。
分散的家庭主要通过写信来联络感情。邮政服务水平的提高使通信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到19世纪后半叶，铁路的建造和其他技术的进步使这一时期变成了纸张主宰的世纪。经常、定期地接收家人的“最新消息”成了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1830年4月3r，按照孜孜不倦的“写信专家”乔治？桑德的要求从巴黎寄出的一些“黄s和蓝s的信纸很难看，但是却很时髦”。她每次收到信后总要通过信封上的邮戳来比较这些信寄出的r期和收到的r期。邮递员不仅要对信件进行分类，还要保证这些信件及时送到——火车站的大钟就是他们判断时间的依据。因此邮递员成了人们期望随时拜访的最尊贵客人。
对于在外地上学的孩子，家人都希望他们每周能给家里写一封家书。当甜甜蜜蜜的小两口短暂地分离后，他们每隔两三天就要写一封情真意切的信。除家庭之外，还有一些远方亲戚，人们就根据关系的亲密程度互通信息。新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机，往往会在这个时候通告家人的健康状况，还要对过去一年中家人和亲朋好友的生r、去世、结婚、疾病以及升学等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这些都成了信中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就是信件的骨r。卡罗琳？舒塔尔—利奥莱特已经对索米尔一个布尔茹瓦的家庭成员写于1860年至1920年的信件进行了认真研究。他已弄清了在信中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他发现这个家庭成员基本上不能在信里提到钱、死亡和x。他们确实也在信中谈到了疾病，甚至具体的生活细节，当然还有孩子。而其他家庭关注的则是另外一些问题，比如戈布里茨家族比较痴迷于教育上取得的成就。母亲与女儿之间的通信一般只写她们的第一个名——艾米莉和玛莎，她们在钱和身体这些事情上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她们谈论疾病与痛苦，但也谈论一些让我们都惊诧的比较下流的话题，适当与不适当的界限总是相对的。
信件并非总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像波西斯所说的是在公开与隐私、社会与个人之间“妥协的象征”。
家庭信件的读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它会从一个人传到下一个人，而每过一道手就要经过一番考察，因此根本就没有秘密和隐私可言。我在这里所说的是那些有文化、感情丰富的人写的信，而有些人写信是因为在生活中遇到了挫折，通过写信来发泄自己内心的郁闷。我想许多女x同乔治和她在库温特昂格莱斯的朋友一样都体验过“写作的强烈欲望”。他们并不是为公众而写，而是带着一种极其强烈的复仇心态，有的人甚至一天耗费数小时在做这项工作。男人们也继续磨练他们的写作能力，尽管在20世纪他们的想法已转向技术和手工艺并且疏离了写作。
两x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城乡之间的差异那么大。在一些城市里，穷人主要依靠专门的写信人帮他们写信，而这些写信人的观点往往会很自然地潜入他替别人写的信中。而在乡村，消息是通过“口信”的形式来传播的，而不用信。当泥瓦匠返回克勒兹河家乡时，一个节r般的盛典将铭记这一盛大时刻；他们通宵达旦地讲述在城里的奇遇。1900年以后，明信片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递工具流行起来。默伦有一个五口之家——父亲是一个园林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三个女儿在办公室上班，他们在1904年至1914年之间一共寄出一千多张明信片。信息j流得越频繁，每次j流的信息就越简短、越有价值。
家庭生活（2）
一般而言，家庭聚会既是信息j流最重要的形式，同时也显示了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的美好氛围。
对于少数信教的家庭来说，家庭聚会往往是一种生存甚至反抗的方式，因此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最近莫诺家族每年一次的茶会上组织的一次大约200人的大型聚会上，甚至每个到会的人都必须戴一个胸卡以确定身份。另一个新教徒家庭，里克鲁斯一家则
聚集在一起来庆祝父亲的生r。
在此期间，家庭大团圆的合影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每个家庭通常都会拍下一张全家福以记录家庭团聚的盛事。到了20世纪，许多家庭的这些老照片保存得很好，整整齐齐地摆在影集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经济比较拮据的家庭还只是在结婚的时候才拍一些照片，但是到了1914年以后，照相变得越来越普遍，它成了记录所有事件的一种方式。即将赶赴前线的战士临行前要和妻子儿女站在一起拍一张照片，所以经常能在牺牲的战士身上找到他们临行前拍的全家福。
早在相片时代到来之前，许多贵族家庭已经享有了画个人肖像的特权。
在这些家庭的书房里挂满了祖先肖像的油画或者照片，而且从这里还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家庭辈分的排列顺序。在这样的书房里，家庭成员的记忆通过具体的物质形式被记录下来。这同样成了那个世纪最为关注的事件，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样也把财富与价值的观念代代相传。19世纪末，北部省和鲁昂的中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家谱，企图找到有名望的、富有的祖先（他们想看看他们到底是第多少代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家族成员死后，他们的墓地一般都修得非常奢华，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很好地保护他们的尸体，以保证整个家族的团结。
19世纪出现的自传，尤其是那些“普通人”写的自传中，一般都是记述整个家庭的活动，很少写个人行为。这些写给后代看的自传中详细记载了作者们的童年和根源，就好像是在记录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了多少旅程。如果他们是个成功者，那么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一生非常满足；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就会觉得遗憾终生。康多塞特提倡“家庭大众”的历史。乔治？桑德的著作《我的生活历程》实际上就是她的家族史而不是她个人生活的记录。乔治劝告无产阶级以她为榜样，“工匠们，你们慢慢会明白一切的，你们慢慢就会知道怎么来写，不要忘记那些已经过世的成员。让你的父辈们生命永恒，让他们在九泉之下保佑你的子子孙孙；美化一下你的头衔和盾徽，只要你想这样做，就大胆去做，全在你自己。这样，你们有多少祖先就会有多少国王。”
对先人的记忆要想长久，就要对他们进行纪念活动。女x的口头传授对他们生命的永恒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这样的记忆是被缩减了的，经过了再创造。事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转述这些事件的方式。意大利移民进入法国的洛林时精心创作了一个他们祖先的神秘传说，并且通过口头传颂，代代相传。他们对从意大利出发到法国的这段长途旅行的讲述，夸大了他们对创造这个社会的作用，也使得这次冒险之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
家庭生活，包括公开的和隐秘的，没有固定的规则可循。中产阶级对传统的庭院生活情有独钟。而他们的生活标准直接上升为了普遍的准则。礼仪手册取代了旧的礼仪书籍。诺伯特？伊莉亚斯指出，自伊拉兹马斯时代开始，那些旧的礼仪学说对我们个人生活的完善做出了很大贡献。
家庭生活（3）
人们还能从小说中得到教诲，有些小说甚至可以当作具有法律效力的历史资料进行参考，因为小说的作者可以以敏锐的目光、翔实的素材把私人生活写得更加丰富生动，这是其他形式所达不到的。个人档案也同样含有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中产阶级的礼节与每天、每年甚至一生的生活相协调。他们的生活方式（书中有详细的讲述，被装订为贵族礼仪的参考手册）具有标准化的重要意义，应用的范围很广。从这些礼仪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人们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后来欧洲的其他主要城市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这一模式，其影响力甚至波及到宫庭。路易斯－菲利普对他的双人床感到洋洋得意，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好父亲，用陶奎维尔的话说就是“处事冷静，有良好的习惯，浅尝辄止”。在凡尔赛，我们从伊米莉亚那里得知“女王的客厅非常出名，仅仅是因为有一张巨大的工作台，安装了好多抽屉，每一位公主发一把钥匙，可以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放在里面。这里就是皇氏家庭成员聚集的地方”。后来我们还从奥克塔夫？奥伯里那儿知道了欧仁妮皇后对生儿育女非常感兴趣，她会“像一个普通女人一样竭尽全力去抚育自己的儿女。她给他们穿衣，亲自守在摇篮旁边，给他们唱催眠曲”。宫庭生活中这种对“家庭的狂热”开始在整个城市中蔓延。这是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对传统观念挑战的成功，而且这已经变成了一种潮流和政府的模式。
当然，这些礼节要受到为了适应传统与内在需求两方面的要求而产生的一些变化。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关于阿尔萨斯的一个路德教家庭的。他们非常谨慎，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以防止宗教冲突的复兴。尽管19世纪新教与犹太教在这个民族的融合已经取得了决定x的进展，但是仍有发生意外的可能。因此路德教的父母总要为他们的子女挑选两类教父和教母，一类是天主教的，另一类则是路德教的。万一遇到麻烦，他们的子女总可以找到保护。19世纪80年代，随着中欧和东欧移民的加入，犹太社区开始摩擦不断。在普莱茨，在巴黎的犹太人地区马赖斯，在贝莱埃皮科，经常会在裁缝铺或者卖衣店之间发现一些小的礼拜堂。附近的移民就在这些小礼拜堂里做礼拜，他们很少去正式的大教堂。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奥弗涅人发现这种方式非常适合巴黎的生活，因为他们既维护了家庭的稳定又遵守了当地的习惯：他们自己的饮食、舞蹈、假r如圣米歇尔节和圣费鲁尔节，他们定期承租“博内专列”返回自己的本族村落去探亲访友。无独有偶，意大利移民也坚持自己本民族的风俗，甚至包括他们的牧师，与法国本地工人的合作则是不得不勉强做出的让步，属于例外。
虽然家庭本身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但是宗教服饰还是必须要遵从一定的礼节要求。但自由思想总的来说正在逐渐走向衰落，1884~1903年间巴黎所有葬礼中有是世俗的土葬，1902~1903年间，卡莫克斯男人死后有实行土葬。这与圣德尼所记录的50％的死人进行土葬的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圣德尼是1911年生活在巴黎市郊的一个工人。把教育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对这些工人阶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海尼－利塔尔举行传统婚礼的仅占到40％，而且在那些所谓的团结团体的努力下还形成了新的结婚誓词和仪式。在鲁贝，自由思想家教会每年要举行50场葬礼。在死人的尸体装棺入殓时，在下葬的时刻，当钟声敲响时，牧师会为这些死去的人唱颂歌。
家庭生活（4）
自由也是有限度的。比如一些工人也提出以宗教的形式举行葬礼，但是被牧师拒绝了。在诺德就曾因为这样的要求没有被满足而引起s乱。在所有宗教仪式中，初级教会成功地抵制了对它的改革，因为当时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来表示青春期的开始。在失去基督教特质的地区，孩子的首次宗教仪式经常引发工人阶级家庭的争论（因为他们的父亲可能怀有强烈的反教会的思想情绪）。
宗教仪式告诉我们他们的信仰，但是更能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差异对宗教仪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农村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对此有着深入细致的研究。城市居民现在几乎无事可做，他们把过多的精力倾注到了课堂里，而忽视了家庭事务和r常生活。在19世纪，工人的私人礼仪已经和城市中中产阶级的私人礼仪有了很大区别。工人的礼仪根据他们对时空的尊重有不同的定位。他们选择的区域有街道、咖啡屋或者户外露天广场。私人礼仪的这种共x是他们在买衣服上投资的金钱越来越多的原因。住在洛林盆地的意大利人即使在经济上比较紧张时，会在周末去裁剪一套合身的衣服。劳动就是他们的生命。没有假期和真正的空闲时间（与失业者正好相反）是工人与城市中产阶级之间最大的区别。工人们利用“神圣星期一”（也就是他们星期一不用工作）与同事聚一聚，与城市中产阶级的星期r并没有多少相同之处。家庭聚会和外出旅行是工人阶级庆祝这一天的方式。而工人阶级邻里间相处融洽的生活更是城市生活所无法比拟的。在世纪j替期间，英国人的工作r安排得异常纷乱。工人强烈要求增加与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然而，不能以此来推断工人这样做是在效法城市中产阶级。
社j礼仪是多种不同因素的微妙结合，部分是公共的，部分是私人的，部分是乡村的，部分是城市的。通过这些社j礼仪，社会团体控制了他们生活的空间，并力求为他们的存在制定一些相应的规范。
19世纪的家庭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由于家庭成为社会控制最基本的单元，因此家庭的力量明显加强，也更加受到社会的尊重。家庭试图把自己的目标强加到每个个体成员身上；同时社会也宣称，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平均主义依然得到尊重，利己主义被压制，但仍然在稳步发展。结果，家庭也遭到了离心力的威胁，因为它常常会引发矛盾，有时还会导致家庭破裂。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不仅家庭的完整x，而且家庭无价的亲情都将受到威胁。
维护家庭的尊严成了最基本的准则。而要维护尊严，就要保守家庭的最高秘密，而秘密就是砂浆，可以把家庭成员聚集在一起，筑起坚固的堡垒来抵御外面的世界。但是众所周知，用砂浆建筑有时也容易造成裂纹或者裂缝。痛哭流涕、吱吱呀呀的门窗、锁着的抽屉、被盗的信件、眼神手势、信心与神秘、横眉冷对、说出来和没有说出来的话——所有这些创造了一个内在的j流环境。家庭成员之间关心、爱、恨、羞怯变化的形式越多样，他们之间的j流就越玄妙。家庭是一个可以无限地上演戏剧的场所，因此小说家们常常从家庭生活来取材，报纸上也偶尔刊登一些家庭私人生活的奇闻轶事。“并非每一个家庭都会发生悲剧冲突，但是每一场悲剧都发生在家庭这个舞台上。”
家庭生活（5）
随着时代的前进，对家庭的反抗——起初是父亲，有时是母亲或者一个被人妒忌的哥哥或者弟弟——采取更加暴力的形式。为了生存，家庭被迫进化。家庭成员感到拘束，不像以前那样积极肯g了。家庭成了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艺术家和文学家们重点抨击的目标。单身的花花公子公开反对世俗的婚姻条例，吉普赛人也向伪善的习俗发起攻击。家庭也同样受到了青春期青少年和坚决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的女x的挑战。虽然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急风暴雨的侵袭，但是家庭这只航船并未沉没，然而许多弃船而去的人却吃到了不少苦头，有一种被流放的感觉。他们带着个人冒险的美好理想，但却只能看到一个悲惨的结局。
对于一个有丰厚遗产的家庭来说，金钱是导致矛盾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黑格尔认为祖先的遗产对于一个家庭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却谴责金钱是产生的细菌。金钱对于许多包办婚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对富有的包办婚姻更是如此，金钱的多寡就是
第 5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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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的发明，家庭工厂又开始复兴，彼得？克鲁泡特金把它视为通往光明的自由之路。
法国另一种类型的家庭经济是小型家庭工商业——商店或者工厂，尽管它们非常脆弱，经不起破产的打击，也受到家庭地位衰落的威胁，但是它们还是坚强地挺过来了。
转包商在一些重工业的分支体系中茁壮成长，成为自己的老板是他们深埋在心底的最大梦想。而在乡村，能够在自己家里工作生产是最理想的方式，人们不习惯提着饭盒，或者去自助餐厅，到了中午，他们更喜欢让贤内助把刚做好的热气腾腾的午饭端过来吃。而且老板们还设了栅栏，当任务紧急老板决定免去吃饭和午休时间的时候，就会把这种护栏围起来，以防止工人偷偷溜回家（1827年发生在鲁昂的霍尔姆事件）。这种家庭经济就成了乡村经济生活的主体。法国的产业化进程必须要慎重考虑这些社会现实。把工厂设在乡村，那里有丰富的人力资源，而家庭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得到雇用，再作为一个单元来支付工资；在纺织工厂中，男x纺织工人起主要的作用，他的妻子作为他的助手，还可以监督儿子的工作。这样工厂管理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工厂业主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住在附近，有时他们的家就是工厂。妻子就是现金出纳，他雇的工人分工合作，各负其责。家长式管理是劳资关系中最先出现的管理模式，它惠及了一群最为可靠的主要技术工人。只要工人自愿住在工厂附近，这一体制就可以得到实施。家长制工业模式唱的是家庭戏：业主是“父亲”；工人就是整个家庭所有其他成员；但破产也就相当于集体“自杀”。
如果所有成员意见不统一，那么这一系统就会立即崩溃。19世纪后半叶，一些合作组织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些组织实际上实行的是“实物工资制”。工人要求得到现金工资而不是实物工资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因为以实物付款的方式让工人对业主产生了强烈的依附关系，被视为是现代的“奴役制”。很容易在“自然家庭”危机和工业家庭危机之间划等号，因为它们同样都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兴起而导致的。
工作与家庭经济（2）
即使在家庭之外，也有一种严格的家庭经济在控制着工人的生活条件。父亲的工资主要用于购置生活必需品，但是他的收入很快就会由孩子们的劳动所得来补偿。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工人家庭的人口生育率居高不下的原因。禁止使用童工的建议受到这些家庭的强力反对，因为社会决策者的长远观点与工人家庭的短期利益发生了冲突。决策者想取得一种不同的经济平衡，采取一种不同的就业结构，但对于工人来说，控制生育就像其他儿童救助措施一样，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无法开展。
女x的工作，在生儿育女之后就会中断，同样还要受到家庭生活需要的制约。在任何情况下，女x的工资都只能是她丈夫工资的一点补充。但是在19世纪，补充工资这一观念展现出新的含义。有时女x的工资收入对于家庭主妇来说确实非常重要，尤其是正在哺育婴儿和主持家务的女x，因为这些微薄的工资增强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而男人们对女x也是一再赞扬，认为她们在家庭事务中必不可少，并且在意识形态上对她们进行了重新定义，这些都是出于经济原因。女x在家庭中的半职业地位被描绘成她们“自然”能力的一部分，也是对经济的一种支援。她们从事的是一种以没有收益和产出物为特征的职业。在艰苦的岁月里，女x的收入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一些在1884年的好几个月中都没有找到工作的工人幸存了下来，他们很感慨地说，这是因为他们的妻子为别人洗衣服，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艰苦劳动。对于大多数女x来说，艰苦岁月来临的时候就是她们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一点不假。
家庭花园——许多城市家庭屋后的，甚至靠近巴黎的城堡的小菜园，也是那些穷苦工人家庭对付贫穷和痛苦的一种方式，就像在物物j换经济中r常用品和服务的相互j换一样。这种j换行为确实需要这样的团体存在。它们一旦消失，当代社会就会经不起失业的考验而更多地去依赖国家而不是社会。而只要这样的团体继续存在，比如在意大利和希腊，以家庭和邻里关系为基础的地下经济就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家庭不仅仅是锅碗瓢盆和家庭开支花销这么简单，它还对以一个占绝对优势的家庭为主所形成的家族社会中的同族婚姻策略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家庭同样还对工人区域流动x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还是社会变革的重要载体。
对于工人们来说，移民和住所的变化并非出于偶然；对亲缘关系的考虑和职业是他们流往何处的决定因素。如果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有他们认识的亲戚或者同业者，那么他就会在一个新的环境中迅速站稳脚跟。实在不行，他就会撤回到原地，因为在他离开之前，他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有亲戚和朋友。利摩r的一个瓷器工人西蒙？帕维里在一次事故中突然受伤以后，能够回到一个家庭农场继续养伤。家庭同时还能提供必要的服务，起到职业介绍所和银行的作用。对结构高度紧密的种族，比如法国的奥弗涅群体，家庭有助于制定社会发展策略，在家庭的帮助下，“野蛮人”被驯服，并开始遵守社会规范。
在义务教育时代到来之前，家庭担负着教育孩子的重任，尤其是读书（所谓的“雅各托”方法就是有意提供给父母的，但是这种方法比想象的更趋于书面说教）。拉斯帕伊依靠家庭传播医学信息和诊断技术。工人阶级家庭并非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副本，而是像雅各托？朗西拉所说的，“是一个知识传播和穷人获得解放的自然场所。”书包网 。 想百~万\小!说来书包网
工作与家庭经济（3）
在19世纪，家庭可以通过资本积累为资本主义服务；这是最主要的焦点，有时也被称为原始积累。商业历史主要就是家族历史——一种建立在婚姻与葬礼上重大历史事件基础上的历史。核心家庭要具有在工业起飞阶段中繁荣发展所需要的潜能，“家庭精神和私人生活观念要与工业化早期一样，需要不声不响地、像蚂蚁一样埋头苦g。”
雇主依靠家庭体系来为工人提供支援和纪律约束。家庭秘密就是商业秘密。婚约达到了合并和多样化的效果。有能力的后代继承祖辈的家业后会把它发扬光大，甚至会有长足的发展，但是一旦落到了愚蠢、不务正业的子孙手里，整个家族就彻底完蛋了，曾经一度辉煌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有的家庭实业甚至由家庭成员的几个股份组成。有限股份反映了家庭结构在自筹资金企业时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867年以后，家庭适应了新的公司组织结构形式，这使得他们增加了公司的资本，但是仍然保留了大部分股份，这样既能保护个人财产，又可以对商业行为进行有效控制。
这一时期商业错综复杂的关系反映了控制公司家族的亲缘关系。北部省的纺织工业通过家族关系而迅速发展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例如在鲁贝，莫蒂斯家族与众多的工业家庭建立起了关系：波叙茨、拉加赫斯、布雷达、瓦丁内斯、德瓦林以及其他家族。波洛特家族拥有“棱堡”。在里尔，蒂埃尔兹和瓦尔埃特家族在当地的工业界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就像近代的维尔特家族一样。商业还会受到个人的意识形态和个人的人格特x影响。在诺曼底，贵族的怀旧之情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婚姻的限制条件非常苛刻，由此而引起的家庭的排外x和趋势结果证明对工业发展极为有利。从事钢铁业的施奈德和温德尔家族并没有纺织业企业家那样的勃勃雄心，但是他们在当地深厚的根基使他们得以发展成一种贵族式家长制模式。拉克鲁索特公司城则以另一种半封建制的模式统治着该地区和当地人民。
大型百货公司的创始人把“幸福家庭”提升到了荣誉的最高地位。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富有教育意义的科涅克传奇，他的妻子路易丝？杰伊的透视画出现在他公司的巴黎分支机构的顶楼上。一个专门小组称赞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他们俩是一对完美的组合。白天做工，晚上回家后还要在昏暗的灯光下审核账目，当邦？马尔什老板死后，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年富力强的合适人选来继承他的企业，他的遗孀布西科夫人只好决定把经营管理权收回到家庭里来，由她本人来担负这一重任，她后来的继任者通过鼓励百货店经理和大股东之间的联姻来保持对公司的绝对忠诚。还有一种与劳动有关的合法资产策略是从公司内部人员中选拔经理和主管人员，这样就组成了一种“精神道德层面的而非生物关系上的家庭”。这一新的实践导致对主要执行人员私人生活的严格监督以及对公司“无情的驯服和教化”。
家庭统治不应该被视为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路易斯？贝尔热注意到，“大的私人企业、大众工业真正脱离家庭统治的比我们预想的要少……在那些工商业领导者中，家庭的亲带关系仍然决定着他们事业的发展轨迹。”在对科塞—布里萨克、皮埃尔？布尔杜和莫尼克？德？对圣马丁这些家庭的研究中，专家们对私人关系在当代公共生活中的影响的分析告诉我们家庭的亲带关系是如何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的，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国家已经被某些特殊的家庭控制了。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家庭事务有时就成了国家秘密，反之亦然。
一个家庭的遗产不仅仅是有形的物质财产，它是一种资产组合，包括名誉、家庭的境况和社会经济地位、“职业c守和品德”。
总之，继承是最大的保护、最少的不平等x。在“包法利夫人”时期，福楼拜在给他的哥哥阿希尔的信中写道：“他们应该知道在鲁昂的内政部，我们就是他们所说的一家子，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地区有深厚的根基，如果对我有不道德的诋毁，那么同时将有许多人受到伤害。”（1857年1月3r）
家庭：x与血缘
家庭还担负着其他使命：传宗接代，生育出许许多多身体健康、生育力强的子孙后代，同时还能够满足x的需要，而且不带有任何虚伪、不道德或软弱无力。这些使命随着时代的前进显得更加迫切，因为到19世纪后半叶，生育率急剧下滑，人们担心人口会退化。
婚姻被认为是获得健康的x的最保险、最谨慎的方法，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米歇尔？福科特已经表明，一种适度的夫妻生活的理想模式是如何在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们的支持下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在19世纪，尽管没有任何新发明，但共和党人极力提出援用这一古老方式的要求。关于此，有一本深受读者欢迎，而且一再翻版的书，本杰明？富兰克林写的《可怜的理查德？埃曼》。这本书鼓吹不浪费、不需要、所有的事情都要有节制的教条。医生、现代牧师、神圣的婚姻都是我们精神活力的主要调节者，同时也是我们避免与发生关系而对我们种族产生危险的最好方法。
在19世纪的后半叶，出于对诸如肺结核、酒精中毒和梅毒这样的巨大“社会灾祸”的恐慌，以及对通过受到感染的血y传播疾病的恐惧，医师和小说家们将让？鲍里称之为“遗传的神话”的东西进一步发展了。由于这些遗传弱点的存在，家族逐渐被视为一条脆弱的链环，应该对其保持持续的警惕，保护其免遭危险。保持童贞得到推崇，即便是对于年轻男子也是这样，他们的异常出轨行为曾被视为具有男子气的标志而加以容忍，而年轻的女x却被要求保持贞洁。
小家庭是正常x行为的殿堂，建立起了这方面的规范，并认为家庭之外的x行为是可耻的。婚床是用来进行x仪式庆典的公认的圣坛，它的周围不会再用布帘遮掩。取而代之的是厚厚的卧室墙壁和一扇带锁的门的保护，孩子们是几乎不被允许通过这扇门的，而父母则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孩子们的卧室。以前教堂总会谨小慎微地建议神父们不要惹恼那些急事缠身的已婚者——尤其是已婚的妇女。神圣的婚床被安静地置于一边。用佛科的话说，家庭是“x的结晶”，也是血脉的守护者，是种族健康的保护神。要谨防链条中脆弱的链环。甚至是信奉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也屈从于优生学的呼吁，以及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模糊教条中衍生出的种族净化的梦想，渴盼将妇女和穷人从毫无控制的繁殖负担中解放出来。
这样，家庭就受到了矛盾力量的双重打击。一方面，家庭建立时被赋予的角s着重强调的是家庭的普遍存在、它的力量和权力，这驱使它对其惊人的秘密加以重重封锁。家庭越来越担心其私密受到g扰，同时它的焦虑也在加深。对于一个为抚养孩子而担忧的女人，弗洛伊德有过评论：“永远别在意。无论你做什么都是错误的。”
另外一方面，随着r益意识到家庭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角s，迫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和机构——慈善家、医师和国家——将家庭置于关怀之中，d悉它的神秘之处，并侵入它的堡垒。最初，g涉的矛头指向的是穷人家庭，富裕家庭受到的g预最少。g涉的内容主要在于那些角s表现上不称职的方面，尤其是在照顾孩子方面。到20世纪开始时，法官、医生和警察都在援引有关“孩子的利益”的条文来证明那些对私人空间不断扩张的侵入是合法的、正确的。
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家庭本身却饱受猜疑的折磨，面临困难和内部的摩擦时，自愿寻求外部的g涉。社会控制不只是来自外部的关注，不只是加强监控那么简单，而是在愿望和委屈之间的一种非常复杂的j互影响。在19世纪末的热沃当，来自家庭或是受到家庭的个人要求司法介入的呼声r益高涨。
家庭是社会“看不见的手”，是经济“隐藏着的上帝”，而有时可能又是政治核心内部的一个y谋家；它坐落在公众与私人之间模糊的边界上。这条边界蜿蜒前行，穿过家庭的中心，其位置随时间、地点和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所有这些背景，对于我们理解这种驱动家庭的能量的强度、将家庭撕裂开来的冲突以及在其内部涌动着的热情，都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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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类型和私生活
米什莱说：“那是家庭的一个问题”，就像是一个好心的雅各宾党人。而在现实的进程中，却不是某个家庭，而是众多家庭。尽管使用单数是错误的，但有时我们还是会用到。文学的焦点被集中在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上，巴黎人沉迷于作品当中，但其中的某些错误观点也应受到指责。法国民族特x得以建立的方式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应该使用复数，因为家庭类型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在私人生活的历史上，城乡之间的分离是一条断层主线；其他的差别则来源于社会环境、宗教影响，甚至政治联系。做一个天主教徒、新教徒或是犹太教徒，又是如何影响到私人活动的呢？一位加尔文教徒父亲和一位犹太教徒母亲之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自由思考真的改变了两x之间的关系或是人们观看r体的方式了吗？存在着切实有效的社会主义道德吗？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会影响情感行为吗？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阿曼德使自由恋爱成为个x解放的标准，他的报纸对同伴们在这方面关系中的经历进行了报道，然而，维克多？科埃塞克的历史却表明在这一领域存在的抵抗力是多么地强大。从理论到实践的路还很长。
司汤达曾回忆起他母亲的死，并描述了她的感觉和表达感觉的方式，把“王妃的内心”和“巴黎人的内心”进行了对比，“王妃有自己的感觉方式，一种活生生的、固执己见的、喜好争辩的方式，这种方式我在其他地方从未遇到过。对于敏锐的双眼来说，纬度每变化3度，那里的音乐、舞台布景和小说看上去肯定是不一样的。”
关于司汤达利用自己对地区差异非凡的d察力对思潮所做的解释，勒？布莱斯和托德将其归因于法国家庭结构的极端多样x，极端到“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法国是本不该存在的”。他们批评那种更关注时间变换而不是地理多样x变化的综合x历史观点，强调在法国不同地区建立起来的血族关系体制具有多样x。在这方面，“诺曼底与利穆赞省之间的不同就如同英国和俄国之间的不同”。他们将家庭类型确定为三种主要地域形式：第一种，核心家庭结构地区，那里的婚嫁年龄和独身比例没有其他地区那么稳定——比如诺曼底、法国西部的内陆部分、香槟、洛林、奥兰内斯、博甘迪以及弗朗什－孔泰；第二种，复合家庭结构地区，那里的婚姻只受到松散的控制，包括法国的西南部、普罗旺斯和北部省；第三种，同样是复合家庭结构地区，但那里的婚姻控制比较严格，包括布列塔尼半岛、巴斯克乡村、南部山丘中心区、萨伏伊地区和阿尔萨斯。
在每一个地区，人们都会发现以不同的家庭行为为基础的权力体制。这些体制不仅影响到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还会影响到婚嫁的年龄和夫妻间的关系。“这些主要家庭形式中的每一种，都对应着一个特殊的家庭感情类型……每一种家庭结构都有其具体的紧张状态和病理形式。”私生子和自杀的比率，暴力的形式，甚至是政治观点，都与这种影响深远的变量有着强烈的关联关系。勒？布莱斯和托德的争论具有高度的示意x，有必要予以简单化，并且我们并非在每个细节上都赞同他们的见解，但是，我们确实承认，我们的分析还不够专注于社会差别，在地区差别上的分析仍然过多。
这个问题部分是由于缺乏第一手的资料，不过法国民族学校的工作是不容抹煞的，尤其是伊丽莎白？克莱维力和皮埃尔？拉梅森，他们的工作对于本书的课题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他们得出的结果是以广泛深入的司法档案调研为基础的，这可能会使他们过分强调冲突x。不管怎样，对于那种认为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生活甜蜜而宁静的观点来说，他们的工作仍是深受欢迎的矫正之道。大量有关文化和结构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均指向社会生活中稳定和不变的东西，其结果就是给人以一种静态社会的印象。然而，19世纪的社会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态的，即使是在最边远的农村地区也是如此。社会持续地处于动荡之中，既影响到了公众和私人之间的界限，也影响到了生活、感觉、恋爱以及死亡的方式。
确定无疑的是，强有力的凝结因素在发挥作用：法律，机构，语言，差异的压路机——学校，媒介，以及在全国传播“巴黎时尚”的消费项目。首都得到的崇拜和得到的敬畏一样多，对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男人们和其他事物在巴黎与外省间往来穿梭，这种循环方式使私人生活的方式趋于标准化。
然而，对这种标准化的抵抗也是令人惊异地顽强。按照欧仁？韦贝尔的话，这种情况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告一段落。家庭秘密和个人私密继续存在着、变化着，而这些人们几乎难得偶尔一瞥的秘密与私密，正是我们现在所要努力理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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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1）
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家庭通过生生不息的血缘、财富、情感、秘密和记忆来自我描述、自我思考和自我表现。
分散的家庭主要通过写信来联络感情。邮政服务水平的提高使通信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到19世纪后半叶，铁路的建造和其他技术的进步使这一时期变成了纸张主宰的世纪。经常、定期地接收家人的“最新消息”成了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1830年4月3r，按照孜孜不倦的“写信专家”乔治？桑德的要求从巴黎寄出的一些“黄s和蓝s的信纸很难看，但是却很时髦”。她每次收到信后总要通过信封上的邮戳来比较这些信寄出的r期和收到的r期。邮递员不仅要对信件进行分类，还要保证这些信件及时送到——火车站的大钟就是他们判断时间的依据。因此邮递员成了人们期望随时拜访的最尊贵客人。
对于在外地上学的孩子，家人都希望他们每周能给家里写一封家书。当甜甜蜜蜜的小两口短暂地分离后，他们每隔两三天就要写一封情真意切的信。除家庭之外，还有一些远方亲戚，人们就根据关系的亲密程度互通信息。新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机，往往会在这个时候通告家人的健康状况，还要对过去一年中家人和亲朋好友的生r、去世、结婚、疾病以及升学等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这些都成了信中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就是信件的骨r。卡罗琳？舒塔尔—利奥莱特已经对索米尔一个布尔茹瓦的家庭成员写于1860年至1920年的信件进行了认真研究。他已弄清了在信中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他发现这个家庭成员基本上不能在信里提到钱、死亡和x。他们确实也在信中谈到了疾病，甚至具体的生活细节，当然还有孩子。而其他家庭关注的则是另外一些问题，比如戈布里茨家族比较痴迷于教育上取得的成就。母亲与女儿之间的通信一般只写她们的第一个名——艾米莉和玛莎，她们在钱和身体这些事情上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她们谈论疾病与痛苦，但也谈论一些让我们都惊诧的比较下流的话题，适当与不适当的界限总是相对的。
信件并非总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像波西斯所说的是在公开与隐私、社会与个人之间“妥协的象征”。
家庭信件的读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它会从一个人传到下一个人，而每过一道手就要经过一番考察，因此根本就没有秘密和隐私可言。我在这里所说的是那些有文化、感情丰富的人写的信，而有些人写信是因为在生活中遇到了挫折，通过写信来发泄自己内心的郁闷。我想许多女x同乔治和她在库温特昂格莱斯的朋友一样都体验过“写作的强烈欲望”。他们并不是为公众而写，而是带着一种极其强烈的复仇心态，有的人甚至一天耗费数小时在做这项工作。男人们也继续磨练他们的写作能力，尽管在20世纪他们的想法已转向技术和手工艺并且疏离了写作。
两x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城乡之间的差异那么大。在一些城市里，穷人主要依靠专门的写信人帮他们写信，而这些写信人的观点往往会很自然地潜入他替别人写的信中。而在乡村，消息是通过“口信”的形式来传播的，而不用信。当泥瓦匠返回克勒兹河家乡时，一个节r般的盛典将铭记这一盛大时刻；他们通宵达旦地讲述在城里的奇遇。1900年以后，明信片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递工具流行起来。默伦有一个五口之家——父亲是一个园林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三个女儿在办公室上班，他们在1904年至1914年之间一共寄出一千多张明信片。信息j流得越频繁，每次j流的信息就越简短、越有价值。
家庭生活（2）
一般而言，家庭聚会既是信息j流最重要的形式，同时也显示了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的美好氛围。
对于少数信教的家庭来说，家庭聚会往往是一种生存甚至反抗的方式，因此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最近莫诺家族每年一次的茶会上组织的一次大约200人的大型聚会上，甚至每个到会的人都必须戴一个胸卡以确定身份。另一个新教徒家庭，里克鲁斯一家则
聚集在一起来庆祝父亲的生r。
在此期间，家庭大团圆的合影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每个家庭通常都会拍下一张全家福以记录家庭团聚的盛事。到了20世纪，许多家庭的这些老照片保存得很好，整整齐齐地摆在影集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经济比较拮据的家庭还只是在结婚的时候才拍一些照片，但是到了1914年以后，照相变得越来越普遍，它成了记录所有事件的一种方式。即将赶赴前线的战士临行前要和妻子儿女站在一起拍一张照片，所以经常能在牺牲的战士身上找到他们临行前拍的全家福。
早在相片时代到来之前，许多贵族家庭已经享有了画个人肖像的特权。
在这些家庭的书房里挂满了祖先肖像的油画或者照片，而且从这里还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家庭辈分的排列顺序。在这样的书房里，家庭成员的记忆通过具体的物质形式被记录下来。这同样成了那个世纪最为关注的事件，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样也把财富与价值的观念代代相传。19世纪末，北部省和鲁昂的中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家谱，企图找到有名望的、富有的祖先（他们想看看他们到底是第多少代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家族成员死后，他们的墓地一般都修得非常奢华，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很好地保护他们的尸体，以保证整个家族的团结。
19世纪出现的自传，尤其是那些“普通人”写的自传中，一般都是记述整个家庭的活动，很少写个人行为。这些写给后代看的自传中详细记载了作者们的童年和根源，就好像是在记录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了多少旅程。如果他们是个成功者，那么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一生非常满足；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就会觉得遗憾终生。康多塞特提倡“家庭大众”的历史。乔治？桑德的著作《我的生活历程》实际上就是她的家族史而不是她个人生活的记录。乔治劝告无产阶级以她为榜样，“工匠们，你们慢慢会明白一切的，你们慢慢就会知道怎么来写，不要忘记那些已经过世的成员。让你的父辈们生命永恒，让他们在九泉之下保佑你的子子孙孙；美化一下你的头衔和盾徽，只要你想这样做，就大胆去做，全在你自己。这样，你们有多少祖先就会有多少国王。”
对先人的记忆要想长久，就要对他们进行纪念活动。女x的口头传授对他们生命的永恒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这样的记忆是被缩减了的，经过了再创造。事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转述这些事件的方式。意大利移民进入法国的洛林时精心创作了一个他们祖先的神秘传说，并且通过口头传颂，代代相传。他们对从意大利出发到法国的这段长途旅行的讲述，夸大了他们对创造这个社会的作用，也使得这次冒险之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
家庭生活，包括公开的和隐秘的，没有固定的规则可循。中产阶级对传统的庭院生活情有独钟。而他们的生活标准直接上升为了普遍的准则。礼仪手册取代了旧的礼仪书籍。诺伯特？伊莉亚斯指出，自伊拉兹马斯时代开始，那些旧的礼仪学说对我们个人生活的完善做出了很大贡献。
家庭生活（3）
人们还能从小说中得到教诲，有些小说甚至可以当作具有法律效力的历史资料进行参考，因为小说的作者可以以敏锐的目光、翔实的素材把私人生活写得更加丰富生动，这是其他形式所达不到的。个人档案也同样含有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中产阶级的礼节与每天、每年甚至一生的生活相协调。他们的生活方式（书中有详细的讲述，被装订为贵族礼仪的参考手册）具有标准化的重要意义，应用的范围很广。从这些礼仪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人们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后来欧洲的其他主要城市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这一模式，其影响力甚至波及到宫庭。路易斯－菲利普对他的双人床感到洋洋得意，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好父亲，用陶奎维尔的话说就是“处事冷静，有良好的习惯，浅尝辄止”。在凡尔赛，我们从伊米莉亚那里得知“女王的客厅非常出名，仅仅是因为有一张巨大的工作台，安装了好多抽屉，每一位公主发一把钥匙，可以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放在里面。这里就是皇氏家庭成员聚集的地方”。后来我们还从奥克塔夫？奥伯里那儿知道了欧仁妮皇后对生儿育女非常感兴趣，她会“像一个普通女人一样竭尽全力去抚育自己的儿女。她给他们穿衣，亲自守在摇篮旁边，给他们唱催眠曲”。宫庭生活中这种对“家庭的狂热”开始在整个城市中蔓延。这是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对传统观念挑战的成功，而且这已经变成了一种潮流和政府的模式。
当然，这些礼节要受到为了适应传统与内在需求两方面的要求而产生的一些变化。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关于阿尔萨斯的一个路德教家庭的。他们非常谨慎，采取了一定的防范措施以防止宗教冲突的复兴。尽管19世纪新教与犹太教在这个民族的融合已经取得了决定x的进展，但是仍有发生意外的可能。因此路德教的父母总要为他们的子女挑选两类教父和教母，一类是天主教的，另一类则是路德教的。万一遇到麻烦，他们的子女总可以找到保护。19世纪80年代，随着中欧和东欧移民的加入，犹太社区开始摩擦不断。在普莱茨，在巴黎的犹太人地区马赖斯，在贝莱埃皮科，经常会在裁缝铺或者卖衣店之间发现一些小的礼拜堂。附近的移民就在这些小礼拜堂里做礼拜，他们很少去正式的大教堂。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奥弗涅人发现这种方式非常适合巴黎的生活，因为他们既维护了家庭的稳定又遵守了当地的习惯：他们自己的饮食、舞蹈、假r如圣米歇尔节和圣费鲁尔节，他们定期承租“博内专列”返回自己的本族村落去探亲访友。无独有偶，意大利移民也坚持自己本民族的风俗，甚至包括他们的牧师，与法国本地工人的合作则是不得不勉强做出的让步，属于例外。
虽然家庭本身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但是宗教服饰还是必须要遵从一定的礼节要求。但自由思想总的来说正在逐渐走向衰落，1884~1903年间巴黎所有葬礼中有是世俗的土葬，1902~1903年间，卡莫克斯男人死后有实行土葬。这与圣德尼所记录的50％的死人进行土葬的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圣德尼是1911年生活在巴黎市郊的一个工人。把教育从宗教中分离出来对这些工人阶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海尼－利塔尔举行传统婚礼的仅占到40％，而且在那些所谓的团结团体的努力下还形成了新的结婚誓词和仪式。在鲁贝，自由思想家教会每年要举行50场葬礼。在死人的尸体装棺入殓时，在下葬的时刻，当钟声敲响时，牧师会为这些死去的人唱颂歌。
家庭生活（4）
自由也是有限度的。比如一些工人也提出以宗教的形式举行葬礼，但是被牧师拒绝了。在诺德就曾因为这样的要求没有被满足而引起s乱。在所有宗教仪式中，初级教会成功地抵制了对它的改革，因为当时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来表示青春期的开始。在失去基督教特质的地区，孩子的首次宗教仪式经常引发工人阶级家庭的争论（因为他们的父亲可能怀有强烈的反教会的思想情绪）。
宗教仪式告诉我们他们的信仰，但是更能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差异对宗教仪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农村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对此有着深入细致的研究。城市居民现在几乎无事可做，他们把过多的精力倾注到了课堂里，而忽视了家庭事务和r常生活。在19世纪，工人的私人礼仪已经和城市中中产阶级的私人礼仪有了很大区别。工人的礼仪根据他们对时空的尊重有不同的定位。他们选择的区域有街道、咖啡屋或者户外露天广场。私人礼仪的这种共x是他们在买衣服上投资的金钱越来越多的原因。住在洛林盆地的意大利人即使在经济上比较紧张时，会在周末去裁剪一套合身的衣服。劳动就是他们的生命。没有假期和真正的空闲时间（与失业者正好相反）是工人与城市中产阶级之间最大的区别。工人们利用“神圣星期一”（也就是他们星期一不用工作）与同事聚一聚，与城市中产阶级的星期r并没有多少相同之处。家庭聚会和外出旅行是工人阶级庆祝这一天的方式。而工人阶级邻里间相处融洽的生活更是城市生活所无法比拟的。在世纪j替期间，英国人的工作r安排得异常纷乱。工人强烈要求增加与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然而，不能以此来推断工人这样做是在效法城市中产阶级。
社j礼仪是多种不同因素的微妙结合，部分是公共的，部分是私人的，部分是乡村的，部分是城市的。通过这些社j礼仪，社会团体控制了他们生活的空间，并力求为他们的存在制定一些相应的规范。
19世纪的家庭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由于家庭成为社会控制最基本的单元，因此家庭的力量明显加强，也更加受到社会的尊重。家庭试图把自己的目标强加到每个个体成员身上；同时社会也宣称，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平均主义依然得到尊重，利己主义被压制，但仍然在稳步发展。结果，家庭也遭到了离心力的威胁，因为它常常会引发矛盾，有时还会导致家庭破裂。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不仅家庭的完整x，而且家庭无价的亲情都将受到威胁。
维护家庭的尊严成了最基本的准则。而要维护尊严，就要保守家庭的最高秘密，而秘密就是砂浆，可以把家庭成员聚集在一起，筑起坚固的堡垒来抵御外面的世界。但是众所周知，用砂浆建筑有时也容易造成裂纹或者裂缝。痛哭流涕、吱吱呀呀的门窗、锁着的抽屉、被盗的信件、眼神手势、信心与神秘、横眉冷对、说出来和没有说出来的话——所有这些创造了一个内在的j流环境。家庭成员之间关心、爱、恨、羞怯变化的形式越多样，他们之间的j流就越玄妙。家庭是一个可以无限地上演戏剧的场所，因此小说家们常常从家庭生活来取材，报纸上也偶尔刊登一些家庭私人生活的奇闻轶事。“并非每一个家庭都会发生悲剧冲突，但是每一场悲剧都发生在家庭这个舞台上。”
家庭生活（5）
随着时代的前进，对家庭的反抗——起初是父亲，有时是母亲或者一个被人妒忌的哥哥或者弟弟——采取更加暴力的形式。为了生存，家庭被迫进化。家庭成员感到拘束，不像以前那样积极肯g了。家庭成了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艺术家和文学家们重点抨击的目标。单身的花花公子公开反对世俗的婚姻条例，吉普赛人也向伪善的习俗发起攻击。家庭也同样受到了青春期青少年和坚决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的女x的挑战。虽然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急风暴雨的侵袭，但是家庭这只航船并未沉没，然而许多弃船而去的人却吃到了不少苦头，有一种被流放的感觉。他们带着个人冒险的美好理想，但却只能看到一个悲惨的结局。
对于一个有丰厚遗产的家庭来说，金钱是导致矛盾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黑格尔认为祖先的遗产对于一个家庭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却谴责金钱是产生的细菌。金钱对于许多包办婚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对富有的包办婚姻更是如此，金钱的多寡就是
第 5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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