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Ⅳ 作者:肉书屋
第 1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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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非常具有戏剧x，又非常突然地中断了这种演进的过程，我们必须以相当矛盾的方式将其长期与短期的后果区分开。在当时，“私人的”或者特有的兴趣被认为可能对鼓励y谋和叛国有些许影响。人们认为透明度也即个人之间不存在障碍是公共生活的必要条件，革命党人开始改变他们的心灵和习惯，改变空间和时间，并且希望在这个新世界中塑造出一个与以前相比在外表、语言和感情上完全不同的新人来。这项工作由外及里，革命教会了市民新的符号和手势，而这最终会影响到他们最内在的自我。
长久以来，大革命加大了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差异，它强调家庭的价值，并通过对政治化的男人和内政化的女人之间的对比，来说明不同x别的作用。虽然还是实行家长制，但大革命承认了离婚，并在许多方面限制了家长的权力。它主张个利，并以安全权利的形式制定了最原始形式的人身权利原则（即使在今天的法国，这项权利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早在1791年，《刑法典》第184条就明确规定了对无故搜查和占有私人住所的侵犯行为的严厉处罚。
详细描述大革命的混乱历史需要整整一卷的篇幅，因为大革命对私人生活，无论从法律、风俗，还是文艺描写和r常实践都产生了冲击。在本部分的第一章中，这个时期的专家林斯？亨特就大致描述了一件其光芒一直照耀着19世纪的事件的本来面目。
在下一章中，卡特琳？阿尔把公众与私人（这里指家庭）的差异以及19世纪初在英国r益严峻的两x作用的差异，看作是福音派说教、功利主义文学作品以及经济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造成了家与工作场所的分离。
找到了自身真实身份的英国中产阶级在这种新的家庭观念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x的作用。这种观念也从中产阶级传到了工人阶级那里，但是工人阶级是以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目的来接受这种观念的。同时，绅士们发展了更私人化的社会生活风格，并把他们的城堡变成了乡间别墅。从保育室到花园，家的快乐都在“家庭天使”的翅膀下洋溢。
这种观念对寻求生意与快乐之间的平衡点的法国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在法国上层阶级中，英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是通过旅行家、纨绔子弟、被流放者、商人、牧师和家庭女教师来传播的。这种影响可以在各种领域中看到，比如说卫生习惯，衣服的款式，诸如“家”、“宝贝”和“舒适”这样的单词以及运动、求婚和中的时尚。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深入到了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1900年前后，工人主义者号召在公园、城市美化、运动和休闲活动中开展英国标准的竞赛。
英国受到重视非常正常，尤其是在19世纪的上半叶。随后，文化上很有建树的德国以及20世纪初的美国的吸引力增强了，有时甚至和英国不相上下。甚至，我们可以问外国的影响对法国甚至阿尔萨斯、尼斯和萨瓦等边界有争议的地区的私人生活有多大的影响。在卢梭和司汤达的时代，许多法国青少年旅行到了意大利，在那里他们初步学会了如何去爱，并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像吉纳维芙？布雷顿这样一个法国姑娘就深受意大利文化的影响，但其他众多法国人都是这样的吗？在19世纪，什么时期欧洲北部、东部或者南部受影响最大？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不管怎样，文化影响是一回事，私人生活是另一回事。生活风格并不是诸多自然天成的个人因素的简单综合，尽管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影响。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2）
在对外来影响的包容x方面，法国是一个极其矛盾的国度。在法国，开始时是出生率的降低，然后是高死亡率，这必然造成低人口增长率。这种人口学特征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也使它成为一块移民的乐土。在19世纪下半叶，大量比利时人、意大利人和因大屠杀而被赶出来的东欧犹太人来到了这块土地。在1880年至1925年之间，有大约10万犹太人进入了法国，他们中的80％在巴黎安了家。总的来说，进入法国的移民从1851年的38万上升到了1901年的100万多，或者说占总人口的％，占巴黎人口的。根据释义，移民是贫穷和不引人注目的。从下面这些事例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来自欧洲中部的犹太人受到在法国生活了多年并已经被同化的犹太人的怀疑，而法国工人则对意大利移民产生恐惧，尤其是在出现危机时恐惧更甚。为了生存，移民们不得不维持他们的家庭体系和传统方式，然而立法，比如1889年关于加入国籍的法律，则促进了他们的同化。这种移民对私人生活的实践和概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呢？
雅各宾时期的法国显得相当自信。这一时期的学校是一种统一的手段，促进了公民身份与习惯的同化。学校教人们应该怎么去解决他们的方言，纠正他们的口音，而且非常有效地使本国人和外国移民能适应这种强制同化的制度。法国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敌视以及不认为x是个x的主要方面可能也表明，法国对个x和亲密的认识是完全不受外界影响的。很明显，在19世纪，私人生活是与国家文化的繁荣分不开的。
在法国大革命中，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分界线是非常不固定的。国家、国家意志经常渗透到私人生活的领域。然而，矛盾的是公众空间的扩大和r常生活的政治化却最终造成19世纪早期私人空间更进一步的发展。 一度扩大的生活公众化，尤其是在1789年到1794年之间，造成了浪漫的自我主义的倒退，并使家庭蜕变成一个明确的内部空间。而在这之前，私人生活不得不忍受西方史中常见的系统x的攻击。
革命党人将公众与私人的差异更多地归于心灵，他们并不普遍地认为应该把新国家分开。从孔多塞到蒂博多再到拿破仑，他们的口号都是一样的：“我没有党派。”党派政治，也就是私人团体或者个人政治，被认为是y谋的同义词，而利益则是背叛国家的代名词。
在大革命中，私人意味着派别，私事就等同于产生y谋的秘密。因此，革命党人坚持全面的公开化。只有保持警惕并经常参与公共事务才能防止私人利益和各种派别出现。政治会议必须对公众公开；立议因为出席者众多且再三被g扰而合法化。任何沙龙、集团或者私人社j圈都会受到强烈的谴责。在公众政治场合表达私人利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行为。“只有一个政党，那是密谋者的政党，”夏博声称，“其他的都是人民的政党。”
这种强制x地坚持将私人事物排斥于公众领域之外的观念，很快就在超越公众和私人间的界线问题上产生了矛盾的后果。比如社会专用名词，比如贵族和共和主义者，又有了新的政治含义。如果一个共和主义者不是以饱满的热情来支持大革命，他就可能被冠以贵族的称呼，因此太多的个x有了公众化的政治含义。1790年10月，马拉宣称国家议会“几乎全是由前贵族、教士、律师、国王的侍从、官员和法学家组成，他们都是一群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没有荣誉和没有礼貌的人，从信仰上和身份上都是革命的敌人”。大多数立法委员“是狡猾的无赖和可耻的骗子”，他们“是一群堕落的人，狡猾而不可信任”。不仅占据错误的政治地位，他们还缺少基本的素质。如果公众人物不是以正确的方式来保卫大革命，他个人就会堕落下去。马拉指向哪里，其他人就走向哪里。在1793年，“一个温和的斐扬派贵族”被认为是一个半文盲，“虽然很明显他有能力这样做，但他没有被证明是彻底的穷人和具有爱国心。他不再堕落下去，他拥有了国家的外衣，特别是那些没有荣誉头衔和共和主义头饰的人”。衣着、语言、对穷人的举止、在城市和陆地上的工作，这一切都成了爱国主义的范畴。那又是什么把私人与公众人物区分开的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3）
随着私人与公众精神特征的合并，政治行为并不限于巴黎地方x议会和更为根本的报纸。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可能就是1794年2月5r罗伯斯庇尔名为《关于政治的道德准则》的演讲。为了证明“在大革命中人民政府的主要动机是既高尚而又恐怖的”，这位公众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把共和国的高尚与君主制的堕落做了比较。他说：“在我们国家，我们希望用道德代替利己主义，用诚实代替名誉，用准则代替习俗，用义务代替财产，用理x的王国代替专制的方式，用对堕落的蔑视代替对不幸的蔑视，用骄傲代替傲慢，用灵魂的崇高代替自大，用对荣誉的热爱代替对金钱的渴望，用功勋代替y谋，用天才代替智慧，用真实代替光彩夺目，用充满魅力的快乐代替无聊的，用人x的伟大来代替偏狭。”他接着说，“在法国大革命中，不道德就是失策，堕落就是反革命。”
虽然革命者认为私人利益不应该在公众政治舞台上出现，但他们确信私人特征与公众道德还是密切相关的。1793年11月，在里昂成立的共和国临时警戒委员会正式提出：“每一个市民都必须经历真正的共和，把自己投入到改变法国命运的大革命中去……那些仔细权衡利益得失的人，那些计算着每一块土地、每一家事务所、每一个人才的价值的人，如果自称是共和主义者，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让他们离开这片自由的土地，因为人们很快就会认清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不洁的血y会弄脏这片纯洁的土地。”总而言之，用革命的观点来看，政治就是卢梭主义。完美的公众生活需要完全没有私心。不可能通过政党和利益集团来调节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但希望个人能实现反映外部国家革命的内在的私人革命。后果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私人生活被政治化了，公众的威胁几乎要吞没掉私人的部分。按里昂革命主义者的说法：“共和只欢迎那些自由民。”
在公众侵入到私人空间的事例中，最经常被提到的就是在服装上的表现。从1789年的法国议会开始，服饰就被注入了政治意义。米什莱是这样描述第三阶级和贵族间的差异的，他形容第三阶级代表是“一群穿着黑衣服，衣着朴素的人；而贵族代表是一小群衣着光鲜的人，他们戴着有羽饰的帽子，衣服上有花边和金饰”。按英国人约翰？穆尔的说法，这形成了这样一种状况：“衣着平实或者略显寒酸就会被认为是爱国的表现。”
1790年，时尚杂志是以“宪法的服装”来描写妇女的衣着的。而到了1792年，这就成了“代表平等的全套服装，包括在共和国妇女中非常流行的帽子”。按1790年《流行与欣赏》杂志的说法，在1790年，贵族们都穿着全国流行的颜s，“爱国的妇女穿着高贵的蓝s衣服，戴着绒的帽子，上面还有缎带和三s的帽章。最初，男士的服装样式并不是十分精确，但很快也形成了一个严格的记号体系。它以公众化的方式来表现私人特征。可以从鄙视戴帽章这一点认出温和派和贵族来。1792年以后，红s的自由之帽、卡曼纽拉短茄克和宽松的裤子成了共和主义者的标志，这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情感。”
从1793年开始，服装所包含的政治意味就更多了，以致国民会议不得不重申“装束的自由”。这个法规看起来似乎可有可无，因为“没有人会强迫其他人按特别的方式来穿着……冒着被认为是个罪犯的危险”。国家国民会议的决定表明，法令是直接反对那些妇女俱乐部的。那些俱乐部的女会员都戴红s的自由帽，并强迫其他妇女也学她们的样子。按代表们的意见，在革命最激进的时刻，也就是在非基督化的时期，服装的政治化对于推翻已经确定的两x秩序来说是个不小的威胁。法布尔？德格朗林把自由帽与妇女男x化联系在一起：“现在她们要的是红s的自由帽，但她们不会满足于此的，很快她们就会要求带手枪的腰带。”在等待领救济的队伍中，武装起来的妇女就更加危险了，更糟糕的是，她们还开始组建俱乐部。德格朗林接着警告说，“这些俱乐部不是由家庭中的母亲、女儿和姐妹们组成的，而是由女冒险家、中世纪的骑士、解放的妇女和女战士组成的。”代表们的掌声表示他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第二天，代表们就投票反对所有的妇女俱乐部，因为这些俱乐部推翻了“自然”秩序，也就是说它们把妇女从她们专有的家庭身份中“解放”了出来。为了回应市政厅的女代表，两个星期之后肖梅特疾呼道：“妇女们不去虔诚地g好她们的家务和照顾好孩子的童床，而是到公众场所去，在画廊和议会的围栏内发表长篇大论，这得体吗？”根据最激进的雅各宾派的领袖们的意见，妇女是与私人生活相联系的，她们以妇女的身份活跃在公众领域是被大多数男x所反对的。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4）
尽管，国会会议明确表示支持个人有选择着装的权利，但整个国家在此问题上已越陷越深。自1792年7月5r起，法律规定所有的男x必须戴三s帽，而且自1793年起，不论x别，全体法国公民都必须戴它。1794年5月，国会要求艺术家代表大卫发表他对改进国服的观点和建议，他提供了八个草案图纸，其中包括两套市民制服。他所提出的市民制服与官员制服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两种服装都包括带束腰的开襟短上衣、紧身长袜、短靴或者鞋、无边女帽以及一件半长斗篷。这种服装，既代表了复古和文艺复兴，又有戏剧主题。但是实际上，只有大卫的年轻顾客才穿着这位艺术大师的市民服装。然而，来自广受欢迎的共和国艺术协会的市民服装的创意表明，人们希望消除公众与私人之间的界线。不管是不是士兵，所有的市民都将穿着制服。艺术协会的艺术家坚持认为目前的服装式样与自由民的身份极不相称。他们认为如果个x已经被革命化了，那么服装也需要彻底的革新。如果服装上还存在着社会差异，那么怎么能实现平等？一点也不奇怪，艺术家和立法者都认为妇女的服饰并不是那么重要。按维卡的说法，妇女的着装除了比较过分的手帕以外基本不需要做什么变化，由于她们的作用被限制在私人化范围内，因此也就不需要穿国家的市民服装。
甚至当国家大规模改革和统一男x私人服装时，服装还具有政治意味。热月行动中，年轻的纨绔子弟们戴着白s的亚麻布，攻击那些头发上没有装饰的雅各宾党。纨绔子弟的“牺牲者服装”包括一件圆领上衣，雅致的鞋子，留着长长的鬓角，手里还拿着灌铅的短手杖。总的来说，革命给服饰带来了开放和光明。对妇女来说，这就意味着能越来越多地露出肌肤直至一个记者评论的程度：“有几位女神穿得如此少，如此透明，以至于她们否认会产生独特的满足，那种猜测的满足。”
私人空间中最私密的物品都被印上了革命的热情标记。人们可以在富裕的爱国者家里看到“革命之床”或者“联邦之床”。各种瓷器和彩陶器上都被画上了共和国的图案或者装饰。鼻烟盒、剃须杯、镜子、各种柜子，甚至坐便器都被画上了革命的场景或者具有象征意义的底座。自由、平等、兴旺和胜利都以各种年轻可爱的女神的形象出现在共和国资产阶级的私人空间里。甚至连可怜的裁缝和鞋匠都会用一个革命的r历来预约时间，而在他们家的墙上到处都是共和国的装饰图案、革命者的人像和古代英雄或者是重要的革命事件的历史x场面。当然不可代替的是圣母和圣徒的木刻和雕刻，我们不能肯定通过政治教育，公众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私人空间里对公众符号的依赖是建立革命传统的基本要素。而且正是所有的波拿巴画像和各种表现他胜利的画像帮助树立了拿破仑神话。私人空间的重新布置，实际上是表达公众对于革命领袖和追随者政治上的感激之情。
就像在欧洲，许多政治符号侵入到r常的私人生活领域那样，许多私人生活的符号也渗透到了公众领域。比如，本来在熟人之间使用的“你”字就走进了公众领域。1793年10月，共和主义者向国民会议呼吁：“应该不分x别地在语言中使用‘你’字。”他们的理由是，这种用法将“减少傲慢、减少差别、减少敌意、明显增加亲密度、增强人x化的趋势，因此也将更加平等”。代表们拒绝公开使用“你”这种形式，但是在最激进的革命圈内，“你”已经被普遍使用了。在较底层的阶级中，熟人间已经广泛使用“你”字了，但是在公众场合使用还是会造成不良影响，威胁到公众演说的正常规则。更令人震惊的是大量粗俗的词汇进入到公众的书面的政治演说中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5）
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描绘成与理想化妇女相对的倒置形象：是野兽，而不是文明的力量；是而不是妻子；是生产变形生物的怪兽而不是母亲。她是一个最极端、最不道德的例子，那些革命者害怕妇女们一旦进入公众领域会变得像她一样，这是对女xx别丑恶的诋毁。这种丑恶的诋毁似乎需要通常只在男士衣帽间的故事中才使用的排斥的语言，在公众领域，它被用来破坏高贵、敬重的气氛。
在许多方面，语言反映出公众和私人界线之间的变化。革命化的国家试图通过以法语代替方言和土语的规定来调整私人语言的使用。巴瑞克是这样来解释政府的地位的：“自由民的语言必须是统一的，并且与其他人的语言一致。”公众与私人之间的对抗成了语言上的对抗，新学校，尤其是布列塔尼和阿尔萨斯的学校都被要求教授法语，而且所有的政府法令都用法语出版。因此，在法国的许多地方公众演讲是公有化的，在实践中方言和土语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私有化的。
对一些人来说，创造私人语言是对丧失私人生活的一种补偿。被征召入伍而失去私人生活的士兵创造出了老兵的俚语，这把他们和普通市民区分开来。他们对装备、制服、军队部门、战场情况、报酬，甚至扑克牌中的数字都有他们自己的叫法。他们把德国敌人叫做“酸菜脑袋”，而英国则简单一点叫“该死的”。
在这个混乱的时期，家族的标志生发出颇为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当共和国的象征——罗马的自由女神出现在政府的印章、雕像和图案上时，她看上去很抽象，又有些遥远。但在很多图画中，她呈现出年轻女子或者年轻母亲的亲昵。很快，她就以最普通的女孩的名字玛丽安而闻名了。开始的时候人们带着嘲笑意味，但随后人们就非常热爱这个名字了。在妇女缺乏最具体的政治权利的时期，一个女x形象仍然能成为新共和国的偶像。1799年，以拿破仑本人为图像的雕刻使她从争论和分化的深渊里解脱了出来。权力有效地控制着感情，因此它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会为大家所熟悉。
政治演讲和革命时代的图像材料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家庭的故事。开始，国王被画成一位仁慈的父亲。他能认识到王国内的问题，并在刚成年的儿子的帮助下，把这些问题安排得井井有条。1791年6月，当他试图逃离国家时，这条秘密路线不可能保守住了。现在更加激进的儿子们进一步要求有根本的改变，并最终坚持由他们共同来取代父亲的地位。随后，淘汰专制父亲的要求进一步得到了补充，他们愤怒地反对那位从没被当成母亲的女人。玛丽安的通j是对国家的侮辱，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得到了一个可怕的下场。革命的兄弟关系替代国王夫妇成为权力的基础，这种关系保护着脆弱的自由和平等的姐妹。在新共和国的代表中再也没有了父亲的形象，而且除了他们小时候的形象之外，母亲也基本上不存在了。父母从这个家庭中消失了，只有兄弟们一起来建立一个新世界和保护他们还年幼的妹妹。偶尔，尤其是在1792年到1793年，妹妹们被描绘成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被认为是需要人来保护的。共和国被大家所爱护，但它还要依靠人民，这个巨大的男x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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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1）
革命对私人生活的影响并不完全是“象征x的”，在政治文化领域上有一定的表现，比如在语言、服装和政治礼仪上。在许多其他领域，革命者的政府直接挑战旧政权的社会机构的权力，比如教会、社团、贵族、乡村社团和众多的家族。而且在挑战的过程中，还为私人勾划出新的空间和私人的权利。
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没有抵抗和含糊不清的地方，而且在政府与其在控制私人生活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基督教教会的斗争中，很明显有许多这方面的问题。天主教是私人经历的信仰方向，也是公众礼仪的趋势；它是个人的集中，也是一个有权力的机构。它是革命中最强烈的公共斗争的中心。按最自由的方式，革命者最初是把他们的政权建立在对宗教忍受的基础之上的。宗教信仰问题是私人的事情。但旧习惯和r益增长的对资金的需求需要一个更为模糊的解决办法：没收教会的土地和取消为神职人员服务的内部机构。就像其他公共官员一样，主教也通过选举产生。另外一系列的革命需要来自神职人员的誓言和减少他们的数量。为了支持“不服从就是与反革命相联系”的观点，政府增强了对敬神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控制。按1801年的协议，拿破仑宣布了最明显的政府监控，而且让人们认识到政府始终有g涉私人信仰的权力。
虽然许多天主教教民渴望变革，但他们不会轻易默许政府的监控。为了保护他们的教会和他们的礼仪，许多个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第一次接受了政府的规则。按格里高利教皇的看法，机构化的教会是被“愚昧而又极具煽动x的妇女”绞杀的。她们窝藏拒绝宣誓效忠者；帮助秘密地组织群众；鼓励她们的丈夫去向政府请愿，要求在热月革命之后重新开放教会；拒绝通过教区牧师受洗或者结婚；并且当其他努力都失败之后，还以宗教自由的名义发动了暴动。旧时广受欢迎的圣徒又重新流行了起来，特别是在反对革命的地区，同时新的假圣人也被创造了出来。在晚上背诵经文成了政治上的抵抗行动。在共和国历第七年，人们在荣纳省的维勒西赫村找到的小册子上发现了“无畏的苏珊”发表的反对文章。她是这样写的：“在我们这里的政府专制与其他地方的情况都不相同。他们告诉我们，你们是自由和最崇高的。但同时，我们又受到了严密的管制，在美妙的星期天我们不能唱歌和游玩，甚至不能跪下向上帝表示敬意。”
在政府和更为坚决的城市革命者的冲击下，宗教变得非常私人化了。1794年，在经过移民、辞职和结婚，再加上被处以关押、流放和死刑之后，几乎已经没有牧师还在从事公共宗教事业了。虔诚只能在家里，在家庭内部或者在小型的值得信任的团体中。但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只要存在着限制，私人就会公开宣布他们的信仰。被当作仓库、马厩、硝石制造点、鱼市和俱乐部处的教区教堂得到了恢复，并再次被神化。神器和圣衣从埋藏之处被挖了出来，有些人恳请来提供这项服务。如果找不到一位牧师，就可能由一位小学老师或者前任官员来提供此项服务。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城镇外，共和国历的休息r是不为人们所认可的，而到了星期六村民们就会聚集起来，表示他们不愿意去工作。这种公众事务和私人事务混杂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建立了一种新的持久的宗教实践的结构，那就是，妇女成为教会的支柱，她们坚定地保护着教会，而男子最多不过是偶尔去去。公众生活的新形式，酒店和咖啡馆里大多是男x人群。
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2）
在家庭生活领域，公共当局的侵入是最显而易见的。婚姻被世俗化了。人们认为仪式是婚姻的一部分，而且必须当着一位市政官员来举行仪式。在旧政权下，婚姻就是双方表示同意的一种形式；牧师只是这种表示的见证人。根据1792年9月20r的法令，官员不仅要管理登记，而且还要宣布夫妇关系的合法。现在公共当局在组成家庭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政府决定婚姻的障碍；重新建立并规定采取的过程；给私生子以权利；确定离婚；并限制家长的权力。国会试图通过建立新的国家教育体系来推行这样一个准则，按丹东的说法，就是“孩子们首先是属于共和国的，然后才属于他们的父母”。波拿巴自己也坚持认为：“法律让孩子出生，为他提供教育，为他提供一个职业，并规定了他结婚、旅行和选择职业的条件和方式。”
有关家庭生活的法律显示了与革命政府的竞争事务。在保护个人的自由、保持家庭的团结和加强政府控制之间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尤其是在全国国民大会期间，革命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护个人免受可能出现的家庭或者教会暴力的。盖章的书信尤其令人作呕，因为它们常常被家庭用来拘押那些反叛和挥霍的孩子。不过，1790年8月成立了家庭法庭机构，立法者通过它来解决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甚至包括离婚问题。但《民法典》对于个人的关心却远远不够，特别是妇女的快乐和自由，它强调的是父亲的权力。本来属于家庭法庭的权力要么回到父亲的手里，要么被国家法庭所接管。总的来说，政府限制家庭和教会的权力就是为了增加自身的权力；它保障个人的权利，维护家庭的团结，并限制家长的权力。
在离婚案件上，个人的权利、家庭的维持和政府的控制之间的紧张关系是非常明显的。离婚案件在大革命时期才首次出现在法国历史上。离婚是1791年宪法所表述的自由在逻辑上的延伸。宪法第7条把婚姻世俗化了，它是这样表述的：“从此，法律认为婚姻是民事合同的一种。”如果婚姻是双方一致同意基础上的民事合同，那就存在着破裂的可能。先前的条件给了这些理由更进一步的可能。在民法中，神职人员是与天主教会相分离的。在许多社区，许多夫妇拒绝在宣过誓的教士面前举行结婚宣誓。除了世俗化的婚姻之外，政府还控制了其他的民事登记，并取代教会拥有解决家庭生活问题的最终权力。除了法律提出的新说法之外，关于离婚的争论并不是十分广泛，人们提出了离婚的其他原因：解放不幸福的夫妇；婚姻专制主义下妇女的解放；而且对于新教徒和犹太教徒来说这也是一种良心上的解脱，因为他们的宗教是禁止离婚的。
1792年的离婚法案是非常开明的，它认可了离婚的7个理由：被判有罪、需承担身体上的处罚或者丧失公民权利的；有犯罪、暴行或者给他人造成重大伤害的；道德沦丧的；被抛弃两年以上的；失踪五年以上的；移民国外的。在这些情况下，准予立刻离婚。另外，夫妻双方同意，经过4个月之后，也可以离婚；而且因x格不合，并经过调解6个月之后，也可以得到批准。离婚后再次结婚需要等一年的时间。离婚所涉及的法律程序并不复杂，大多数人都可以达到要求；更为突出的是，法律对男女双方同样适用。在当时，这是世界上最开明的法律。书包网 。。
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3）
根据拿破仑法典第六章的规定，离婚的理由被减少到三种：被判有罪、需承担身体上的处罚或者丧失公民权利的；有暴行的；有通j行为的。按照拿破仑对家长权力的重新确认，妇女权利被大为减少了。丈夫在妻子有通j行为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离婚，而当丈夫把情妇留在家里时，妻子却无权请求离婚。另外，如果妻子被判通j罪，就会被送到监狱去呆上两年，而在同样的情况下，丈夫却可以逃避惩罚。虽然协议离婚条款被保留了下来，但它也被加上了许多限制，例如丈夫必须满25岁；妻子的年龄必须在21至45岁之间；婚姻存续期间必须在2至20年之间；必须得到家长的许可。从1792年到1803年，法国共有3万起离婚案，但在此之后这个数字就有所下降。让我们举一个经过仔细研究的例子，在里昂，从1792年到1804年，每年有87起离婚案，但从1805年到1816年，每年只有7起。在鲁昂，从1792年到1816年之间的1129起离婚案中，有43％是发生在1792年到1795年之间的，而1803年以后，每年只有6起。
离婚的可能x是否会对共和国新公民的私人生活产生真正的冲击？在城市中答案是肯定的，但在乡村，情况远不是这样。例如，在图卢兹，从1792年到1803年，共有347起离婚案，但在相同的时间段内，在雷瓦尔和穆雷，每年只各有两起。在里昂和鲁昂这样的大城市，到1802年为止，那些在大革命中建立并至少有7年以上的婚姻已经有3％到4％破裂了。1884年重设离婚之后，到1900年前后，离婚率是％，这个比例也许并不比18世纪90年代高多少。离婚的夫妻来自城市的各个阶层，不过工匠、商人和专业人士更容易离婚。很显然，妇女从新法中受了益。在里昂和鲁昂，由单方提起的离婚案中，有2/3是由妇女首先提出的。大多数离婚不是双方同意的，只有1/4到1/5的离婚案是由双方共同提出的。
根据1792年的法律，离婚的主要原因是遗弃和长期失踪。接下来最常见的理由就是感情不合。甚至最枯燥的统计数字也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伤心的故事。在里昂那些常见的遗弃案中，有1/4是一方控告另一方已失踪了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了！半数以上的配偶失踪了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大革命提供了一个让法律联系实际的机会，而这个实际包括一些由来已久的问题。男x与女x在提出离婚时，以遗弃和不合为理由的情况相差不大，但是我们是否会对妇女更多地以暴力作为理由而感到吃惊呢？家庭法庭和后来的民事法庭的记录中充斥着丈夫攻击妻子的案例。这些案例中常见的暴力工具是拳头、扫帚、陶器和火炉用具，有时甚至是小刀。
离婚立法并不单是为了把个人从不幸福的内部环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按照要求，不幸福的夫妻必须通过家庭法庭或者家庭会议对离婚做出安排。丈夫和妻子一起挑选亲友组成法庭双方当事人，然后由法庭来决定案件的事实真相以及财产的安排和孩子的监护。很显然，离婚是十分容易被接受的，因为只有1/3到1/2的请求会被撤回。但是由于离婚是新生事物，再加上教会的抵制，离婚案件能达成圆满的很少。甚至最遵守宪法的主教们也只有在另一方活着时不可能再婚的情况下才接受离婚。不过，仍有1/4的离婚男女再婚了。离婚申请很少会产生监护权之争，这也许是因为寻求离婚的人很少会有未成年的孩子，也可能是因为法庭和父母都不会把孩子看成是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有大量的反对意见，但是有证据表明，后一种情况下，在父母的证词和法庭记录中，孩子很少被提及；即使有辩论，也很少有关于孩子监护问题的决定；而且当夫妻们偶尔提到他们的孩子时，也不会提到孩子的名字和家中有几个孩子。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4）
在大革命期间，离婚过程是可以观察私人情感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窗口之一。我们不清楚在这个混乱的年代，个人的感情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诺格雷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女儿怀孕的故事，孩子是一个有妇之夫的。她的母亲假装自己怀了孕，这样她们就能到乡下去等待孩子的出世，因此也就能保住女儿的名誉。看来大革命并没有触及到这位模范母亲，她们碰到婚姻关系问题时所采取的办法和1789年以前没有什么不同。当然并不是大革命创造了对妻子的殴打。但离婚的可能也会对婚姻产生某些影响。现在是妇女，例如利奥奈斯？克洛迪娜？拉梅想离开她的丈夫，因为“她和他在一起不会幸福”。在许多情况下，相爱成为婚姻的基础。结婚已经成为一种不同寻常的时尚：在路易十六时代年平均结婚数为万，而到了1793年，这个数字上升为万。这些婚姻并不都是由于相爱。那些丈夫不满25岁，比妻子年轻10岁以上的婚姻从9％到10％上升到1796年的19％，这也许是因为这是避免被征兵的最好方式。
要想去观察那些革命者的私生活是非常困难的。那些政治领袖的不带感彩。他们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了公众生活，这与旧政权中的前任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与建立新国家的实践无关，那么私人生活的大多数方面，像爱情、婚姻关系和个人健康是不会被公开的，即使是在很久以后才写成的也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况。19世纪20年代初，韦里埃－勒佩奥在写他的时，写了许多自己早年经历的浪漫爱情故事，但中间关于“革命之前的私人生活”的文章也只不过是占三卷中的一章而已。似乎随着革命的来临，私人生活也终结了，而且只有从公众生活中退下来以后，才重新开始私人生活。在书中，韦里埃…勒佩奥把早年与后来昂热中等学校的副校长的约会作为他私人生活的典型例子来讲述。革命中的公众生活经历几乎占了的全部。在韦里埃－勒佩奥的中唯一谈到私人生活的是他家庭生活的大事件，例如，他是如何寻找伴侣的，以及他对妻子和孩子的感情。当具体谈到革命经历的时候，他只是说了他的政治判断，而对其他方面绝口不提。他绝不把私事和政治混为一谈。
甚至罗兰夫人也是用这种惯常的风格来写作的。面对着断头台，她写下了她的“大革命小传”。这非常像政客的，里面都是每天发生的政治事件。不过，她也在中回顾了自己早年的生活。她把当成是私人经历的一个练习，“我建议用我在狱中的空余时间来收回那些属于我个人的东西。”在这些段落中，她详细描述了和父母在一起的生活，而且比韦里埃－勒佩奥更多地涉及了私人的情感。当母亲去世的时候，她悲痛欲绝。另外，她还很公正地评价了她对罗兰先生的最初看法。她说：“他的严肃，他的精神，他的习惯全都奉献给了工作，这令我认为，他是没有的或者说他是一位理x的哲学家。”
在18世纪80年代写的信中，罗兰夫人试图将对政治的兴趣和r常生活中的迷恋联系在一起。不过，1789年那充满吸引力的公众生活及其飞速发展使得她不可能成为革命年代的塞维尼夫人；她更多地涉足到当时的各种事件之中，而没有闲暇的时间去写信。她很快就意识到革命对私人生活的冲击，1789年9月4r她这么写道：“只有在照亮整个国家的爱情圣火被点燃之后，高贵的男子才能跟随着爱情的火炬。”1789年是她私人生活的重要分界线，因为这一年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分水岭。结果是，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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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非常具有戏剧x，又非常突然地中断了这种演进的过程，我们必须以相当矛盾的方式将其长期与短期的后果区分开。在当时，“私人的”或者特有的兴趣被认为可能对鼓励y谋和叛国有些许影响。人们认为透明度也即个人之间不存在障碍是公共生活的必要条件，革命党人开始改变他们的心灵和习惯，改变空间和时间，并且希望在这个新世界中塑造出一个与以前相比在外表、语言和感情上完全不同的新人来。这项工作由外及里，革命教会了市民新的符号和手势，而这最终会影响到他们最内在的自我。
长久以来，大革命加大了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差异，它强调家庭的价值，并通过对政治化的男人和内政化的女人之间的对比，来说明不同x别的作用。虽然还是实行家长制，但大革命承认了离婚，并在许多方面限制了家长的权力。它主张个利，并以安全权利的形式制定了最原始形式的人身权利原则（即使在今天的法国，这项权利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早在1791年，《刑法典》第184条就明确规定了对无故搜查和占有私人住所的侵犯行为的严厉处罚。
详细描述大革命的混乱历史需要整整一卷的篇幅，因为大革命对私人生活，无论从法律、风俗，还是文艺描写和r常实践都产生了冲击。在本部分的第一章中，这个时期的专家林斯？亨特就大致描述了一件其光芒一直照耀着19世纪的事件的本来面目。
在下一章中，卡特琳？阿尔把公众与私人（这里指家庭）的差异以及19世纪初在英国r益严峻的两x作用的差异，看作是福音派说教、功利主义文学作品以及经济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造成了家与工作场所的分离。
找到了自身真实身份的英国中产阶级在这种新的家庭观念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x的作用。这种观念也从中产阶级传到了工人阶级那里，但是工人阶级是以自己的方式和自己的目的来接受这种观念的。同时，绅士们发展了更私人化的社会生活风格，并把他们的城堡变成了乡间别墅。从保育室到花园，家的快乐都在“家庭天使”的翅膀下洋溢。
这种观念对寻求生意与快乐之间的平衡点的法国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在法国上层阶级中，英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是通过旅行家、纨绔子弟、被流放者、商人、牧师和家庭女教师来传播的。这种影响可以在各种领域中看到，比如说卫生习惯，衣服的款式，诸如“家”、“宝贝”和“舒适”这样的单词以及运动、求婚和中的时尚。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深入到了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1900年前后，工人主义者号召在公园、城市美化、运动和休闲活动中开展英国标准的竞赛。
英国受到重视非常正常，尤其是在19世纪的上半叶。随后，文化上很有建树的德国以及20世纪初的美国的吸引力增强了，有时甚至和英国不相上下。甚至，我们可以问外国的影响对法国甚至阿尔萨斯、尼斯和萨瓦等边界有争议的地区的私人生活有多大的影响。在卢梭和司汤达的时代，许多法国青少年旅行到了意大利，在那里他们初步学会了如何去爱，并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像吉纳维芙？布雷顿这样一个法国姑娘就深受意大利文化的影响，但其他众多法国人都是这样的吗？在19世纪，什么时期欧洲北部、东部或者南部受影响最大？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不管怎样，文化影响是一回事，私人生活是另一回事。生活风格并不是诸多自然天成的个人因素的简单综合，尽管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影响。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2）
在对外来影响的包容x方面，法国是一个极其矛盾的国度。在法国，开始时是出生率的降低，然后是高死亡率，这必然造成低人口增长率。这种人口学特征在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也使它成为一块移民的乐土。在19世纪下半叶，大量比利时人、意大利人和因大屠杀而被赶出来的东欧犹太人来到了这块土地。在1880年至1925年之间，有大约10万犹太人进入了法国，他们中的80％在巴黎安了家。总的来说，进入法国的移民从1851年的38万上升到了1901年的100万多，或者说占总人口的％，占巴黎人口的。根据释义，移民是贫穷和不引人注目的。从下面这些事例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来自欧洲中部的犹太人受到在法国生活了多年并已经被同化的犹太人的怀疑，而法国工人则对意大利移民产生恐惧，尤其是在出现危机时恐惧更甚。为了生存，移民们不得不维持他们的家庭体系和传统方式，然而立法，比如1889年关于加入国籍的法律，则促进了他们的同化。这种移民对私人生活的实践和概念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呢？
雅各宾时期的法国显得相当自信。这一时期的学校是一种统一的手段，促进了公民身份与习惯的同化。学校教人们应该怎么去解决他们的方言，纠正他们的口音，而且非常有效地使本国人和外国移民能适应这种强制同化的制度。法国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敌视以及不认为x是个x的主要方面可能也表明，法国对个x和亲密的认识是完全不受外界影响的。很明显，在19世纪，私人生活是与国家文化的繁荣分不开的。
在法国大革命中，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分界线是非常不固定的。国家、国家意志经常渗透到私人生活的领域。然而，矛盾的是公众空间的扩大和r常生活的政治化却最终造成19世纪早期私人空间更进一步的发展。 一度扩大的生活公众化，尤其是在1789年到1794年之间，造成了浪漫的自我主义的倒退，并使家庭蜕变成一个明确的内部空间。而在这之前，私人生活不得不忍受西方史中常见的系统x的攻击。
革命党人将公众与私人的差异更多地归于心灵，他们并不普遍地认为应该把新国家分开。从孔多塞到蒂博多再到拿破仑，他们的口号都是一样的：“我没有党派。”党派政治，也就是私人团体或者个人政治，被认为是y谋的同义词，而利益则是背叛国家的代名词。
在大革命中，私人意味着派别，私事就等同于产生y谋的秘密。因此，革命党人坚持全面的公开化。只有保持警惕并经常参与公共事务才能防止私人利益和各种派别出现。政治会议必须对公众公开；立议因为出席者众多且再三被g扰而合法化。任何沙龙、集团或者私人社j圈都会受到强烈的谴责。在公众政治场合表达私人利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行为。“只有一个政党，那是密谋者的政党，”夏博声称，“其他的都是人民的政党。”
这种强制x地坚持将私人事物排斥于公众领域之外的观念，很快就在超越公众和私人间的界线问题上产生了矛盾的后果。比如社会专用名词，比如贵族和共和主义者，又有了新的政治含义。如果一个共和主义者不是以饱满的热情来支持大革命，他就可能被冠以贵族的称呼，因此太多的个x有了公众化的政治含义。1790年10月，马拉宣称国家议会“几乎全是由前贵族、教士、律师、国王的侍从、官员和法学家组成，他们都是一群没有灵魂，没有精神，没有荣誉和没有礼貌的人，从信仰上和身份上都是革命的敌人”。大多数立法委员“是狡猾的无赖和可耻的骗子”，他们“是一群堕落的人，狡猾而不可信任”。不仅占据错误的政治地位，他们还缺少基本的素质。如果公众人物不是以正确的方式来保卫大革命，他个人就会堕落下去。马拉指向哪里，其他人就走向哪里。在1793年，“一个温和的斐扬派贵族”被认为是一个半文盲，“虽然很明显他有能力这样做，但他没有被证明是彻底的穷人和具有爱国心。他不再堕落下去，他拥有了国家的外衣，特别是那些没有荣誉头衔和共和主义头饰的人”。衣着、语言、对穷人的举止、在城市和陆地上的工作，这一切都成了爱国主义的范畴。那又是什么把私人与公众人物区分开的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3）
随着私人与公众精神特征的合并，政治行为并不限于巴黎地方x议会和更为根本的报纸。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可能就是1794年2月5r罗伯斯庇尔名为《关于政治的道德准则》的演讲。为了证明“在大革命中人民政府的主要动机是既高尚而又恐怖的”，这位公众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把共和国的高尚与君主制的堕落做了比较。他说：“在我们国家，我们希望用道德代替利己主义，用诚实代替名誉，用准则代替习俗，用义务代替财产，用理x的王国代替专制的方式，用对堕落的蔑视代替对不幸的蔑视，用骄傲代替傲慢，用灵魂的崇高代替自大，用对荣誉的热爱代替对金钱的渴望，用功勋代替y谋，用天才代替智慧，用真实代替光彩夺目，用充满魅力的快乐代替无聊的，用人x的伟大来代替偏狭。”他接着说，“在法国大革命中，不道德就是失策，堕落就是反革命。”
虽然革命者认为私人利益不应该在公众政治舞台上出现，但他们确信私人特征与公众道德还是密切相关的。1793年11月，在里昂成立的共和国临时警戒委员会正式提出：“每一个市民都必须经历真正的共和，把自己投入到改变法国命运的大革命中去……那些仔细权衡利益得失的人，那些计算着每一块土地、每一家事务所、每一个人才的价值的人，如果自称是共和主义者，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让他们离开这片自由的土地，因为人们很快就会认清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不洁的血y会弄脏这片纯洁的土地。”总而言之，用革命的观点来看，政治就是卢梭主义。完美的公众生活需要完全没有私心。不可能通过政党和利益集团来调节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但希望个人能实现反映外部国家革命的内在的私人革命。后果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私人生活被政治化了，公众的威胁几乎要吞没掉私人的部分。按里昂革命主义者的说法：“共和只欢迎那些自由民。”
在公众侵入到私人空间的事例中，最经常被提到的就是在服装上的表现。从1789年的法国议会开始，服饰就被注入了政治意义。米什莱是这样描述第三阶级和贵族间的差异的，他形容第三阶级代表是“一群穿着黑衣服，衣着朴素的人；而贵族代表是一小群衣着光鲜的人，他们戴着有羽饰的帽子，衣服上有花边和金饰”。按英国人约翰？穆尔的说法，这形成了这样一种状况：“衣着平实或者略显寒酸就会被认为是爱国的表现。”
1790年，时尚杂志是以“宪法的服装”来描写妇女的衣着的。而到了1792年，这就成了“代表平等的全套服装，包括在共和国妇女中非常流行的帽子”。按1790年《流行与欣赏》杂志的说法，在1790年，贵族们都穿着全国流行的颜s，“爱国的妇女穿着高贵的蓝s衣服，戴着绒的帽子，上面还有缎带和三s的帽章。最初，男士的服装样式并不是十分精确，但很快也形成了一个严格的记号体系。它以公众化的方式来表现私人特征。可以从鄙视戴帽章这一点认出温和派和贵族来。1792年以后，红s的自由之帽、卡曼纽拉短茄克和宽松的裤子成了共和主义者的标志，这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情感。”
从1793年开始，服装所包含的政治意味就更多了，以致国民会议不得不重申“装束的自由”。这个法规看起来似乎可有可无，因为“没有人会强迫其他人按特别的方式来穿着……冒着被认为是个罪犯的危险”。国家国民会议的决定表明，法令是直接反对那些妇女俱乐部的。那些俱乐部的女会员都戴红s的自由帽，并强迫其他妇女也学她们的样子。按代表们的意见，在革命最激进的时刻，也就是在非基督化的时期，服装的政治化对于推翻已经确定的两x秩序来说是个不小的威胁。法布尔？德格朗林把自由帽与妇女男x化联系在一起：“现在她们要的是红s的自由帽，但她们不会满足于此的，很快她们就会要求带手枪的腰带。”在等待领救济的队伍中，武装起来的妇女就更加危险了，更糟糕的是，她们还开始组建俱乐部。德格朗林接着警告说，“这些俱乐部不是由家庭中的母亲、女儿和姐妹们组成的，而是由女冒险家、中世纪的骑士、解放的妇女和女战士组成的。”代表们的掌声表示他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第二天，代表们就投票反对所有的妇女俱乐部，因为这些俱乐部推翻了“自然”秩序，也就是说它们把妇女从她们专有的家庭身份中“解放”了出来。为了回应市政厅的女代表，两个星期之后肖梅特疾呼道：“妇女们不去虔诚地g好她们的家务和照顾好孩子的童床，而是到公众场所去，在画廊和议会的围栏内发表长篇大论，这得体吗？”根据最激进的雅各宾派的领袖们的意见，妇女是与私人生活相联系的，她们以妇女的身份活跃在公众领域是被大多数男x所反对的。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4）
尽管，国会会议明确表示支持个人有选择着装的权利，但整个国家在此问题上已越陷越深。自1792年7月5r起，法律规定所有的男x必须戴三s帽，而且自1793年起，不论x别，全体法国公民都必须戴它。1794年5月，国会要求艺术家代表大卫发表他对改进国服的观点和建议，他提供了八个草案图纸，其中包括两套市民制服。他所提出的市民制服与官员制服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两种服装都包括带束腰的开襟短上衣、紧身长袜、短靴或者鞋、无边女帽以及一件半长斗篷。这种服装，既代表了复古和文艺复兴，又有戏剧主题。但是实际上，只有大卫的年轻顾客才穿着这位艺术大师的市民服装。然而，来自广受欢迎的共和国艺术协会的市民服装的创意表明，人们希望消除公众与私人之间的界线。不管是不是士兵，所有的市民都将穿着制服。艺术协会的艺术家坚持认为目前的服装式样与自由民的身份极不相称。他们认为如果个x已经被革命化了，那么服装也需要彻底的革新。如果服装上还存在着社会差异，那么怎么能实现平等？一点也不奇怪，艺术家和立法者都认为妇女的服饰并不是那么重要。按维卡的说法，妇女的着装除了比较过分的手帕以外基本不需要做什么变化，由于她们的作用被限制在私人化范围内，因此也就不需要穿国家的市民服装。
甚至当国家大规模改革和统一男x私人服装时，服装还具有政治意味。热月行动中，年轻的纨绔子弟们戴着白s的亚麻布，攻击那些头发上没有装饰的雅各宾党。纨绔子弟的“牺牲者服装”包括一件圆领上衣，雅致的鞋子，留着长长的鬓角，手里还拿着灌铅的短手杖。总的来说，革命给服饰带来了开放和光明。对妇女来说，这就意味着能越来越多地露出肌肤直至一个记者评论的程度：“有几位女神穿得如此少，如此透明，以至于她们否认会产生独特的满足，那种猜测的满足。”
私人空间中最私密的物品都被印上了革命的热情标记。人们可以在富裕的爱国者家里看到“革命之床”或者“联邦之床”。各种瓷器和彩陶器上都被画上了共和国的图案或者装饰。鼻烟盒、剃须杯、镜子、各种柜子，甚至坐便器都被画上了革命的场景或者具有象征意义的底座。自由、平等、兴旺和胜利都以各种年轻可爱的女神的形象出现在共和国资产阶级的私人空间里。甚至连可怜的裁缝和鞋匠都会用一个革命的r历来预约时间，而在他们家的墙上到处都是共和国的装饰图案、革命者的人像和古代英雄或者是重要的革命事件的历史x场面。当然不可代替的是圣母和圣徒的木刻和雕刻，我们不能肯定通过政治教育，公众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私人空间里对公众符号的依赖是建立革命传统的基本要素。而且正是所有的波拿巴画像和各种表现他胜利的画像帮助树立了拿破仑神话。私人空间的重新布置，实际上是表达公众对于革命领袖和追随者政治上的感激之情。
就像在欧洲，许多政治符号侵入到r常的私人生活领域那样，许多私人生活的符号也渗透到了公众领域。比如，本来在熟人之间使用的“你”字就走进了公众领域。1793年10月，共和主义者向国民会议呼吁：“应该不分x别地在语言中使用‘你’字。”他们的理由是，这种用法将“减少傲慢、减少差别、减少敌意、明显增加亲密度、增强人x化的趋势，因此也将更加平等”。代表们拒绝公开使用“你”这种形式，但是在最激进的革命圈内，“你”已经被普遍使用了。在较底层的阶级中，熟人间已经广泛使用“你”字了，但是在公众场合使用还是会造成不良影响，威胁到公众演说的正常规则。更令人震惊的是大量粗俗的词汇进入到公众的书面的政治演说中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法国大革命及国外的影响（5）
玛丽？安托瓦内特被描绘成与理想化妇女相对的倒置形象：是野兽，而不是文明的力量；是而不是妻子；是生产变形生物的怪兽而不是母亲。她是一个最极端、最不道德的例子，那些革命者害怕妇女们一旦进入公众领域会变得像她一样，这是对女xx别丑恶的诋毁。这种丑恶的诋毁似乎需要通常只在男士衣帽间的故事中才使用的排斥的语言，在公众领域，它被用来破坏高贵、敬重的气氛。
在许多方面，语言反映出公众和私人界线之间的变化。革命化的国家试图通过以法语代替方言和土语的规定来调整私人语言的使用。巴瑞克是这样来解释政府的地位的：“自由民的语言必须是统一的，并且与其他人的语言一致。”公众与私人之间的对抗成了语言上的对抗，新学校，尤其是布列塔尼和阿尔萨斯的学校都被要求教授法语，而且所有的政府法令都用法语出版。因此，在法国的许多地方公众演讲是公有化的，在实践中方言和土语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私有化的。
对一些人来说，创造私人语言是对丧失私人生活的一种补偿。被征召入伍而失去私人生活的士兵创造出了老兵的俚语，这把他们和普通市民区分开来。他们对装备、制服、军队部门、战场情况、报酬，甚至扑克牌中的数字都有他们自己的叫法。他们把德国敌人叫做“酸菜脑袋”，而英国则简单一点叫“该死的”。
在这个混乱的时期，家族的标志生发出颇为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当共和国的象征——罗马的自由女神出现在政府的印章、雕像和图案上时，她看上去很抽象，又有些遥远。但在很多图画中，她呈现出年轻女子或者年轻母亲的亲昵。很快，她就以最普通的女孩的名字玛丽安而闻名了。开始的时候人们带着嘲笑意味，但随后人们就非常热爱这个名字了。在妇女缺乏最具体的政治权利的时期，一个女x形象仍然能成为新共和国的偶像。1799年，以拿破仑本人为图像的雕刻使她从争论和分化的深渊里解脱了出来。权力有效地控制着感情，因此它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会为大家所熟悉。
政治演讲和革命时代的图像材料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家庭的故事。开始，国王被画成一位仁慈的父亲。他能认识到王国内的问题，并在刚成年的儿子的帮助下，把这些问题安排得井井有条。1791年6月，当他试图逃离国家时，这条秘密路线不可能保守住了。现在更加激进的儿子们进一步要求有根本的改变，并最终坚持由他们共同来取代父亲的地位。随后，淘汰专制父亲的要求进一步得到了补充，他们愤怒地反对那位从没被当成母亲的女人。玛丽安的通j是对国家的侮辱，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得到了一个可怕的下场。革命的兄弟关系替代国王夫妇成为权力的基础，这种关系保护着脆弱的自由和平等的姐妹。在新共和国的代表中再也没有了父亲的形象，而且除了他们小时候的形象之外，母亲也基本上不存在了。父母从这个家庭中消失了，只有兄弟们一起来建立一个新世界和保护他们还年幼的妹妹。偶尔，尤其是在1792年到1793年，妹妹们被描绘成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被认为是需要人来保护的。共和国被大家所爱护，但它还要依靠人民，这个巨大的男x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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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1）
革命对私人生活的影响并不完全是“象征x的”，在政治文化领域上有一定的表现，比如在语言、服装和政治礼仪上。在许多其他领域，革命者的政府直接挑战旧政权的社会机构的权力，比如教会、社团、贵族、乡村社团和众多的家族。而且在挑战的过程中，还为私人勾划出新的空间和私人的权利。
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没有抵抗和含糊不清的地方，而且在政府与其在控制私人生活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基督教教会的斗争中，很明显有许多这方面的问题。天主教是私人经历的信仰方向，也是公众礼仪的趋势；它是个人的集中，也是一个有权力的机构。它是革命中最强烈的公共斗争的中心。按最自由的方式，革命者最初是把他们的政权建立在对宗教忍受的基础之上的。宗教信仰问题是私人的事情。但旧习惯和r益增长的对资金的需求需要一个更为模糊的解决办法：没收教会的土地和取消为神职人员服务的内部机构。就像其他公共官员一样，主教也通过选举产生。另外一系列的革命需要来自神职人员的誓言和减少他们的数量。为了支持“不服从就是与反革命相联系”的观点，政府增强了对敬神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控制。按1801年的协议，拿破仑宣布了最明显的政府监控，而且让人们认识到政府始终有g涉私人信仰的权力。
虽然许多天主教教民渴望变革，但他们不会轻易默许政府的监控。为了保护他们的教会和他们的礼仪，许多个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第一次接受了政府的规则。按格里高利教皇的看法，机构化的教会是被“愚昧而又极具煽动x的妇女”绞杀的。她们窝藏拒绝宣誓效忠者；帮助秘密地组织群众；鼓励她们的丈夫去向政府请愿，要求在热月革命之后重新开放教会；拒绝通过教区牧师受洗或者结婚；并且当其他努力都失败之后，还以宗教自由的名义发动了暴动。旧时广受欢迎的圣徒又重新流行了起来，特别是在反对革命的地区，同时新的假圣人也被创造了出来。在晚上背诵经文成了政治上的抵抗行动。在共和国历第七年，人们在荣纳省的维勒西赫村找到的小册子上发现了“无畏的苏珊”发表的反对文章。她是这样写的：“在我们这里的政府专制与其他地方的情况都不相同。他们告诉我们，你们是自由和最崇高的。但同时，我们又受到了严密的管制，在美妙的星期天我们不能唱歌和游玩，甚至不能跪下向上帝表示敬意。”
在政府和更为坚决的城市革命者的冲击下，宗教变得非常私人化了。1794年，在经过移民、辞职和结婚，再加上被处以关押、流放和死刑之后，几乎已经没有牧师还在从事公共宗教事业了。虔诚只能在家里，在家庭内部或者在小型的值得信任的团体中。但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只要存在着限制，私人就会公开宣布他们的信仰。被当作仓库、马厩、硝石制造点、鱼市和俱乐部处的教区教堂得到了恢复，并再次被神化。神器和圣衣从埋藏之处被挖了出来，有些人恳请来提供这项服务。如果找不到一位牧师，就可能由一位小学老师或者前任官员来提供此项服务。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城镇外，共和国历的休息r是不为人们所认可的，而到了星期六村民们就会聚集起来，表示他们不愿意去工作。这种公众事务和私人事务混杂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建立了一种新的持久的宗教实践的结构，那就是，妇女成为教会的支柱，她们坚定地保护着教会，而男子最多不过是偶尔去去。公众生活的新形式，酒店和咖啡馆里大多是男x人群。
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2）
在家庭生活领域，公共当局的侵入是最显而易见的。婚姻被世俗化了。人们认为仪式是婚姻的一部分，而且必须当着一位市政官员来举行仪式。在旧政权下，婚姻就是双方表示同意的一种形式；牧师只是这种表示的见证人。根据1792年9月20r的法令，官员不仅要管理登记，而且还要宣布夫妇关系的合法。现在公共当局在组成家庭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政府决定婚姻的障碍；重新建立并规定采取的过程；给私生子以权利；确定离婚；并限制家长的权力。国会试图通过建立新的国家教育体系来推行这样一个准则，按丹东的说法，就是“孩子们首先是属于共和国的，然后才属于他们的父母”。波拿巴自己也坚持认为：“法律让孩子出生，为他提供教育，为他提供一个职业，并规定了他结婚、旅行和选择职业的条件和方式。”
有关家庭生活的法律显示了与革命政府的竞争事务。在保护个人的自由、保持家庭的团结和加强政府控制之间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尤其是在全国国民大会期间，革命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护个人免受可能出现的家庭或者教会暴力的。盖章的书信尤其令人作呕，因为它们常常被家庭用来拘押那些反叛和挥霍的孩子。不过，1790年8月成立了家庭法庭机构，立法者通过它来解决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甚至包括离婚问题。但《民法典》对于个人的关心却远远不够，特别是妇女的快乐和自由，它强调的是父亲的权力。本来属于家庭法庭的权力要么回到父亲的手里，要么被国家法庭所接管。总的来说，政府限制家庭和教会的权力就是为了增加自身的权力；它保障个人的权利，维护家庭的团结，并限制家长的权力。
在离婚案件上，个人的权利、家庭的维持和政府的控制之间的紧张关系是非常明显的。离婚案件在大革命时期才首次出现在法国历史上。离婚是1791年宪法所表述的自由在逻辑上的延伸。宪法第7条把婚姻世俗化了，它是这样表述的：“从此，法律认为婚姻是民事合同的一种。”如果婚姻是双方一致同意基础上的民事合同，那就存在着破裂的可能。先前的条件给了这些理由更进一步的可能。在民法中，神职人员是与天主教会相分离的。在许多社区，许多夫妇拒绝在宣过誓的教士面前举行结婚宣誓。除了世俗化的婚姻之外，政府还控制了其他的民事登记，并取代教会拥有解决家庭生活问题的最终权力。除了法律提出的新说法之外，关于离婚的争论并不是十分广泛，人们提出了离婚的其他原因：解放不幸福的夫妇；婚姻专制主义下妇女的解放；而且对于新教徒和犹太教徒来说这也是一种良心上的解脱，因为他们的宗教是禁止离婚的。
1792年的离婚法案是非常开明的，它认可了离婚的7个理由：被判有罪、需承担身体上的处罚或者丧失公民权利的；有犯罪、暴行或者给他人造成重大伤害的；道德沦丧的；被抛弃两年以上的；失踪五年以上的；移民国外的。在这些情况下，准予立刻离婚。另外，夫妻双方同意，经过4个月之后，也可以离婚；而且因x格不合，并经过调解6个月之后，也可以得到批准。离婚后再次结婚需要等一年的时间。离婚所涉及的法律程序并不复杂，大多数人都可以达到要求；更为突出的是，法律对男女双方同样适用。在当时，这是世界上最开明的法律。书包网 。。
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3）
根据拿破仑法典第六章的规定，离婚的理由被减少到三种：被判有罪、需承担身体上的处罚或者丧失公民权利的；有暴行的；有通j行为的。按照拿破仑对家长权力的重新确认，妇女权利被大为减少了。丈夫在妻子有通j行为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离婚，而当丈夫把情妇留在家里时，妻子却无权请求离婚。另外，如果妻子被判通j罪，就会被送到监狱去呆上两年，而在同样的情况下，丈夫却可以逃避惩罚。虽然协议离婚条款被保留了下来，但它也被加上了许多限制，例如丈夫必须满25岁；妻子的年龄必须在21至45岁之间；婚姻存续期间必须在2至20年之间；必须得到家长的许可。从1792年到1803年，法国共有3万起离婚案，但在此之后这个数字就有所下降。让我们举一个经过仔细研究的例子，在里昂，从1792年到1804年，每年有87起离婚案，但从1805年到1816年，每年只有7起。在鲁昂，从1792年到1816年之间的1129起离婚案中，有43％是发生在1792年到1795年之间的，而1803年以后，每年只有6起。
离婚的可能x是否会对共和国新公民的私人生活产生真正的冲击？在城市中答案是肯定的，但在乡村，情况远不是这样。例如，在图卢兹，从1792年到1803年，共有347起离婚案，但在相同的时间段内，在雷瓦尔和穆雷，每年只各有两起。在里昂和鲁昂这样的大城市，到1802年为止，那些在大革命中建立并至少有7年以上的婚姻已经有3％到4％破裂了。1884年重设离婚之后，到1900年前后，离婚率是％，这个比例也许并不比18世纪90年代高多少。离婚的夫妻来自城市的各个阶层，不过工匠、商人和专业人士更容易离婚。很显然，妇女从新法中受了益。在里昂和鲁昂，由单方提起的离婚案中，有2/3是由妇女首先提出的。大多数离婚不是双方同意的，只有1/4到1/5的离婚案是由双方共同提出的。
根据1792年的法律，离婚的主要原因是遗弃和长期失踪。接下来最常见的理由就是感情不合。甚至最枯燥的统计数字也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伤心的故事。在里昂那些常见的遗弃案中，有1/4是一方控告另一方已失踪了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了！半数以上的配偶失踪了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大革命提供了一个让法律联系实际的机会，而这个实际包括一些由来已久的问题。男x与女x在提出离婚时，以遗弃和不合为理由的情况相差不大，但是我们是否会对妇女更多地以暴力作为理由而感到吃惊呢？家庭法庭和后来的民事法庭的记录中充斥着丈夫攻击妻子的案例。这些案例中常见的暴力工具是拳头、扫帚、陶器和火炉用具，有时甚至是小刀。
离婚立法并不单是为了把个人从不幸福的内部环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按照要求，不幸福的夫妻必须通过家庭法庭或者家庭会议对离婚做出安排。丈夫和妻子一起挑选亲友组成法庭双方当事人，然后由法庭来决定案件的事实真相以及财产的安排和孩子的监护。很显然，离婚是十分容易被接受的，因为只有1/3到1/2的请求会被撤回。但是由于离婚是新生事物，再加上教会的抵制，离婚案件能达成圆满的很少。甚至最遵守宪法的主教们也只有在另一方活着时不可能再婚的情况下才接受离婚。不过，仍有1/4的离婚男女再婚了。离婚申请很少会产生监护权之争，这也许是因为寻求离婚的人很少会有未成年的孩子，也可能是因为法庭和父母都不会把孩子看成是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有大量的反对意见，但是有证据表明，后一种情况下，在父母的证词和法庭记录中，孩子很少被提及；即使有辩论，也很少有关于孩子监护问题的决定；而且当夫妻们偶尔提到他们的孩子时，也不会提到孩子的名字和家中有几个孩子。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公共机构与私人信仰（4）
在大革命期间，离婚过程是可以观察私人情感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窗口之一。我们不清楚在这个混乱的年代，个人的感情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诺格雷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女儿怀孕的故事，孩子是一个有妇之夫的。她的母亲假装自己怀了孕，这样她们就能到乡下去等待孩子的出世，因此也就能保住女儿的名誉。看来大革命并没有触及到这位模范母亲，她们碰到婚姻关系问题时所采取的办法和1789年以前没有什么不同。当然并不是大革命创造了对妻子的殴打。但离婚的可能也会对婚姻产生某些影响。现在是妇女，例如利奥奈斯？克洛迪娜？拉梅想离开她的丈夫，因为“她和他在一起不会幸福”。在许多情况下，相爱成为婚姻的基础。结婚已经成为一种不同寻常的时尚：在路易十六时代年平均结婚数为万，而到了1793年，这个数字上升为万。这些婚姻并不都是由于相爱。那些丈夫不满25岁，比妻子年轻10岁以上的婚姻从9％到10％上升到1796年的19％，这也许是因为这是避免被征兵的最好方式。
要想去观察那些革命者的私生活是非常困难的。那些政治领袖的不带感彩。他们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了公众生活，这与旧政权中的前任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与建立新国家的实践无关，那么私人生活的大多数方面，像爱情、婚姻关系和个人健康是不会被公开的，即使是在很久以后才写成的也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况。19世纪20年代初，韦里埃－勒佩奥在写他的时，写了许多自己早年经历的浪漫爱情故事，但中间关于“革命之前的私人生活”的文章也只不过是占三卷中的一章而已。似乎随着革命的来临，私人生活也终结了，而且只有从公众生活中退下来以后，才重新开始私人生活。在书中，韦里埃…勒佩奥把早年与后来昂热中等学校的副校长的约会作为他私人生活的典型例子来讲述。革命中的公众生活经历几乎占了的全部。在韦里埃－勒佩奥的中唯一谈到私人生活的是他家庭生活的大事件，例如，他是如何寻找伴侣的，以及他对妻子和孩子的感情。当具体谈到革命经历的时候，他只是说了他的政治判断，而对其他方面绝口不提。他绝不把私事和政治混为一谈。
甚至罗兰夫人也是用这种惯常的风格来写作的。面对着断头台，她写下了她的“大革命小传”。这非常像政客的，里面都是每天发生的政治事件。不过，她也在中回顾了自己早年的生活。她把当成是私人经历的一个练习，“我建议用我在狱中的空余时间来收回那些属于我个人的东西。”在这些段落中，她详细描述了和父母在一起的生活，而且比韦里埃－勒佩奥更多地涉及了私人的情感。当母亲去世的时候，她悲痛欲绝。另外，她还很公正地评价了她对罗兰先生的最初看法。她说：“他的严肃，他的精神，他的习惯全都奉献给了工作，这令我认为，他是没有的或者说他是一位理x的哲学家。”
在18世纪80年代写的信中，罗兰夫人试图将对政治的兴趣和r常生活中的迷恋联系在一起。不过，1789年那充满吸引力的公众生活及其飞速发展使得她不可能成为革命年代的塞维尼夫人；她更多地涉足到当时的各种事件之中，而没有闲暇的时间去写信。她很快就意识到革命对私人生活的冲击，1789年9月4r她这么写道：“只有在照亮整个国家的爱情圣火被点燃之后，高贵的男子才能跟随着爱情的火炬。”1789年是她私人生活的重要分界线，因为这一年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分水岭。结果是，她较?
第 1 部分
欲望文